驿站制度有时也称邮政制度，不过该制度并非拜伯尔斯的原创。早在阿拔斯王朝时期，驿站制度就已经存在并且还为帝国各地之间的交流互动做出了重要贡献。

阿拔斯王朝后期，地方王朝纷纷崛起，驿站制度也随着阿拔斯王朝的分裂而逐步废弃。什叶派的法蒂玛王朝建立后为同逊尼派的阿拔斯王朝区别开来而并没有建立系统性的驿站制度。到了赞吉王朝和阿尤布王朝时期，努尔丁等军队领袖在抗击十字军的战争中发现了重建驿站的迫切性，尤其是随着王朝疆域的不断扩大，仅利用斥候或信使传递军事情报的方式已经远远无法满足军事战争和政治统治的需求。

这种人工递送的方式时效性较差，很多情况下往往是收信人在得到信息时敌人就已经实现了他们的部分目标。然而，赞吉王朝过于短暂的统治以及阿尤布王朝在政治上的分裂都使得驿站制度无法得到相应重建，这种情况至拜伯尔斯继位后才得到了根本性转变。

对抗外部侵略的军事需要是马穆鲁克王朝重建驿站制度的主要原因，而马穆鲁克王朝在政治和地理上对埃及与叙利亚大部分地区的统一则成为拜伯尔斯能够重建驿站制度的两个重要前提条件。从结构上来看，拜伯尔斯重建的驿站体系实质上是一套贯穿马穆鲁克王朝全境的邮政系统，该系统由遍及王朝各地的驿站和驿道组成，驿站通过驿道相互连接，从而在整个王朝内部形成一个系统性的信息传递网络。同上一节提到的间谍网络类似，驿站在层级结构上是由纵向的四级体系构成。

素丹位于其中的最顶端并且对于驿站选址、驿站路线、情报获取等方面均握有最高权力；素丹之下的管理层被称为首席邮政长官，虽然其具体人数未知（查希尔曾给出过其中两个人的名字），但他们基本上都是拜伯尔斯的胡什德什成员，主要负责配合素丹进行驿站的管理工作；地方的最高管理者是驿站瓦利,他们负责维持其所在地区的驿站管理；等级最低的管理层为驿站的站长，主要负责管辖本驿站的相关事务。

在驿站体系中，驿站作为这套网络中的节点部分具有重要地位，拜伯尔斯为每座驿站都配有专门的驿马、粮草、水和食物等补给物资。具体来说，驿站站长会记录经过本站的相关收发信息并且派出本站的车夫递送情报；而在特殊情况下，某些重要信息会由专门的皇家信使进行优先递送，皇家信使不同于普通的车夫或马夫，他们配有一块专门的铜制或银制的“邮政令牌”并且在脖子上系有一条黄色丝巾以区别于他人。

拜伯尔斯对驿站提供的情报非常重视，查希尔声称拜伯尔斯会在收到情报后的第一时间内命人为自己诵读来信内容，有时甚至在他刚洗完澡还没来得及穿衣服的情况下也会优先处理驿站事务。驿站的重建过程与拜伯尔斯对叙利亚的征服进程基本保持一致。除了从开罗到大马士革的主干道外，叙利亚地区的其余驿站的建立进程同拜伯尔斯的征服行动紧密结合。

至拜伯尔斯统治末期，马穆鲁克王朝的驿站基本上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系统性网络。就驿站所覆盖的范围来说，拜伯尔斯建立的驿站体系基本上遍及了马穆鲁克王朝全境，埃及与叙利亚都被纳入到统一的驿站体系当中。从驿站的路线布局，开罗是整个驿站体系的中心所在，驿站由开罗出发向西北延至亚历山大，向北延伸到达米埃塔。

叙利亚地区的驿站通过西奈半岛北部沿海地区的驿道与开罗相连，总体上沿黎凡特海岸分布，呈东北—西南走向。加沙与大马士革是其中重要的中转站，驿站在加沙分为两条线路，一条前往东北部的大马士革，另一条直通东南部的卡拉克。大马士革是叙利亚地区最大驿站枢纽，驿站在这里再次分为两路，一路通向北部的比拉，另一路通向东北部的拉哈巴。

除此之外，拜伯尔斯建立的这套驿站路线的意义还在于它基本上奠定了马穆鲁克王朝驿站线路的雏形。通过与整个马穆鲁克王朝时期的驿站线路进行对比就会发现，后世素丹对于驿站的扩建基本上是按照拜伯尔斯时期的路线为蓝本，除了延伸至古斯和亚历山大的新驿道外，马穆鲁克王朝基本没有再建立新的驿道，拜伯尔斯的继承者更多的是在原有驿道的基础上增设更多的中转站来使驿站体系更加系统化。

除了对驿站的结构和路线进行简要说明外，驿站自身所具有的特点显然更加值得关注。首先，拜伯尔斯重新建立的这套驿站体系在用途和性质上都具有明显的军事化特征。这一点需要将马穆鲁克王朝的驿站与之前存在的驿站进行对比来理解。从宏观上来看，驿站制度在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萨珊帝国以及倭马亚王朝都曾得到应用，至阿拔斯王朝时期，哈里发开始对驿站进行系统性建设并且正式将其纳入到帝国的官僚体系当中。行政化是阿拔斯王朝驿站体系的重要特点，这一点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得到体现。

其一是驿站的管理人员。第一位对驿站设立专门的迪万进行管理的统治者是第十任哈里发穆台瓦基勒，在他以及后继的阿拔斯哈里发时期，驿站的管理人员均由哈里发委任的国务秘书担任。这两种职位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属于文职官员的范畴，即所谓的“执笔人”。

