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消耗”的主张，对于中国红军来说是不适时宜的。“比宝”不是龙王向龙王比，而是乞丐向龙王比，未免滑稽。——《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在职业拳击比赛中，一般不允许跨级别挑战，因为体重的差别决定了抗击打能力和出拳重量——如果双方体重差别过大是存在生命危险的，所以根据体重制定级别是为了保护体重小的拳手。

如果硬要挑战也可以，那就是你必须增长体重，要达到或至少接近你要挑战的级别，否则免谈。

但如果让博古和李德参加这类比赛的话，他们是不信这个邪的，这两位满腹经纶的布尔什维克理论家认为，只要抱着苏联的经验加上勇气和信心，弱小就能战胜强大，革命也会无往而不胜。

所以，他们坚持让连“迷你轻量级”都算不上的红军去和武装到牙齿的“重量级”国民党军队在阵地上、在坚城下死扛硬拼。

于是，红军遭遇了最艰难、最悲壮的时刻！

一是攻城（坚）战：赣州之败。

自中央做出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率先胜利的决议之后，从1932年初开始，就多次督促一方面军夺取赣州，然后顺赣江而下，顺势夺取吉安、南昌、九江等城市，让中国革命率先在江西开花结果。

主席对此坚决反对，并且理由极其充分。一是国民党城坚、炮利、人多，红军正好相反，人少而且武器装备落后，仅凭革命热情和大刀梭镖是打不下这座城市的。而且赣州南北还有国民党的重兵，随时可以增援，一旦久攻不克，就可能被敌人内外夹击包了饺子。

面对掌握话语权的项英的强硬态度，主席甚至提出了一个折中办法：如果非要打，那就采取围城打援术，首先歼灭来援之敌，然后视情况相机夺取赣州。

但是，抗议无效，在项英的主持下，红三军团于1932年2月4日发动赣州战役。结果，一直到3月8日，在经历数次攻城、还有两次总攻的情况下，这场以梭镖大刀对坚城大炮的阵地攻坚战，以红军伤亡3000多人、被俘400多人而草草结束。最后，项英无奈亲自上门求救，还是主席提议由前不久国民党军起义改编的红五军团作为预备队前去支援，否则红三军团能否全身而退都是问题。

实际上，早在1930年7-9月间，在“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导下，红军曾经两次实施过攻打长沙计划，虽然第一次因长沙防务疏忽侥幸成功，但第二次却遭遇严重失败。对第二次失败的深刻教训，主席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

“此次攻长沙不克，其原因有三：…………（三）技术条件不具备。敌之工事是欧式重层配备，铁丝网、壕沟等计八九层，我们只有肉搏，没有重炮破坏敌之工事，交通器具如无线电等我们也没有，以致两个军团联络不好，因而失机。”

教训很深刻也很惨痛，但当时在王明路线的错误坚持下，不仅不吸取，而且还一犯再犯。

二是对攻战：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1932年10月3日至8日，苏区中央局于在江西宁都召开全体会议。会议在“左”倾思想占上风的情况下，通过了“左”的军事行动方针，要求红军以进攻战略粉碎敌人大举进攻，进而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及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同时还对实行的“诱敌深入”、“避实击虚”等战略战术进行批评，认为是“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而且，为了削夺主席的兵权，还改变了军委编制，取消了红军前敌委员会和总政委 设立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并因此撤消了主席的红军总政委职务。

1932年底-1933年3月，国民党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反围剿。幸运的是，由于在几年来国民党和各省军阀“进剿”、“会剿”和前三次反“围剿”的过程中，红军主要的作战原则已经形成，所以，根据毛泽东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周恩来和朱德采取声东击西、大兵团伏击、集中优势兵力、坚决围歼的作战方针，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但是，胜利带来的不是承认和被承认，而是变本加厉的打击：当发现自己的“进攻路线”没有被有效执行的时候，博古等人气急败坏，对主席以及其身边的邓小平、罗荣桓、谭震林等人进行了严厉批判，甚至还为此搞了个“罗明路线”。

