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傍晚，户长于朴从外面回来说：“队里的马车今晚去公社粮库拉豆饼， 咱们跟马车去两个人，找粮库的领导好好地说说，也许能同意我们提前几天把下个月的粮食领回来。”同学们一听来了精神，一个个从炕上爬起来， 迅速准备好所有装粮食的口袋，送户长和另外一名男同学去公社粮库。每个同学又拿出最后的一点点零花钱和粮票，塞到他们俩人的手里，让他们在路上买点儿吃的。女生户长许桂云又嘱咐他俩到公社以后， 去找知青办主任(因为所有集体户的粮证和买粮的专用款都由公社知青办统一管理)，跟他诉诉苦，求他帮忙找一找粮库领导。 他俩在同学们期待的目光中，略带一些悲壮的表情默默地上了马车。

一群饥饿的孩子，在初春的寒风中，目送马车远去，直到转过山脚看不见了 才回到屋里。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去路边等，往远处望，从早上到中午，又从中午到了黄昏，不知道去了多少次。终于在天快要黑了的时候，从远处传来了清脆的马铃声。远远地，在山脚的转弯处，在落日的余晖中，马车出现了，马车回来了！两名同学站在马车上，挥舞着帽子，喊着什么也听不清，看样子一定是满载而归，两位“采购员”真的是胜利归来。同学们一片欢呼，像迎接凯旋的英雄，迎着马车跑去。不等车停稳，两个同学便跳下马车，告诉我们哪些是集体户的粮袋子。虽然那几天我们个个都饿得有气无力，大伙儿还是争先恐后、气喘吁吁地把一袋袋的粮食扛了回来。我扛了一袋50斤的面粉，累得浑身冒虚汗，腿直发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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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伙儿围着两个胜利归来的“采购员”问这问那，两个同学大讲如何找知青办主任诉苦，如何找粮库革委会主任特批、签字，如何费尽周折。他又是表功，又是炫耀，不等他俩说完，有人大声说：“先说今晚吃什么吧， 都要饿死了。”同学们有的说烙油饼，有的说做大米饭。这时，房东张大爷 在房门口说：“孩子们呐，好几顿没吃东西了，还是先喝点稀的吧，别撑坏了肚子。”

同学们一听，有道理。女户长许桂云说：“做面片汤吧！”于是，大家一起动手，男同学有抱烧柴的，有点火的，有挑水的；女同学开始和面，擀面片。刚从市里回来的周晓莲同学，拿出自己的钱，买了二十几个鸡蛋。水烧开了，女同学开始往锅里抻面片、下鸡蛋，还没等完全熟透，男同学就开始一碗接一碗地吃起来，那真是狼吞虎咽。头两大锅，女生一口也没吃，都让男生吃了，每个人都吃了五六碗。第三锅女生才开始吃，个个吃得额头渗出了汗珠，脸上泛着红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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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李景海提出，全户开个会，讨论一下吃饭的事。于是，全户同学围坐在一起，一番郑重的发言后，决定成立伙食管理小组，组长是陈忠，组员是胡晓光、周晓莲。当时就制定了全月的伙食管理计划：大米做几顿，白面做几顿，还有黑面、高粱米、苞米面等，都一一制定了详细的食谱，并且规定每人每顿按4两定量，严格管理，不能超出。然后又把计划写在纸上，贴到了锅台旁边的墙上。

从第二天开始，胡晓光严格执行伙食管理计划和每个人的定量标准，又到大队供销社买了一杆秤，每顿用秤秤出定量。虽然每顿饭只能吃六七分饱，但毕竟一日有三餐了。

过了几天，生产队开始种土豆，把土豆发芽的部分用刀切下来，作为种子种到地里，剩余的没有发芽的部分都给了我们集体户，那几天我们抬回来好几大筐。这样一来，除了每顿4两苞米面饼子之外，每人还能吃到一碗盐水煮土豆块，基本上填饱了肚子。用同学的话说：“比新四军伤病员在芦苇荡里吃芦根和鸡头米强多了。”

生产队又把最好的一块地分给集体户当作菜地，队长领着我们种上了土豆、豆角、黄瓜，栽上了茄子。 大约过了一个月左右，盐水煮土豆没有了，每顿又是四两苞米面大饼子加咸菜。无奈之下，胡晓光每天去生产队的豆腐房，端回一盆豆腐渣，掺到苞米面里贴大饼子。蒸出来的大饼子，表面看来还不错，但吃到嘴里很难下咽。因为吃不饱，干起活来浑身没劲。社员们经常给我们好吃的，有 大煎饼卷鸡蛋酱，还有农村特有的黏豆包。

记得有一次，一位姓刘的老大爷给了我一个菜包子，告诉我是水芹菜(一种山野菜)馅的。我一点儿都没客气，接过来几口就吃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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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我们再饿，也没有偷社员家的鸡、鸭、鹅。社员们都说：“这些城里的小青年还真能吃苦，干活也不错!”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