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仪式上，原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徐海东被授予大将军衔，并位列第一大将粟裕之后。

很多人对此表示不理解，因为身体原因，徐海东从1940年开始就已经完全脱离战场，开始了休养，伟大的三大战役、渡江战役和朝鲜战争他都没有参与。正因如此，不要说其他人有所非议，就连徐海东自己都觉得大将过高了。

但是，面对这种情况，除了周总理专门来探望、解释外，教员也评价说：“他（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对于这句话，很多人理解为1935年长征结束后，陕甘支队（红一方面军）和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时，徐海东无私支援中央红军五千大洋的事。

不过，如果翻看一下红十五军团（原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史就会发现，徐海东对中央红军和中国革命所立下的“大功”远非那五千大洋所能概括和比拟的。

徐海东（1900年6月17日-1970年3月25日），湖北省大悟县新城镇（原黄陂县滠源乡会夏店里滚石岭会）人，中国工农红军及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领导人之一，生性豪放、正直无私，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与黄麻起义和鄂东暴动，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红四方面军独立第四师师长、红二十五军军长、红十五军团军团长等职务。黄麻起义失败后，全家共有六十六人惨遭国民党军杀害，性格加仇恨让这位革命者作战勇猛无所畏惧，被冠以“徐老虎”之称。

二十五军开始长征时，徐海东时年34岁。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组建于1931年10月 , 隶属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旷继勋任军长，王平章任政治委员，辖第七十三师。

四方面军创建后，先后经历了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和潢光等一系列战役的大胜，鄂豫皖苏区得到巩固和扩大。这时，张国焘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竟认为“国民党动员任何多少部队都不堪红军一击”。他不顾实际情况，强令红四方面军开始夺取城市的计划，结果遭到了国民党的疯狂反扑和围剿。在遭受了巨大牺牲之后，1932年10月，苏区已无法继续立足，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第十、十一、十二、七十三4个师和少共国际团共2万余人离开苏区越过平汉线向西转移。结果在关中平原再次受阻，后利用四川各派军阀发生混战、无暇外顾的时机，转向四川发展，这才创建了以川北为中心的川陕边苏区。

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后，二十五军被要求留在鄂豫皖苏区继续坚持斗争，当时总人数约两万人，但其中除了大批无法随队撤离的伤员外，还有大量的娃娃兵。

据《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的远征》记载：“最堪注意的，就是这支队伍差不多没有年逾十八岁以上的战斗员。从前的鄂豫皖苏区里，遭受异常残酷的白色恐怖。那些在战斗中牺牲者的孤儿，那些在一九三二年随红四方面军远征到四川的红军战斗员的子弟，便在这种恐怖条件下建立起游击队，从游击队变为现在以‘儿童军’著名的红二十五军。”

这支队伍中除了军长程子华二十九岁、政委吴焕先二十七岁、副军长徐海东三十四岁以外，全军团营干部很少有超过二十岁的。军部交通队更是由清一色十六七岁的少年组成，甚至还有十二三岁的小红军。

这样一支队伍的战斗力可想而知，再加上张国焘遗留下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遗毒，与优势敌人继续硬碰硬让二十五军伤亡巨大，最困难的时候剩下不足1000人，连基本建制都被打散，因此，从1932年11月到1934年11月，二十五军一共经过了三次重建，最后一次重建时，由徐海东任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

举世瞩目的万里长征共有四支队伍组成，分别是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贺龙、萧克率领的红二、六军团）、红四方面军（张国焘部）和红十五军团（红二十五军）。时间从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开始，至1936年10月22日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结束，历时两年零十二天。

四支队伍中，红二十五军人数最少力量最弱，但是，蒋介石对他的重视程度却一点也不亚于其他根据地的红军。如果单以兵力对比而言，二十五军所承受的压力甚至远比一、二、四方面军为甚。

1934年2月，张学良被任命为豫、鄂、皖三省”剿总”副司令。4月，他亲率东北军等16个师、4个独立旅约20万人，对鄂豫皖苏区进行大规模“围剿”，并声称三个月“完全扑灭，永绝后患”。在吴焕先、徐海东的领导下，二十五军带领大约1万红军坚持游击战争，同大于自己数十倍的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虽然打破了张学良的三个月围剿计划，但因敌我力量过于悬殊，二十五军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只剩下不到3000人。

为保留革命火种，1934年11月11日，鄂豫皖省委在花山寨举行了第十四次常委会，决定率领红二十五军向平汉铁路以西实行战略转移，到河南与湖北交界处的桐柏山和伏牛山展开游击战争。会议还根据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的提议，决定由程子华任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任副军长，吴焕先为政治委员。

1934年11月16日，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红色革命根据地，开始了谋求生存的战略转移——这时，和其他红军方面军一样，包括徐海东、吴焕先在内的所有红军指战员都没有意识到，这次转移的时间、跨度以及艰苦程度都将远超想象。