更加悲剧的是，一个叫李德的外国人在这时从上海临时中央来到了江西苏区，并在博古的支持下开始负责红军的军事指挥工作。

这一次与赣州之战的不同之处是国、共双方攻守易位，相同之处是双方装备的巨大差距——这时，至少有一半的红军战士手里拿的还是梭镖大刀。

博、李二人一反主席一贯的表面示弱、实是进攻的“积极防御”，提出要与国民党进行“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通过积极进攻，“御敌于国门之外”、“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土地。

毫无意外，没有任何优势的进攻迅速遭受挫折，心态被打崩的两人又开始消极防御，实行分兵防御、“短促突击”，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仍然是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

情况进一步恶化：在优势装备和人数5:1的加持下，到1934年10月的时候，国民党的合围已基本形成，根据地已经守不住了，再不想办法，等待红军的将是灭顶之灾。

1934年10月17日，红军被迫开始了伟大而艰苦卓绝的长征。

三是阻击战——湘江战役。

战略转移的时候，博古、李德的“大搬家”让红军行动迟缓，丧失机动优势，结果被国民党中央军和湘、桂等部军阀合围在了湘江东岸。为保证中央纵队的安全，一、三、五、八、九军团被迫承担起了阵地阻击任务，结果，在敌人飞机大炮以等优势兵力和火力的压迫下，仅仅几天的时间，红军就遭受了自创建以来的重大损失，数载之功，几乎毁于一旦，用后来彭老总的话说就是“崽卖爷田不心疼”。

这次重大失败，除了红军未能灵活机动和出其不意的传统战术手段外，同样是武器装备的巨大代差所致。

国民党和军阀一方，除了人员优势和地面重机枪、大炮甚至燃烧弹等充足火力之外，空中还有飞机轰炸配合作战。

红军方面则不仅没有重武器，就连弹药都严重不足。为了保证集中火力，缴获来的优质弹药都被集中到了机枪手那里，大部分红军只能用土制枪炮，而且为了节省弹药还出了这样一条规定：不到步枪的有效射击距离内，任何人都不准开枪——换言之，在正面接触的初期，相当一部分红军只有被动挨打的份。而手里拿着大刀长矛的，则只能等敌人打到近前时才与其展开肉搏。

低劣而且数量严重不足的装备带来的不仅仅是作战能力的不足，还有严重的伤亡数字。

中央红军从出发前的86000人一战锐减至30000人，其中：

红八军团从瑞金出发时兵力为10922人，渡过湘江之后只剩下1000余人，整个建制几乎被打垮。

红九军团出发时拥有11000余人的兵力，湘江战役之后也只剩下3000余人。

而湘江战役中担任红军后卫的红五军团出发前尚有12000多人，一战减员就达8000多人，而拖在最后的34师6000余官兵几乎全部壮烈牺牲。

湘江战役中最后一批死难的红军战士也来自五军团，在进入老山界前，上百名早已弹尽粮绝的战士，在用大刀和枪托与敌人作了最后的搏斗后，遭到了桂系军阀的单方面屠杀。

穷、打不起，成为革命初期造成重大伤亡和制约红军发展的主要因素。

赣州之败

战争力量指可直接和间接用于战争的各种实有力量和潜在力量，也就是战争赖以进行并对其进程和结局具有重大影响的物质基础，包括武装力量及武器装备、战争物资等，以及能够动员或开发的用于战争的人力、物力、财力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

