“运”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东西，有“时运”、有“气运”、有“命运”、还有“国运”。你可以认为它是迷信、是虚幻，但又必须承认它的存在。它像一只无形的大手，冥冥之中拨动着人生，改变着一个人乃至一个国家的前途和走向，时而山重水复却柳暗花明、峰回路转，时而山穷水尽又曲径通幽、绝处逢生。

一个世纪以前，多灾多难、命运多舛的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曙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冲破“三座大山”的重重黑雾揭竿而起，带领中国人民展开了波澜壮阔的反压迫反剥削斗争。经过二十八艰苦卓绝的不懈奋斗，终于以少敌多、以弱胜强，在一片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层层摧残的废墟上建立起了一个崭新的人民共和国。

这其中，人心向背是胜利的关键，但也有一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曾在不经意间改变了战争的结果和走向。

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前二十年里，一直充当的是一个“太上皇”的角色，无论是中共党代会的召开、领导层的选拔任用、还是重要的军事决策，背后都有他们的影子，甚至是深深的烙印。

不可否认，他们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成长曾发挥过很大的指导和帮助作用，但是，在我党成立之初的前十几年里，他们罔顾中国的特殊国情，盲目地根据苏联经验，通过安排和安插代理人的方式，对我党颐指气使、发号施令，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极大的混乱和被动，最后还造成了无可弥补的巨大损失。

其中的代表就是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口嗨专家”王明。

1931年1月，在王明的导师、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的要求和操纵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仓促召开。会上，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虽然当选为总书记，但王明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最高领导人。

1931年4月和6月，中央特别负责人、掌管大量核心机密的顾顺章和名义上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先后被捕并可耻叛变，虽然他们在招供出部分中共领导人后立即被国民党枪决，但是，大批中共高级领导却因此暴露，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何孟雄、湖北省代理书记林育南以及著名左翼作家柔石、胡也频等人先后遇难，党中央机关所在地的上海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

这时，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王明胆怯了，他不是勇敢站出来进行斗争，而是选择通过向米夫求助离开上海，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方式进行逃避。

人走了，权力却不能丢，王明选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博古。而自己则在莫斯科郊外的花园别墅里悠闲散步，并时不时地根据国内博古等代理人的汇报，利用共产国际的名义，通过长波电台在“莫斯科——上海——瑞金”之间发号施令遥控指挥。

中国革命的灾难来临了。

教员被排挤、打压、架空，不仅失去了军事指挥权，甚至连参与权也被剥夺，红军遭遇了自建军以来最惨烈的失败，最后被迫长征。近十万红军指战员衣衫褴褛、忍饥挨饿、缺枪少弹，在崎岖坎坷的山水间艰难跋涉，与国民党数十万追兵周旋交战，几乎每一步都有一名战士倒下，尤其是湘江一战，更是让86000名红军损失近三分之二。

中国革命，危在旦夕！

山重水复之际，却突现柳暗花明：刚刚发生的一个意外事件打破了一切。

1934年8月，就在红军长征前夕，仅上任两个月的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盛忠亮被捕叛变，出卖了一大批我党潜伏人员，其中就包括中共秘密电台台长武子明，上海局的电台由此遭到破坏，上海方面就这样意外地与中央红军失去了无线联系。

这样一来，王明失去了消息来源，博古和李德则成了无头苍蝇。

几人对此急怒交加却又无计可施，许多年后，李德在他的《中国纪事》中还表达着自己的懊恼和遗憾，他说：“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这个问题（指与粤军陈济棠的秘密谈判） 的无线电往来，是一年半中最后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上海局连同电台都被国民党秘密警察查获了。这样，我们同共产国际代表团以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联系完全中断了。由此而来的中央同外界的联系完全隔绝，对以后事态的发展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

我们可以清楚的是，李德所谓的“无法估量的影响”指的并非中国革命，而是他们因此失去了权力——因为他们凭借共产国际和王明控制中国革命的“尚方宝剑”没了，说话不好使了，教员、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持不同意见者不好压制了。换言之，他们的好日子快到头了。

王、博、李三人的遗憾，却是中国革命的福气。

1935年1月15日—17日，没有了外界掣肘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召开了真正民主的、畅所欲言的的“遵义会议”，布尔什维克理论家博古和“纸上谈兵”的军事家李德彻底下马，教员第一次进入中共领导核心，成立了周恩来、教员和王稼祥的新“三人团”，并实际由教员负责军事指挥。

这次会议，宣告了王明在中共党内达四年之久的统治从此结束，早已获得全党认可的教员则是众望所归。

而这一切，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却一无所知——但是，他即使在国内又能怎么样呢？血的失败事实和教训他能否认吗？他能违背周、朱、彭、刘等人的民意而通过强词夺理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吗？