转移刚刚开始，得到消息的蒋介石就立即作出部署：命令5个支队和东北军第一一五师摄足跟踪，负责“追剿”，驻河南省南阳、泌阳、方城、叶县一带的庞炳勋第四十军和驻湖北老河口（光化）一带的萧之楚第四十四师则三面包抄，负责“堵剿”，数路大军共计30个团约20倍于红军，蒋介石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杀鸡用牛刀”，以绝对优势兵将其包围消灭。

半个多月后，二十五军按照计划先后进入桐柏山和伏牛山，但遗憾的是，这两个地区均不适合建立和发展根据地。

其中，桐柏山地域狭小，没有足够的战略纵深打游击战，而且距平汉路和汉水太近，一有战事，机械化作业的国民党军会瞬间即至。而伏牛山则是土地贫瘠，人烟稀少，物资极其匮乏，同时乡间地主围寨林立，山间盗匪横行，群众基础很差，无论是兵源补充还是物资补给都非常困难。

经研究，二十五军决定继续向西进入陕南寻求发展。1935年12月9日，二十五军来到洛南县庾家河。

迫于形势，12月10日上午，鄂豫皖省委在庚家河召开第十八次常委会，研究在鄂豫陕边区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问题，结果，会议刚开了一半，负责追击的敌第六十师突然突破了警戒阵地，由鸡头关方向奔袭而来。省委立即停止开会，组织部队实施反击，因事出仓促，敌人又率先占领优势地形，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亲自带兵冲上了一线，经过20多次的反复冲杀，终于将敌人打退。这次战斗，二十五军伤亡200余人，程子华和徐海东都身负重伤，其中徐海东被一颗子弹从左眼下面射入，又从颈后穿出。这是徐海东自参加红军以来第九次负伤了，但他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他毫不在意地说：“只要革命还没有胜利，敌人就打不死我。”

这次战斗虽然让二十五军遭受重创，却也打得敌人不敢再追得过紧，算是暂时摆脱了的连续追堵。

同时，庚家河会议虽然只开了一半，但却作出了一个重要决议，即《关于创建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草案》，他们认为，在这种持续消耗却没有兵源、粮食补给的情况下，被优势敌人围堵消灭是迟早的事，因此，结束被动地、毫无目的地四处游击，建立一块新的相对稳定的革命根据地成为当务之急，而地点就选在鄂豫陕三省交界处的群山之中。

至此，红二十五军在省委的率领下，以不足3000人的力量，牵制了敌人对鄂豫皖根据地“围剿”的大部兵力，粉碎了20余倍于红军之敌的围追堵截，长驱1800余里，胜利地完成了第一次战略转移。

新根据地的建立让蒋介石大为震怒，1935年1月和5月，先后分别调集30多个团对根据地进行了两次“围剿”。

对此，二十五军迅速作出反应，制定了“诱敌深入，先拖后打”的反“围剿”作战计划，发动群众坚壁清野，就地开展游击战争。在半年多的时间内，多次击溃、歼灭国民党围剿部队，甚至还远程奔袭，攻占鄂豫陕三省边界要地和国民党军南线主力师补给站荆紫关，给敌人造成重大恐慌。

1935年7月2日，二十五军在山阳县袁家沟全歼国民党军陕西警备第一旅，毙伤团长以下300余人，俘旅长唐嗣桐以下1400余人。就在这时，在缴获的战利品中，一份《大公报》引起了徐海东的注意。

上面清楚地写道，红军的两支主力部队已经在毛儿盖附近会合，其先头部队正在通过松潘。程子华、吴焕先和程子华紧急碰头，经过分析，他们认为这消息应该属实。

7月15日，原中共鄂豫皖省委秘密交通员石建民从上海经过西安回到了军部，他带来了中共中央数月前发出的几份文件，证实了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已会师于川西、并准备北上的消息。

这个消息让中共鄂豫陕省委极为振奋，7月15日当晚，省委在沣峪口召开了会议，决定西去陕甘苏区，与中央红军会合。同时还作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决议，即要求二十五军要不惜一切代价“配合红军主力在西北的行动”，“这三千多人就是全牺牲了，也要牵制住敌人，让红一、红四方面军顺利北进”。

沣峪口会议的第二天，红二十五军开始西进。

一路上，好消息不断传来。

7月16日的《大公报》：“松潘西南连日有激战。”

7月22日的《大公报》则更为详细：“红军已越过六千公尺的巴郎山，向北行进……似有窥甘青交界之洮州、岷县、西固等处迹象。”

至此，中央红军的行迹再无异议，二十五军再次开会，决定进入甘南，在围堵中央红军的敌人后方大造声势，将陕甘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向己方吸引，以减轻主力红军的压力。

红二十五军的突然西进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他立即把这一行动与中央红军联系在了一起，并向杨虎城的西安绥靖公署发出了电报：

区区之匪，至今尚不能歼灭，可知进剿不力，奉命不诚。兹再限期八月十五日以前肃清，如再不能遵令肃清，则唯该主管长官纵匪论罪。

1935年8月2日，红二十五军由陕甘交界的陕西双石铺进入甘肃境内，在攻克天水后，于11日渡过过渭河，攻占秦安。

在这里，因程子华重伤未愈，吴焕先和徐海东开了个碰头会研究下一步计划。为保险起见，他们确定了两个方案。方案一是如果顺利接应到中央红军，一块去陕北与刘志丹部会合；方案二是如果出现意外，就独自北上。