这里有一个长征前红军所有家底的统计。

长征是一场被迫的战略性转移，中央和军委对长期性和困难性做了最坏打算，并在人员、弹药、物资方面都尽根据地所能地做了最充分的准备。

但是，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仍然少得可怜。

1934年10月7日，也就是在长征开始前的几天，在将部分新兵和140多万发子弹、7万多枚手榴弹进行补充后，各军团的人员及装备情况大体是这样的。

军委纵队（由中央红军总司令部、中央党政机关、卫生部、后勤部、及其直属队等组成）：共计14546人，枪支4228支。

第一军团：兵力19880人，枪支8383支，子弹五156649发，手榴弹19281颗，梭镖513杆，马刀219把，迫击炮8门，炮弹612枚。

第三军团：兵力17805人，枪支8287支，子弹482736发，手榴弹20518颗，马刀118把，迫击炮8门，炮弹680枚。

第八军团：兵力10922人，枪支3476支，子弹180341发，手榴弹10006颗，梭镖816杆，马刀50把，迫击炮2门，炮弹104枚。

第九军团：兵力11538人，枪支3945支，子弹258697发，手榴弹9942颗，梭镖1023杆，马刀82把，迫击炮2门，炮弹104枚。

此处没有统计第五军团，一是因为他们当时仍然在阻击阵地一线，二是这个时候博古和李德还没有最后决定让不让他们一块参加战略转移——原因不好解释，但有一点，五军团是由投诚的原国民党26军整体改编过来的，他们是在大部队转移后的第二天才被通知长征，而且是担任后卫掩护工作。

从数字可以看出，能够装备武器的人数比例总体上不到40%，刚刚组建的红八军团约32%，军委纵队则不足30%。

长征期间的几个事例最能看出红军的窘状。

在进入湖南地界之前，先锋部队第一军团二师四团在打败一支尾随而来的粤军后，缴获了一宗军需物品，其中有大量的曳光尖头子弹。这让一直使用苏区自产的“再生弹”的四团官兵如获至宝，接着就给大家分了。在后来的转移作战中，除了湘江战役这种大规模作战外，很多战士根本不舍得使用，有人甚至到长征快结束的时候还没有打完。团长耿飚自己就装了满满三个子弹袋，直到和四方面军两河口会师后，他还将其中一包作为礼物送给了前来接应的第三十军八十八师政委郑维山。

枪炮弹药的捉襟见肘还突出反映在阻击任务上。

据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九十一师师长徐深吉回忆，当长征进入陕西后，军委命令由他率部在渭河附近阻击胡宗南部，掩护主力部队北进。结果他却看到，敌人经常无视我军阻击部队的存在，直接从阻击阵地前大摇大摆地进行追击。过后，徐深吉批评其中一个负责掩护的部队干部，说为什么不开枪。结果该干部说，没子弹怎么打。

二七六团团长陈康不相信，便亲自带队担任掩护任务。当敌人追踪至阵地前约一百米的时候，陈康下令开枪，结果只有一支枪响了，其他人都没开枪。面对陈康的质问，有战士指着胸前的弹袋说，里面只剩下两发子弹了。

穷怕了的红军指战员极其珍视各类缴获的“先进武器”。1935年，转移中的红二、六军缴获了国民党一门山炮，红军指战员从上到下都对其十分重视和爱惜，在后来的转移过程中无论多么艰难都没有丢弃。他们的方法让人心酸：爬山过河和没有战斗任务的时候就拆卸开来、化整为零，用到的时候再重新组装，就这样一直带到了陕北——那个时候有谁能想到，14年后，也就是1949年1月14日，平津战役发动前，在天津城外，解放军竟然有将近1300门火炮集中进行了40分钟的轰击后，才正式出动地面部队！

这种情况甚至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结束。重庆和谈期间，针对国民党的蓄意挑衅，根据主席的部署，晋冀鲁豫军区发动了上党战役。虽然战役最终胜利结束，但在几次围点打援的时候，刘伯承发现了一个问题，即战斗之初枪声非常稀疏，后期才逐渐密集起来——这是因为随着战斗的进行，解放军收缴的枪支弹药多了的缘故。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为了有米下锅，红军可是想尽了办法。

红军简陋的武器装备

我们都是神枪手，

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我们都是飞行军，

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在那密密的树林里，

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

在那高高的山岗上，

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

没有吃，没有穿，

自有那敌人送上前，

没有枪，没有炮，

敌人给我们造。

《游击队歌》贺绿汀词曲

主席有个著名论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枪杆子如何得来呢？

这一点国民党不愁，作为当时中国名义上的国民政府，他们掌握了全部的军工生产资源。在当时来说，蒋介石手里至少有四家大型军工企业，其中又以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兵工厂（著名的汉阳造就出自此处）、华北的太原兵工厂和东北的沈阳兵工厂三个最为著名。同时，他还通过江浙买办与英美财团搭上线，用出卖国家利益的方式轻松获取英美军援。抗战开始后，他们得到了苏联的军事援助；日本投降后，所有重型武器又几乎全部被他们接收。