他什么都做不到，而且，不在国内对他反而是件好事，因为这至少可以让他避免急赤白脸的争辩并躲过灰头土脸的尴尬。

遵义会议，对过去四年临时中央的军事路线几乎作了全盘否定，而这种否定，虽然表面上看是针对博古、李德，实际上则是王明和他背后一直力挺的共产国际。

从组织原则上讲，我党毕竟还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还要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像这种大政方针的改变和主要领导层的更换，至少需要得到共产国际名义上的认可和肯定。这样，才能有利于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维护新领导集团的权威，才能巩固通过艰苦斗争得来的成果。

由于电讯联系渠道已被切断，中央决定，委派政治局常委陈云带队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进行当面汇报。

陈云一行不负众望，到达苏联后，向共产国际总书记负责处理中国问题的季米特洛夫详细汇报了遵义会议前后的斗争情况以及工农红军领导机构的变动情况。共产国际震惊之余，也真正认识到原来对中国革命情况进行了估计错误，并对遵义会会议的决议表示了高度认可。

中国革命，从此峰回路转。

中央红军在四渡赤水之后，又在贵阳城下虚晃一枪，吓得蒋介石急调滇军入黔救驾，导致云南防务空虚。红军则大摇大摆地一路向西，于四月二十四日越过滇黔边界，进入云南。

这时，国民党军追击部队的前锋距离中央红军还有好几天的路程，而红军佯攻昆明又让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急金沙江防务部队回援，使得滇北金沙江沿岸一带也出现了兵力空白，中央红军自南向北迅速穿越云南东部抵达金沙江边的条件已经成熟。

但是，一个困难也同时摆在了中央红军面前。

进入云南东部平原后，“由于没有地图，对云南的地形道路很陌生，靠一份全省略图，地点路线都很不准确。全军都不知道金沙江渡口的位置在哪里，仅靠询问向导探索前进。用这种侦察方法，至多只能查胆两三天的行程，往往要走不少弯路。”（吕黎平《青春的步履》）

四月二十八日，红军先遣分队率先来到了沾益与曲靖之间的公路上。

这时，先遣分队时任中央红军总部第一局作战参谋的吕黎平和侦察队长陈育才发现从公路上远远地开来三辆卡车，车上插着青天白日旗。到嘴的肉怎能放过，他们轻而易举地就伏获了这三辆卡车。

经过简单问讯，得知卡车上装的是龙云送给即将入滇的国民党中央军的礼物。安排人一清点，结果让吕黎平他们万分惊喜：车上除了装有十箱名贵的云南白药、大量的普洱茶和宣威火腿外，居然还有十张精确到十万分之一的云南省作战地图。据押车的副官讲，因为中央军即将入滇作战，这些地图是部队长官薛岳专门和龙云索要的。龙云本来计划用飞机送去，结果飞行员生病，于是才临时改用汽车。

教员得知消息后非常高兴，他说：“我们正为没有云南详图而犯愁的时候，敌人就送上门来了，真是解了燃眉之急。”“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一战绩比在战场上缴获的武器还要重要……”

教员和红军有理由兴奋，因为这时，尾随的国民党中央军万耀煌的第十三师距离红军只有三四天的行程，这十张地图至少给中央红军节省出了两天的时间，能少走许多弯路。

是日晚，中央红军在哨口村召开了紧急会议。

毛泽东让参谋吕黎平在刚刚缴获的云南省地图上标出了各军团和中央纵队从现驻地到达金沙江边的龙街、皎平和洪门三个渡口的行进路线和距离，并决定趁金沙江沿江敌人布防空虚、尾追之敌尚有一段路程的时机，迅速抢渡金沙江。

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九日，初步跳出国民党包围圈的中央红军已全部进入云南，一大早，中革军委便根据头天晚上研究的计划正式发布了《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指示要求“全军指战员均能够以最高度紧张性与最坚强意志赴之”。

四月三十日，红一军团二师和五军团一部继续装作主力佯攻昆明，原金沙江驻守滇军也正火速回援，这时，中央红军的真正主力却分为三路纵队向北直进，开始了对金沙江渡口的突袭。

根据中革军委的部署，龙街为红一军团的预定渡口，三军团是洪门渡口，五军团和中央纵队则是皎平渡口。从安排上看，皎平无疑是主渡口。

在距离皎平渡口六十里一个叫沙老树的地方，作为前锋的干部团先头排抓到了一个川军的胖民团，并把他带到总参谋长刘伯承面前。经询问，民团正在根据四川军阀刘文辉的侄子刘元塘的命令，将南岸所有能够找的船只进行烧毁，妄图断绝红军渡河的一切路径。

