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宗朝从清宁元年（1055）八月至寿昌七年（1101）正月，共46年，历任宰执96位。辽朝官制的最大特点是“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
南面官最高中枢机构为南枢密院，以中书省（政事省）为辅政机构。北枢密院、北宰相府、南宰相府、南枢密院、中书省都是辽朝的宰辅机构，其长、贰官即是辽朝的宰执。以《辽史》记载为主，结合石刻资料，在目前学术界相关研究基础上对道宗时期宰执人员作一全面梳理。
以北面宰执62人，南面宰执54人，除去重复的20人，共96人。北面宰执绝大多数为契丹人，南面宰执大部分为汉人。可以发现道宗时期宰执群体非常庞大，圣宗在位时间48年，比道宗的46年要长，但圣宗时期的宰执人数要远低于道宗时期。这与道宗时期的任相政策有莫大关系。
其中，耶律仁先、萧阿剌、萧革、萧阿速、耶律乙辛、杨绩、萧胡睹、姚景行、赵徽、张孝杰、萧韩家奴、杨遵勖、王棠、窦景庸、萧兀纳、王绩、王经、杜公谓、赵廷睦等19人既担任过北面宰执，也担任过南面宰执，既有契丹人，也有汉人，这部分人占北面宰执的近三分之一，占南面宰执的近五分之二。
另外，还有一人同时担任南北面宰执的情况，这些表明北南枢密院有合二为一的一种趋势，亦表明北、南院宰执对民族出身要求的降低，辽代中期以来形成的契汉官员联合执政的局面在道宗时期依然保持并得到进一步巩固。
二、民族出身辽朝是契丹族在汉人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少数民族政权，具有浓厚的民族性特征。研究辽朝的宰执群体，其群体成员的出身是我们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道宗时期62位北面宰执中契丹人47人，约占总人数的75．8％；有15人是汉人，约占总人数的24．2％。
总体来说，道宗时期北面宰执中汉人人数较前大大增加，汉人宰执所占比例大大提高，汉族士人的政治地位得到提升，对朝政的参与度大大提高。道宗时期北面宰执具有显著的民族性特点，契丹族占绝大部分，这是由北面宰执负责的具体事务所决定的。
辽朝后期实际上的首辅——北院枢密使一职例由契丹人担任，除了圣宗时期汉人韩德让因特殊的政治形势和自身才能担任过外，只有道宗时期的耶律霂也担任过是职，这表明汉人也是有机会担任北面官中最高官职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耶律霂本名刘霂，昌平刘氏刘二玄之后，咸雍七年（1071）被赐国姓。
其担任北院枢密使在大康五年（1079），是在赐国姓之后，说明汉人需要有契丹民族这个身份才能担任北院枢密使，北院枢密使的选任对汉人的开放仍然是有限的。有限性还表现在汉人所担任的多为北、南府宰相，北枢密院的长贰官汉人很少能够染指。
道宗时期54位南面宰执中有37人是汉人，约占总人数的68．5％；有17人是契丹人，约占总人数的31．5％。可见南面宰执的构成以汉人为主。南面官中的最高官职南院枢密使契丹族9人，汉族仅4人，契丹人多于汉人。而兴宗朝以前南院枢密使均为汉人，到兴宗朝，仅刘六符和韩绍雍出任过南院枢密使，其他南院枢密使都是契丹人。
道宗时期96位宰执中契丹人56人，汉人40人，契丹人宰执占宰执总数的58．3％，契丹人在宰辅机构中占半数以上，汉人是宰辅机构中的第二大势力，占四成多，契丹人宰执与汉人宰执相差并不悬殊。说明道宗在保持民族优越性的同时，极力优待、笼络汉人，这也与辽朝是一个以契丹族为统治民族、汉族人口为主体民族的民族构成特点相适应。
三、阶层出身在辽代历史上，以皇族和后族为首的世家大族在政治舞台上扮演着主要角色。辽中期以后，随着辽朝对汉族的民族政策作了较大调整，并在全国诏开科举以吸纳汉族士人参政，非世家大族士人亦可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庶族士人在宰执中的比例有了明显提高。
道宗时期北面宰执有14位阶层出身不可考，在可考的48位当中，其出身状况可分为四类。
其一，出自皇族的有10位，占比16．1％。这10位皇族成员与道宗亲属关系相隔较远，无近支皇族。
其二，有12位出自后族，占比23．1％。其中萧阿剌、萧余里也、萧得里底、萧酬斡、萧胡睹、萧孝友、萧术者7人均是钦哀后家族中人，足见这一家族在道宗时期仍具备无与伦比的影响力。
其三，有9位出身契丹各部的普通族人，7位出身普通的汉族士人，共16人，占比25．8％。可见道宗对出身普通之人的大力提拔。其四，汉和奚族权贵子弟出身的9人，占比14．5％。说明世家大族在道宗朝仍有较大的影响力。
道宗时期南面宰执有18位阶层出身不可考，在可考的36位当中，其出身状况可分为四类。
其一，出自皇族的有4位，占比11．1％。这4人中仅耶律涅鲁古与道宗关系较近，涅鲁古为耶律重元之子，道宗堂弟。
其二，有6位出自后族，占比16．7％。其中萧阿剌、萧阿速、萧胡睹、萧酬