其二，由文官集团对驿站进行运行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驿站的性质和用途，这使得阿拔斯王朝的驿站成了帝国行政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用途在于传递哈里发的行政命令、处理相关宫廷事务、上报地方统治情况等方面。

其三，阿拔斯王朝驿站的路线分布情况也说明了驿站的行政化趋向。从希伯来大学教授亚当·希尔佛斯坦绘制的路线图中可以明显发现，阿拔斯王朝的驿站节点基本上都是各地区的主要城市，而且驿站的线路在选址上尽可能多地串联起了各地的城市，这使得阿拔斯王朝的驿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各地城市之间的交通网络，这进一步说明了其主要用途仍然在于行政方面。

拜伯尔斯重建的驿站体系与阿拔斯王朝有着明显区别。正如先前提到的那样，马穆鲁克王朝驿站建立的目的是为了应对外部的军事威胁，这一点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驿站的军事属性。在驿站的管理阶层中，所有人员均由属于“执剑人”的马穆鲁克担任，非马穆鲁克成员被强制排除在外。在这种由马穆鲁克军人阶层主导的驿站体系中，军事作用在其中占据绝对优势，行政作用处于次要地位。

具体来说，拜伯尔斯主要是利用驿站传递各地的军事情报以及收发间谍带来的信息，其次才是发布中央行政命令或押送重要囚犯。不仅如此，拜伯尔斯对驿站线路的选择上也不同于阿拔斯王朝。马穆鲁克王朝在选择驿站节点时更加注重军事上的考量，马穆鲁克王朝的驿站节点实际上均为各地的军事要塞或驻军重镇并且驿站路线与贸易线路互不兼容。阿拔斯王朝时期的驿站偶尔可供商用，但拜伯尔斯统治时期的驿站从未出现商业用途。这一点在相关考古报告中也能得到证明。

在让·索瓦格给出的两处位于拉哈巴附近的驿站遗址结构图中，索瓦格指出这两座驿站修筑得非常仓促且不加修缮，驿站实际上是由土墙石块简单筑起，无论是在建筑规模还是相关配套设施方面都与商用驿站截然不同，但总体来说，这种驿站是为它们的特殊用途而精心设计的，仅限于为驿马和少数人看守人提供住所。

其次，拜伯尔斯在驿站维护资金方面也有特殊安排。倭马亚王朝早期的对驿站进行维护资金上延续了拜占庭帝国和萨珊帝国的做法，它主要是通过对驿站所在地区的土地和人力实行征用、徭役、税收等方式来完成对驿站的建设或维护，这种强制劳动给当地百姓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并且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阿拔斯王朝建立后哈里发开始逐步免除当地百姓对驿站的维护责任，至阿拔斯王朝中期，驿站的建立和维护正式划归中央。

拜伯尔斯重建的驿站在其建立之初就属于马穆鲁克王朝国家机构的一部分，故而驿站在建立伊始就直接由国家出资修建。驿站不仅在建立时要花费巨大资金，而且在维护方面的金额也不容小觑。具体而言，驿站的维护费用主要产生于驿站的马匹、饲料、水源、食物以及人员管理这个五个方面。不过遗憾的是，这些补给物资的来源和花费在相关文献中均未提及，就连查希尔也只是笼统地说明了拜伯尔斯在维持驿站方面消耗了大量资金。

同时，受马穆鲁克王朝初期经济实力的制约，拜伯尔斯为进一步减少驿站的维护费用而将整套驿站体系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主干道部分由国家负责，这部分驿站产生的所有维护费用均由朝廷出资；而非主干道部分则交由驿站所在地的辅助部队或游牧部落进行维护，同时作为交换，拜伯尔斯会给予这些部落酋长或精英成员以埃米尔头衔和伊克塔赏赐，如此一来便可大大减轻了马穆鲁克王朝的财政负担。维护驿站的责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被委托给了叙利亚地区的贝都因游牧部落，这些部落负责为驿站提供饲料、人力、驿马。

最后，拜伯尔斯在驿站的通信方式上废弃了以往的单一性通信方式而采用综合性通信方式，从而大大提高了信息传递的速度和效率。在此之前，人工递送与飞鸽传书是中古伊斯兰国家的主要通讯方式。其中，人工递送是使用频率最高且运用范围最大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非常依赖于畜力运输，在阿拔斯王朝早期，信使们通常是骑着骡子在全国驿站之间进行接力传送，而在王朝中后期经济状况日益恶化的情况下则改用费用更加低廉的母骆驼。

人工递送的优势在于信息传送的容量较大并且安全性也有相应的保障，但其缺点主要是传送速度和费用消耗较高。飞鸽传书是赞吉王朝和阿尤布王朝采取的主要通讯方式，它主要是利用信鸽生理上的识路原理而将信息绑在信鸽腿上进行传送。

飞鸽传书的传递速度和维护费用明显要优于人工递送，安萨里甚至称信鸽能在1天之内完成20天的路程，而使用者除配备相应的信鸽外通常只需提供鸽舍和饲料就能维系这种廉价高效的“信鸽网络”。拜伯尔斯在吸纳以上两种方式的同时对其进行了改进，同时又新增了烽火狼烟作为驿站的新传递方式。

从整体上来看，拜伯尔斯重新建立的这套驿站体系是为应对外部的军事威胁而对前朝驿站制度进行吸纳总结后的成果，它在技术层面上基本上没有任何创新，驿站所沿用的制度和通信方式都是曾经使用过的方法，拜伯尔斯所做的只是将其完善并使得驿站在使用时更加协调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