刘伯承和在场的人一听心里暗惊。

金沙江是长江上游的别称，江水沿着川藏边界呼啸而下，在云南石鼓折向北，形成了一百一十度的急转弯，并在高山峻岭中切出了三千多米深的大峡谷。江两侧全是悬崖峭壁，不仅水流湍急，多有明石暗礁，数百公里内没有任何桥梁而且也无法架桥，渡河的唯一方式和工具就是船。

多年后，时任红一军团一师师长的李聚奎回忆龙街渡口时说：“我们用绳拴住门板，然后从上游一块挨着一块往水里放，可是由于水流太急，只架了江面的三分之一，就无法再架了。这时虽刚入五月，但金沙江夹在两岸高山之中，在炎热的太阳暴晒下，汗流浃背。我们整整架了两天桥，毫无进展。”

就在发现中央红军转向滇北的时候，常凯申作出了为数不多的准确判断和英明决策，他电令龙云把沿江所有的渡船全部销毁，甚至“竹木片亦应严密收集或烧毁”。龙云也知道其中的利害，立即下达了封锁金沙江沿江渡口的命令，并让川军予以配合。

刘伯承不动声色，在表明身份后，要求他想办法给红军找些船只。胖民团说：“报告红军长官，皎平渡口的江边还停着两只船。”

午夜，干部团先遣连到达江边，发现渡口确实有两只渡船靠在南岸。经询问，才知道这居然是北岸川军的船。先遣连立即实施了控制，并在江边客栈老板的帮助下，又找到了三条船。

先遣连两个排立即渡江，并迅速攻占四川厘军局设在岸边的保安队据点，俘虏了川军江防大队大队长汪保卿。

经审问得知这两条船的来历后，先遣连不仅哑然失笑，同时也都暗自庆幸。

汪保卿是厘金局负责人，而且还是当地人，凭借坐地优势和职务之便，一贯在此作威作福，在收税之余，还顺带干些敲诈勒索和吃拿卡要的勾当。他从没有见过红军，只从国府和川军的宣传中听说过这支“匪军”，因此，不仅没把红军放在眼里，没把江防当回事，而且他还认为发财的时机到了。

刘文辉和刘元塘严令必须把南岸所有的船只拉到北岸，他却偷偷留了两条船做起了生意，而且坐地起价：单客渡江每人收洋一元，挑担子的加收半元；空马一匹收一元，马背上驮货物的收两元。甚至“无论谁要渡江都得收钱，连邮差也不例外。”

汪保卿的这两条“发财船”，成了中央红军的救命船。

陈赓率领的干部团后续部队也迅速过江，并击败川军刘元塘部，完全控制了皎平渡口南北两岸。

红一、三军团在龙街和洪门渡口架桥失败后，也全部转移到皎平渡口。

5月9日晚，所有红军全部顺利渡过了金沙江。

两天以后，国民党军第一支追击部队才堪堪到达金沙江边，在这里，他们除了湍急的江水和北岸传来的零星枪声之外，连红军的影子都没看到。

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二、三、六四个纵队十二万人在鲁西南强渡黄河，拉开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伟大序幕！

渡河之后，刘、邓又迅速发起鲁西南战役，在一个月内连续作战，先后歼灭国民党军四个整编师部、九个半旅，共计五万六千余人。

常凯申虽然一时没有明白刘、邓的战略意图，却也立即从陕北、山东等地调集七个整编师十七个半旅驰援鲁西南，对刘、邓实施围歼。8月2日，他在日记中兴奋地写道：“合围之势完成，祈天佑我歼灭也。”

刘、邓却绝不纠缠，就在常凯申和国防部还在做着趁黄河水涨之机聚歼美梦的时候，他们却于8月11日分十几路在商丘东西一百多里的平面上一举跨过陇海铁路，向着国民党军队宽阔空虚的战略纵深疾进。

8月18日，大军艰难通过横宽二十余公里的黄泛区，24日渡过汝河；8月26日，来到了淮河北岸。

正常情况下，这一地段的淮河面阔底浅，人、牲皆可徒涉。但时逢雨季，上游水位陡涨，河水汹涌，解放军费了好大气力才找到了十几条小木船，承载力有限，往返试了几次后，发现一天也渡不了几千人。

此时，负责追击的国军十九个旅正紧随而来，其先头部队整编八十五师已与我后卫部队发生了遭遇战。国民党中央社叫嚣：“流窜豫皖边境之共匪刘伯承部遭国军分途痛击，复有淮河天堑横亘其前，正陷于进退维谷绝境。”因此，全军必须迅速渡河。