红军没有这个条件，只能自己想办法。

整个战争时期，红军主要通过三种方法获得武器。

第一种方式是自己制造。

井岗山期间，中央苏区形势基本稳定之后，在江西省东固乡（现属吉安），红军建立起了第一个武器制造厂。说是厂，最早其实就只有几间平房，还是主要进行武器维修，并兼制大刀、长矛和土枪等。后来，随着根据地的外拓，红军的生产设备逐渐丰富，在打下福建漳州后，甚至还有了一台发电机，再加上上海中央当局想方设法给弄到苏区的几台旧机床，苏区形成了自己的“机械化”军工作业。这时，红军开始从打下的城镇中有目的地招募铁匠、焊工等技术工人，终于能够开始生产手榴弹、火箭筒等一些简单的武器。

但是，在这种人员、技术、材料条件下，这些土制武器不仅产量小，而且质量也得不到保证。

苏区一直流传着一个关于李德和手榴弹的故事。

在得知自家的军工厂能够生产手榴弹后，李德兴奋地来到厂内，并亲自试验了三颗，出现了三种结果。

第一颗好一会儿没有爆炸，正在人们犹豫去不去检查一下的时候，手榴弹“嘭”的一声裂成了两半——注意是“裂”不是“炸”。

第二颗直接是个哑弹。

第三颗倒是成功爆炸，但却是在扔出去的半路上炸的，相当于一颗“空爆弹”，还差点炸到自己人。

对于这一尴尬的结果，李德居然非常满意，他说：三颗当中一颗全炸、一颗裂开、一颗没炸，成功率应该算百分之五十。

李德糊涂，其他在战场上滚刀过来的指战员们却心中有数，这样的合格率，放在战场上可是会让红军会付出血的代价的。

问题还是由国民党“帮助”解决的。恰好此时国民党第26军在宁都起义，他们不仅为中央红军带来了正规军校干部、医生、电报通讯兵等稀缺兵种，还带来了真正的军械技术人员。这部分技术人员被抽调到军工厂进行技术指导和改良，让苏区军工厂的制造技术产生了质的飞跃，像手榴弹的合格率就很快提高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

但是，虽然掌握了初步的制造技术，但资金和原材料的短缺却严重限制了红军的军工生产制造能力，像在整个抗战期间，根据地各大小兵工厂一共才生产了步马枪1.1万支、子弹779.5万发（大多数是复装子弹也就是所谓“再生弹”）、手榴弹447.5万枚。可以看出，仅靠这有限的制造能力根本无法撑起长期而复杂的战争。

所以，1945年4月30日，在中共七大上，彭老总说：“我们以自力更生的精神，解决了部分弹药和武器，然而我们主要的是依靠于在战斗中夺取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

第二种方式是缴获。

“感谢美国人给我们运来一批重炮，当运输大队长的是蒋介石。”（《中法之间有共同点》1964年《毛泽东文集》第8卷）

在红军与国民党的战斗中，缴获武器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途径。《游击队队歌》中“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说的就是这方面的事。

我们还是用数字说话。

1928年6月，红军粉碎了赣军和对井岗山的第四次“进剿”，歼灭赣军杨池生、杨如轩部一个团、击溃两个团，缴枪千余支的重大战果，军民奔走相告说“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杨）”；

1929年2月，在国民党第二次“会剿”大柏地战斗中，红军全歼国民党第十五旅两个团，缴枪八百余支，水旱机关枪六挺；

1931年1月8日，为期五天的龙冈战斗结束，红军赢得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共歼敌一个半师一万五千余人，缴枪一万二千余支；

1931年5月16至月底，红军五战五捷，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围剿”，共歼敌三万余人，缴获各类武器两万余件及大批军资；

同年7—9月间，红军经历六战五胜一平，取得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毙敌三万余人，缴获各类武器两万余件；