8月14日，二十五军来到宁夏境内一个靠近西兰公路的小镇兴隆。鄂豫陕省委和二十五军领导再次召开会议，在分析了主力红军可能的走向后认为：从目前中央红军所在位置来看，他们如果北进，兴隆几乎是必经之路，而且一定会跨越这条西兰公路（西安至兰州）。于是决定就在西兰公路附近打游击牵制敌人，并等待中央红军的到来。

他们初步计划在这条公路沿线坚持半个月。

8月17日，二十五军沿西兰公路向东，对隆德县城发起了猛烈的攻势，国民党军第六师第十七旅立即从兰州方向增援而来。得到消息的二十五军并不恋战，连夜翻越六盘山，于19日来到平凉城下，这里已经是国民党第三十五军马鸿宾的地盘。

一路上，他们一反隐蔽、快速、机动的常态，除多在白天行军外，还大张旗鼓地四处张贴标语和布告，故意减缓速度、暴露位置。因为他们希望把更多的敌人吸引到自己身边，尽可能地给中央红军北上减少危险和障碍。

8月21日开始，二十五军先后在白水镇打虎沟、大堡山和王母宫塬等地与国民党第三十五师展开激战，取得了歼敌700余人、并毙敌团长马开基的辉煌战果。但是，在强渡汭河的时候，因被暴涨的河水截断，半渡的红军遭到优势敌人的伏击，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军政委吴焕先不幸中弹牺牲。

就这样，他们沿着这条公路，在崇信、灵台等地一直徘徊转战到8月31日。这时，连日的作战，不仅指战员因没有时间休整而极度疲惫，伤亡持续增加，弹药、粮食也得不到补充，而中央红军却迟迟不见踪影——他们不知道，因为张国焘的蓄意滞留和延误，就在8月21日王母宫塬激战正酣、吴焕先饮弹壮烈牺牲的这一天，中央红军才刚刚踏入松潘大草地。

同时，国民党军队的合围正在形成，其中兰州的第六师第十七旅抵达泾川，第三十五师靠近崇信，第五十一军第一一三师推进到陇县，第三军第十二师逼近华亭，再不撤离，等待二十五军的将是灭顶之灾。

徐海东当机立断，决定执行第二方案：迅速脱离战场，去陕北与刘志丹会合。

1935年8月31日晚，二十五军从平凉县城以东的四十里铺渡过泾河，离开了洒满热血和汗水的西兰公路，向东北方向而去。

从8月14日到31日，二十五军在西兰公路沿线，置生死于度外，以崇高的大局观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与优势敌人缠斗了整整18天，让陕甘境内的大部国民党军无暇南顾，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北上行动。

这时，由中央红军（一方面军）大部和四方面军一部组成的右路军才刚刚走出草地，正在包座与国民党拦截部队展开血战，而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已经停止北进了。

渡过泾河，二十五军来到陕甘交界处的合水县境内。

1935年9月7日，在合水县豹子川，经过短暂休整，鄂豫陕省委召开会议，决定由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接替吴焕先代理鄂豫陕省委书记兼二十五军政委，徐海东任军长。

9月15日，二十五军到达陕西省延川县永坪镇，与刘志丹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会合了，这支被红四方面军转移时留下的孤军，几乎与江西中央红军同时出发，从河南经湖北、陕西、甘肃、宁夏，最后进入陕西，成为第一支完成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

1935年9月18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第二十六军和第二十七军合编成为第十五军团，下辖三个师，兵力七千余人。

这时，中央红军也已经突破重围，到达了甘南与川北交界处的俄界，与早已在此等候的红一军团会合了，在这里，中共中央召开俄界会议，将北上左、右路军部队正式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

1935年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

10月30日，陕甘支队在下寺湾与红十五军团主力会合，久闻其名却素未谋面的教员和徐海东第一次见面了，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多年以后，徐海东回忆道，当时主席亲切地对我说“海东同志，你辛苦了”。

11月2日，两支部队在下寺湾召开胜利会师大会。会后，教员亲自代表陕甘支队向徐海东借钱，徐海东不仅从十五军团仅有的7500块大洋中一下子拿出5000块给了陕甘支队，同时还从各连队抽出了大量的枪支弹药、衣物布匹以及医疗药品送到了支队驻地。

“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教员这样评价徐海东。

这句话其实大有深意。

就二十五军对于中央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帮助和贡献而言，长征过程中的牵制、长征结束后的物质援助倒在其次，他们对战损严重、身单力薄、尤其是刚刚经历过张国焘明目张胆的分裂行动之后的党中央斩钉截铁、旗帜鲜明的支持态度，才是中国红军能够在陕北立足、中国革命最终能够胜利的关键因素！

《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的远征》写道：“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的荣誉犹如一颗新出现的明星，灿烂闪耀，光波四表！就好像做毛泽东部队的先锋一样，帮助毛泽东部队打开往陕北的途径。”

大哉，徐海东！

壮哉，红二十五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