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那一年，连里抽出了 3个班新组建一个排水队，到16连和10连之间去挖排水沟。排水队的工作很辛苦，主要就是挖土方。

我的工作是负责烧开水，因为我们喝的是水泡子的水，不烧开了不能喝，容易生病。

离我们宿营地不算很远的地方有一个水泡子，上面飞着很多小虫，水里还有蝌蚪和小鱼。我在水泡子边上放一块木板免得打滑，然后半桶半桶往上提水，灌满两个桶后挑回水房，倒进锅炉就可以烧开水了。锅炉的上方有一个小水管，是看水温的，经常会有小鱼苗漂在里面。司务长老刘指着水里的小鱼苗开玩笑说：“我说小孙啊，你是给我们烧开水呢，还是给我们熬鱼汤啊? ”我尴尬地苦笑着说：“不是怕大家营养跟不上吗，就只好熬鱼汤啦！”

图片来源于网络

其实我真的不愿意烧那开水，大家都在排水工地，只有我一个人来回围着水泡子转，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哪有那么大的劲儿呀，弄不好脚一滑，万一真掉进了水里都没人知道，等到发现人没了就晚了，也就只有开追悼会的份儿了。

我这么想，却也不敢说。兵团战士嘛，就是要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大无畏革命精神，一切行动听指挥，一生交给党安排。我只能自己千加小心万注意啦。就这样坚持了几个月，排水任务完成了，就到了秋收的季节。

那年的雨水特别多，麦子泡在水里了，豆子泡在水里了，玉米泡在水里了，那是粮食呀，兵团战士怎么能让国家财产受损失呢，一定要把水里的粮食抢回来。

9月底10月初的东北，天气已经很冷了，地里的水没过了小腿，上面结了一层薄冰，我们穿着小水靴下到地里，马上就灌进水，那一刻我们真正懂得了什么叫做冰凉刺骨，战友们却没有一个后退的，坚持一个多月，总算完成了秋收任务。

秋收以后，连里的工作没那么紧张了，就组织一些娱乐活动，像什么拔河比赛啦，4×100米、4×400米接力赛啦，还有战士们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等来活跃连队的气氛。上海知青张佩彬，王者莲的一曲女声二重唱《洪湖水浪打浪》是那样优美动听。北京知青曹学岩带领全班表演诗朗诵《北大荒我的第二个故乡》，那种认真的表演、真挚的感情，那种战天斗地的决心，足以激发起战友们又一轮比学赶帮超竞赛的热潮。

转眼间快过年了，这是我们远离家乡在北大荒过的第一个春节。

图片来源于网络

连长指导员考虑得很周全，怕知青们想家，让炊事班以班为单位给我们发了白面和饺子馅。然后还是以班为单位，每个班分到一个老职工家一块儿过年。

那时候的人真是淳朴，我们去的每家的大姐、大嫂都像招待亲人一样招待我们。煮好了红鸡蛋，拿出了平时不舍得吃的红枣、花生、瓜子来招待我们。

当我们走到一家老职工门前时，正听到一个小男孩在问他的妈妈，

“我们家过年吗?”

他妈妈说“过呀，每家都要过年的。”

小男孩又问，“那咱们家来知青吗?”

正好这时我、石国华、张淑春等一起来到他家门口，我们一起说道，“我们这不是来了吗，你说说我们算不算知青啊?”

小男孩乐得直蹦高，跳着脚喊，“噢，噢，我家来知青了，我家来知青了！”

然后跑回屋里拿出了几个红鸡蛋硬往我们手里塞，一边塞还一边说，吃吧吃吧我家还有呢。这位大嫂忙把我们让进屋里，又是让座又是倒水的，还把桌上准备好的花生瓜子一个劲往我们口袋里装。看到连小孩子都是这样欢迎我们，心里真的好感动。

冬去春来，很快到了1970年5月份，连队里又增加了新的血液。

我们迎来了新的战友——上海知青。

在欢迎新战友的晚会上，上海知青胡品琴带头喊起了口号“活着就要拼命干，一生献给毛主席”。连长梁培友不住点头，赞许地连说了几个“不错！”

他说不简单呀，刚到连队就能喊出这样的口号，真的是不简单呀。

胡品琴这个刚从上海来到兵团的小丫头，不光是口号喊得响，干起活来也从来不含糊，脏活累活都是抢着干。还有那个张跟娣可爱干净啦，刚分到班里，我们给她腾出了床位，她就打来一大桶水把我们的宿舍彻底打扫了一遍，门、窗，还有床底下我们放鞋的木板，统统用水洗了一遍。大家见拦不住她，就都一块干了起来，直到她自己认为满意了才开始休息。

那时候，每天吃完晚饭全连都要到大食堂开会，开会之前都要唱几首歌，唱得最多的一首歌的歌词是，“毛主席教导记心怀，一生交给党安排，笑洒满腔青春血，喜迎全球幸福来”。

那时候人员调动很频繁，先是调走了一个男子班到值班分队，时间不长又调走了一个女子班到团部大修厂，没过多长时间，又调走了7个人到排水队。一个两个调走的那就记不住了，总之，那时候一唱这首歌，心里就打鼓，总觉得又要有人调走了，一边唱，一边观察连长和指导员脸色，好像要从他们脸上找到答案一样。其实他们也是要执行团里的决定。

1975年，由于矿务局的工作性质，也为了本系统职工能安心工作，北京矿务局将所有本局职工的下乡子女全部调回北京，这是天大的好事。连里一下子就走了10多个北京知青。

时间一年一年过去了，知青也一年比一年少了，有上调的、上学的、招工的、病退的、困退的，总之知青们都在寻找着自己的出路，那时可真是有一种度日如年的感觉。

转眼到了1978年，知青更少了，原来一个宿舍住14个人，所有的宿舍都挤得满满的。现在一个宿舍住4个，一人占半个大通铺，还有空房子。时不时就有办回城的人。

那个时候我母亲有病出不了门，就由我的婶婶帮我办理困退手续，她一次又一次往返于居委会，办事处，知青办，没有熟人没有后门，要办困退的知青是那样多，真比登天还难。终于在政策稍微有些松动时，我的困退函批下来并发往了团部。我的婶婶高兴极了，赶紧通知了我。

图片来源于网络

那是在9月份，正是秋收时节，团里冻结了所有的函件冻结了户口，一切为秋收让路。好不容易秋收结束，团里正式批准了我的困退函，我终于可以回家了。

那时候，我的心情复杂极了，有高兴，有遗憾也有留恋，毕竟这是我生活战斗了 10年的土地，这是我留下10年青春的地方。

就在我要走的前一天，一些老职工家属给我送来了鸡蛋、鸭蛋、鹅蛋、豆油，还有瓜子和水果，哈尔滨知青马红霞从自己家里给我烙了很多油酥饼，10个甜的，10个咸的，说是带给我火车上吃的。我永远也忘不了战友们对我的这片深情厚意。

又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我终于回到了阔别10年的北京，回到了家，开始了我人生新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