抗战时期的成绩也不错，八年间共缴获各类长短枪约40万支、轻重机枪7000余挺；

1947年初的鲁南战役中，解放军全歼国民党的新式装甲部队第一快速纵队，缴获其美制坦克24辆，榴弹炮、野炮、山炮89门，汽车474辆。在1947年1月山东解放区的报纸上，出现了“凡奉命进入我解放区的运输大队，我军将照单全收”的报道——这就是蒋介石“运输大队长”外号的由来——而在1947年全年，仅机枪解放军就缴获了32万挺。

第三种方式有些意外：从国民党士兵手里购买。

从所周知，国民党在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最终败逃台湾，其中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军队腐败问题。

可以这么说，国民党军队从北伐后期开始，就逐渐陷入了一个上层政治腐败、下层军纪败坏的境地，内部旧军阀心气严重，士兵又大多是被强抓的壮丁，军官不拿士兵当人，随意打骂、克扣军饷的现象极为普遍。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国民党士兵根本无心为国民党卖命。

早在中央苏区尤其在与粤军偷偷进行经济贸易的时候，红军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并开始试探着向普通士兵购买枪支，结果发现大多数士兵非常乐意。因为对于这些士兵来说，他们当兵的唯一目的就是图发军饷混口饭吃，卖枪不仅可以得到一些钱，后面当逃兵回家也不会遭到什么惩罚，因此他们往往很愿意出售枪支。

看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既然有生产、有缴获、有购买等几种方式补充，为什么武器短缺情况还一直是红军的常态（除了解放战争时期）？

原因很简单：作战频繁消耗太大，但补充却跟不上。尤其像红军长征期间，连续的战斗与消耗更是让脱离根据地、失去后勤补给的红军陷入严重的弹药荒。

这一点我们没有查到井岗山和长征时期的有关数据，但抗战期间的类似数据就很能说明问题。从1937年10月到1944年10月，在华北敌后作战的八路军第115、120和129三个师对日伪军作战总次数达到10万次以上，其中仅第129师就完成19777次，如此频繁的作战带来的不仅是极大的军需消耗，还有严重的武器磨损。

像在百团大战的第一阶段，129师就消耗枪弹38. 8万发、炮弹400发、840枚手榴弹，炸药1万余斤，这还不包括损失的武器。

1940 年，朱德、彭德怀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

我军现有步兵轻武器百分之八十均使用过度，来复线已磨平，口径已松，射击已失效;我军自动火器（轻重机枪）平均每连不及一挺;关于弹药，在一、二月份战斗中，将以前所有弹药大部均已耗完，近所用的多是由敌手夺来，现有平均每枪不到十粒。

看到了吧，再坚硬锋利的刀也需要保养才能持续发挥作用，再先进的武器也有它的使用年限和报废期。对于经济落后、工业基础薄弱的根据地来说，同时期的生产制造能力与战损消耗根本无法匹配，尤其是在国民党政府的严密封锁下，支撑兵工生产的风钢、灰生铁等原材料和机床等机械设备无处购买，甚至连锉刀、卡尺等工具都没有，再加上专业技术人才紧缺，在很多时候，八路军的各种军需一直是消耗远远大于补充。

面对这种情况，主席的思路是：枪炮不够，战术来凑。

给蒋介石的”收据“

我们的工农民主共和国是一个国家，但是今天还是一个不完全的国家。今天我们还处在内战的战略防御时期，我们的政权距离一个完全的国家形态还很远，我们军队的数量和技术较之敌人还差得远，我们的领土还很小，我们的敌人时时刻刻想要消灭我们才快活。从这个上面规定我们的方针，不是一般地反对游击主义，而是老老实实地承认红军的游击性。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与国外尤其是苏联不同的是，中国革命战争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中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仅凭着血性和勇气正面硬刚是根本行不通的，遵义会议前的几次重大失败就是明证。因此，主席反复强调，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必须由熟悉中国国情的自己人来掌握，而战斗的方式和决胜的法宝就是运动战和游击战。主席说：这是被敌强我弱的情况规定了的。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进、敌疲我打，游击战里操胜券；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这是1930年12月25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江西宁都小布召开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上主席做出的一副对联，阐述地正是主席在井岗山时期总结出来的对敌战术，这幅对联至今仍然悬挂在宁都县小布镇的“小布誓师广场”上。

