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赶鸭子上架

父母都是教师，可能自己从小也就具备了教师气质，很多不了解我的人认准我当过教师。其实在我40年的工作履历中，从没有教师的经历。但细想来，不，我在5连还真教过几天课。

那是1972年的一天，我正在大田里干农活，就见连队张指导员风风火火冲我走来，我心中一惊。

“有什么急事吗?”

“你是老高中的吧?”张指导员停住脚步立刻问我。

“对，我是68届高中的，怎么了? ”

“那你帮帮忙，咱连小学校的老师病了，一时上不了课，孩子们没人教，你给代个课吧。”

我听后一阵踌躇，“这怎么行。我什么准备也没有，书本都撂下6年了，怎么教，教什么也不知道呀? ”

指导员说：“就是救个急，小学课本你能看懂吧，照着讲就行！ ”

“这不是误人子弟吗？”我还是不想去。

见我找理由，指导员下了死命令。他严肃地说，“这不是和你商量，而是命令你。”没脾气，我只好乖乖地扛起锄头跟着指导员离开大田。知青们都以羡慕的眼光目送着我，我知道，他们肯定在想：这小子又能找个轻省的地方歇一气、偷点懒了。因为当年在北大荒，最苦最累的活儿就是锄地大地。殊不知此时的我心里七上八下，一点底气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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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员把一本四年级语文、数学书拿给我，指着上面的页数，让我明天从这里续讲。无奈，我只好捧起了书本。

小学四年级的课本对我这位老高一(文革时的中学生现称为老三届，即1966、1967、1968年应该毕业的初、高中学生)的学生来讲的确是小儿科，但教学是有程序的，总不能拿起就说吧。我绞尽脑汁，寻找讲课的切入点和能够举一反三的角度，在短时间内用尽了智慧。当自我感觉还良好时，其他知青早已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醒了，穿上我星期天去团部商店买的的确良花衬衫，换上双布鞋(平时干活都穿劳动服、球鞋)，夹着课本朝学校走去。知青们戏称：“林老师，走啦！ ”我笑着看了他们一眼，没吭声。

小学校是连队办的，以前听说但从没去过，这次机会难得啊。

学校在老职工宿舍的后身，一排平房，前面有一块空地，权当是操场。操场旁立个铁架子，上面挂着块生铁片，上下课时老师们用另一个铁棍敲打它作为钟声，条件真是十分简陋。

连队办小学其生源就是附近连队和本连的职工子弟，这些孩子上初中就去团部学校了。

当我走进四年级教室，指导员已等在那里了。教室黑黑的不大，一个破旧的木头讲台放在前面，讲台对面，十几个孩子的眼睛紧盯着我看。指导员介绍说，李老师病了，我们请林老师替李老师代课。同学们要遵守纪律，好好听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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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着十几个孩子陌生的面孔和同样陌生的环境，我突然不紧张了，仿佛我就是位一直站在讲台上讲课的人民教师。我拿起粉笔在身后的木黑板上迅速写下我的名字，就开始进入正题，讲语文的词汇和语法。我现在实在想不起当时讲的是小学里的哪篇课文，却觉得讲的很自如，学生们听得也很安静，立时自我感觉良好，讲的兴致也被调动起来。

站在旁边的张指导员看到这个局面，点了点头，放心地走了。指导员一走，我更是没了拘束，讲起来收放自如。心说，我这北京来的高中生的水平，对付你们这一帮边远地区的毛孩子还不是富富有余！ 心中甚为得意，也为自己这样快就进入角色而暗暗佩服自己的智商。

突然，一个稍大点的孩子指着我用诧异的口气说道：“她不是老师！ 她是知青！”

我一愣，这是谁家孩子，我怎么不认识他！ 接着，他更加坚定地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顿时，教室内大乱。同学们纷纷跟着呼应，仿佛戳穿了一个弥天大谎。

我一时语塞。一个不是老师的知青来讲课，的确是名不正言不顺。在孩子们的眼中，老师就是老师，知青就是知青，二者是不能混淆和替代的。城市的孩子是这样，边疆的孩子也是这样，不能因为是在边疆就随意起来。我之所以当初不同意来代课，潜意识里也有这个因素。顿时我没了底气。

我平时也不怎么串门，这是谁家小子认出了我? 让我遁形无处。但是，作为兵团战士，连队领导的指示还是要不折不扣执行的。我清理了一下思路，定了定神，清了一下嗓子，抬高声音说道：“同学们安静。我就是知青！ ”我这种不遮不掩的态度，一下镇住了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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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我实事求是地说，“你们的老师生病了，指导员很着急，搬救兵搬来我这个老高中生。自我介绍一下，‘文革’开始时我上高一，若按部就班上学，我已大学毕业了。况且，‘文革’后期复课闹革命时，我还做过小我四岁的69届初中毕业生的辅导员，有过当老师的经验。”我接着说：“如果同学们等李老师病好再来上课，我也没什么意见，但受损失的是你们自己。耽误了课时和进度，受影响的还是你们。我虽然是知青，却不能小看，我会像你们的老师一样，认真地把知识传授给你们。刚才我讲的课你们爱听吗?”我决定不在是不是知青身份这个问题上做文章，而要把吸引力转到教学的水平上。果然，同学们呼应了我的话题，高声答道：“爱听！ ”行，我要的就是这句话！

“那咱们接着上课。”一场风波平静了，教室又传来朗朗读书声。

其实，孩子们的话是对的。教育原本是件严肃的事情。老师不够，知青就有资格顶替?但是在文化革命的日子里，教育还有什么地位，老师还有什么尊严，连边疆孩子都知道的道理，在当时中国偌大的土地上却无理可讲，大肆批判“师道尊严”，无数教师被侮辱与迫害，教师的缺失更是在若干年后才得以解决。

这就是我做教师的一段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