刘伯承来到六纵渡口，询问负责侦察的指战员能否徒涉，众人回答说不行。刘帅再次追问道：你们是否新版侦察，试过水深，能否架桥？指挥员回答说，前卫团侦察过，不能徒涉，也不能架桥。

刘伯承略作沉思，亲自坐上一条小船，手持一根长长的竹竿，逐处探测水深。

不久，刘伯承回来了，向岸边喊道：“河水不深，流速甚缓，快叫李参谋长（李德生）组织部队架桥”。

布置后还不放心，叫身边的指挥员写一封信，新版看过后，在“坚决迅速架桥”几个字旁边加了两层圈，并严肃地责备说：“粗枝大叶害死人！”接着又说：“越是紧要关头，领导干部越是要亲自动手，实地侦察。”

时任6纵17旅旅长的李德生回忆说：

“不久，先头部队又接刘司令员来信，说亲自看见上游有人牵马徒涉，命转告李达参谋长:停止架桥，叫部队迅速徒涉!顿时，部队转向浅水河段，在宽阔的淮河上，我南下大军沿着水上插的标记，分成四路、五路、六路纵队，浩浩荡荡，一夜之间，渡过了淮河，克服了进军大别山途中的最后一道险关。

我十七旅徒涉河段，水深齐胸，个子矮的漫到了颈部，干部战士大多数是北方人，还有不少是女同志，他们不会游泳，看到这么大的水，有的畏缩不前。我下令，所有骡马都用来驮带部队过河。我的军马，让警卫员在前面牵着，几个女同志围在马的两边，有的抓马鞍，有的揪马尾，趟过了河。”

解放军完成渡河后的一段更显奇幻：

“我旅第四十九团是纵队后卫，当该团三营部队刚渡完，淮河水位急速上涨，恰恰把大批敌人追击部队挡在淮河北岸。吴绍周带领部队追到河边，得知我军是徒步过河的，他也下令部队徒涉，结果许多人马来到河心就被大水冲走了。”（《李德生回忆录》）

这个才是“天佑中华”的终极版本！

在八七会议上，教员拒绝了瞿秋白让去上海党中央工作的提议，坚决要求回湖南领导秋收起义。

1927年8月18日，教员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出席了在沈家大屋召开的新省委会议，对秋收起义又进行了深入讨论和研究。

8月30日，省委常委会议决定，在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等地组织武装起义，并任命教员为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具体领导这次武装暴动。

当夜，教员连夜赶到株洲，向当地党组织负责人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和秋收暴动计划，随后又前往安源，在张家湾召开了安源市委及有关负责人会议，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宣布了负责秋收起义的领导机构，明确了起义军的编制和进军路线，并决定由起义部队配合各地工农武装，分三路进攻长沙。

会后，毛泽东身穿白色的褂子和长裤，在潘心源、易子义、刘建中陪同下，直奔铜鼓。为防万一，教员化名张先生，身份是安源煤矿采购员。

早在9月6日的时候，长沙卫戍司令部意外截获了我长沙党组织给各支部关于中秋节举行武装起义的密令，他们立即宣布，自9月8日起，“特别戒严五日，每日晚十时，即断绝交通，并于中秋日加紧戒严，军警停止放假，日夜满街，均放步哨，以防暴动。”结果，当教员走到浏阳和铜鼓交界的张家坊时，被正在奉命巡查的民团巡逻查房队抓住，并押往民团总部。

九年之后的1936年6月，在延安的窑洞里，教员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起了事情的详细经过:

“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冶萍矿工和农民武装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毙。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枪毙我对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却不允许。因此我决定设法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二百米的地方，我才找到机会。我一下子挣脱出来，往田野里跑。”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日落。士兵们在追踪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几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尽管有五六次我已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再次被抓住，可是不知怎么的我没有被他们发现。最后，天近黄昏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彻夜赶路。我没有穿鞋，脚底擦伤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友善的农民，他给我住处,后来又带领我到了邻县。我身边有七块钱，用这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我最后安全到达农民武装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虽然那位民团队长没有接受收买，但是“张先生”的化名身份仍然起到了很大的保护作用，否则，他们绝不会放弃这次立功受奖机会的。

有惊无险，教员于抵达铜鼓，在县城萧家祠召开了三团干部会，布置了起义各项事宜。

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

9月10日，教员兴奋地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西江月·秋收起义》：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修铜一带不停留，便向平浏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动。

三十七年后的1964年10月2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首演，全国人民唱响了“东方红，太阳升，东方出了个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