斡、萧药师奴5人均是钦哀后家族中人，足见这一家族在道宗时期仍具备无与
伦比的影响力。
其三，有4位出身契丹各部的普通族人，14位出身普通的汉族士人，共18人，占比50％。可见南面宰执对阶层出身不太看重。其四，汉和奚族权贵子弟出身的8人，占比22．2％。世家大族在道宗朝仍有较大的影响力。
四、入仕途径宰执地位显要，其入仕途径直接反映着当时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面貌和统治者的用人理念，也直接影响着时局的发展，有着较大的研究价值。
道宗时期96位宰执中，入仕途径不可考的有48人，可考的48人。在可考的48人中有20人是以科举入仕，占比41．7％，其中姚景行、赵徽、王观、刘伸、张孝杰、杨遵勖、王棠、梁颖、王师儒等是兴宗时期进士，他们在道宗统治前中期的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窦景庸、耶律俨、赵廷睦、贾师训、梁援、牛温舒等是道宗时期的进士，他们则活跃于道宗统治晚期的政治舞台上。
这群进士基本都为出身普通的汉人，说明出身普通的士人也可以通过科举进入到统治阶层。科举出身在宰执中占比较高，表明道宗比较注意提拔科举出身的人。剩下的28人为荫补或疑荫补入仕，可见荫补也是道宗时期宰执的主要入仕途径，其在道宗时期仍占重要地位。
五、任职年限任职年限是宰执群体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任职年限的长短对政策的持续推行、朝局的稳定都有莫大意义。道宗时期宰执任职年限可考的有52人，任职年限在2年之内的有18人，2至5年的11人，5至10年的12人，10年以上的有11人。
大部分宰执任职年限在2年以上，有11人任职年限更是在10年以上。任职时间超过15年的有6人，分别是耶律乙辛、萧惟信、萧兀纳、姚景行、张孝杰、杨绩，超过20年的有4人，在任时间最长的是杨绩，达24年之久。
任职时间长可以保证政策的连续性，保持政局的稳定，但如果有人长期执政，亦会导致官场因循守旧、不思进取、贪污腐败等弊端。以上是对道宗时期宰执群体总体特征的分析，但道宗时期内各个政治阶段内宰执群体的特征又是不一样的。为了便于研究，将道宗统治时期划分为三个政治阶段：
道宗初期：清宁元年至清宁九年。该时期北面宰执有18位，南面宰执有12位。萧革、萧阿剌、耶律仁先、萧阿速、耶律乙辛、萧胡睹、杨绩7人既担任过北面宰执，也担任过南面宰执，故这一时期担任过宰执的共23人。
其中，萧革、萧阿剌、耶律仁先、萧惟信、萧德、萧唐古、萧孝友、萧虚烈、韩绍文、杜防10人均是前朝重臣，在兴宗朝即担任过宰执。耶律宗政、耶律仁先、耶律宗福、耶律宗允、耶律涅鲁古、耶律善庆出身皇族，萧革、萧阿剌、萧胡睹、萧孝友、萧阿速、萧虚烈出身后族，韩绍文出身汉族世家大族。
这一时期出身皇族、后族和汉族世家大族的宰执占比超过一半，可见道宗前期延续兴宗时期的用人政策，选相以皇族、后族和汉族世家大族为主。在北面宰执中，除耶律宗福、杨绩是汉人外，其他都是契丹人。
南面宰执中，也是以契丹人为主，汉人只有韩绍文、杨绩、吴湛、杜防。而耶律宗福是契丹化的汉人，杨绩、杜防是先朝元老，韩绍文在道宗即位当年即出为上京留守，道宗这一时期真正任命的新的汉人宰执只有吴湛而已。
道宗中期：清宁十年至大康五年。该时期北面宰执有25位。南面宰执有18位。耶律乙辛、姚景行、杨绩、张孝杰、赵徽、王棠、杨遵勖7人既担任过北面宰执，也担任过南面宰执，故这一时期担任过宰执的共36人。经重元之乱，道宗对皇族与后族失去往日的信任。
在宰执的选任上，一改前期以重用皇族、后族和汉族世家大族为主，开始重用出身一般的契丹官员和汉族士大夫。其中出身部落贫民的耶律乙辛犹为宠信，自清宁九年平定重元之乱因功拜为南院枢密使至大康五年出知南院大王（大康二年曾短暂的出为中京留守，不数月复为北院枢密使），耶律乙辛执政时间长达十六年，期间十四年担任的是辽朝首辅北院枢密使。
这一时期出身皇族、后族和汉族世家大族的宰执只有耶律仁先、耶律颇的、耶律燕哥、耶律宜新、萧余里也、萧兀古匿、耶律郭三、耶律霂、萧韩家奴、萧宁10人。相比于前一时期可谓是大大减少了。
在北面宰执中，出身汉族的有耶律霂、姚景行、杨绩、张孝杰、赵徽、耶律高十、王棠、杨遵勖8人，占北面宰执总人数的22.2％，耶律霂更是做到了辽朝首辅北院枢密使，是辽代历史上除韩德让之外又一坐到此高位的汉人。
道宗后期：大康六年至寿昌七年。该时期北面宰执有23位。南面宰执有31位。萧兀纳、王绩、王经、窦景庸、赵廷睦5人既担任过北面宰执，也担任过南面宰执，故这一时期担任过宰执的共49人。
自耶律乙辛下台后，道宗换相比较频繁，21年有过49位宰执，远超之前。在北面宰执中，又开始重用皇族成员，耶律颇的自大康八年至大安四年担任首辅北院枢密使。在南面宰执中，南院枢密使的人选契丹、汉人参半，对南面宰执的选用又回归到道宗中期以前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