鲜为人知的是，这套百试不爽的战术并非主席自己原创，而是从一个井岗山的老土匪那里学习并加以改进的。

井冈山地处湘、赣两省交界处，大约位于南北走向的罗霄山脉中段，莽莽苍苍、山峭林深，加上面积极大，有足够的战略纵深，自古就是土匪聚集之地。主席上山之前，已有袁文才、王佐两部约300余人的绿林草莽占山为王，而两人有一个师父叫朱孔阳。

作为当地土著，朱孔阳对这片大山极为熟稔，在被逼进山为匪后，他更是根据生产和打猎经验创造出了一套游击战术，并总结为“不需会打仗，只需会打圈，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跑不赢就钻，钻不赢就化（化匪为民）”。

这套看似朴素的战术却包含着极大的智慧：

第一，人员、装备劣势的情况下不和敌人硬拼；

第二，关键时刻必须依靠老百姓。

主席对此深受启发，在对国民党军队的“进剿”、“会剿”过程中尝试运用并逐渐熟练，并进一步总结为最初的游击战原则，如“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坚壁清野，诱敌深入，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少我攻”。后来又根据朱老总的建议完善成为伟大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十六字诀，成为指导我军游击战争的至高纲领。也正是靠着这套战术，红军先后取得了四次反“围剿”、四点渡赤水等伟大胜利。

在抗日战争期间，面对全机械化、现代化装备的优势日军，主席更是坚决要求八路军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一定要“坚持在敌军翼侧和后方作战，采取包抄迂回的战法”与敌周旋，伺机而动。为确保各根据地能全面贯彻此作战思想，在最初的一年内，主席甚至放下手头的其他工作，全力对各根据地的作战部署和作战情况进行指导、监督。

他说，“军事上的第一要义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且，“战略守势的作战，大都先避不利的决战，使至有利的情况始求决战”。因此，一定不能和日军进行正面对抗和硬碰硬，而是要和井岗山和长征时期一样，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游击队的作战，要求集中可能多的兵力，采取秘密和神速的行动，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很快地解决战斗。（《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1937年11月，日军在占领太原后，为了消除南下的后顾之忧，抽出上万兵力来对后方进行“清剿”，聂荣臻的晋察冀边区首当其冲。这是检验游击战术是否有效、且决定八路军能否在敌后站住脚跟的第一战，胜负非常关键。结果，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聂荣臻按照主席的部署连打几个胜仗，歼灭日伪军共1000多人，打乱了敌人的部署，让其不得不狼狈撤退。

事实证明，公理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是正确的，不会因为换了对手而失去效力——主席的运动和游击战术不仅适用于国军，同样适用于日军。

晋察冀的胜利给晋东南等其他边区不仅提供了经验，还增强了信心，敌后游击战争如火如荼地在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开展起来。到1938年年底，八路军、新四军共和日伪军交手1600多次，歼敌54000余人——平均下来每次战斗仅消灭敌人33个——后面的数字让国军嗤之以鼻，但前面的数字、尤其是大约1:2的战损比却让他们无地自容——这也是为什么主席的《论持久战》会让全世界赞叹，并被白崇禧总结为十二个字：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原因。

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一直坚持在敌军翼侧和后方作战，采取包抄迂回的战法，在大量消灭敌人的同时，还对敌人的运输线和根据地造成了极大的摧毁和破坏。（《抗日游击战争的六个具体战略问题》）

对于机动灵活、来去无踪、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敌人恨得咬牙切齿却始终无奈我何的运动和游击战术，陈毅在中共七大的发言中曾作过这样的评论：中国革命战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小敌大”、“以弱敌强”。他说:“拿起落后的武器，和具有新式武器的敌人作战。我们是弱者，就不能斗力，斗力打不赢人家，我们就讲究斗智。因此我们战略思想最发达，我们的脑袋最发达，靠脑袋吃饭。”“以弱胜强，以小胜大，战略战术特别发展。这种军事思想为什么又和毛泽东的名字联系起来呢?就是他能根据这些特点，总结经验，表现了毛泽东同志的天才。”

诚哉斯言！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