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监狱的管理制度虽然非常详尽，涵盖了罪囚关押、衣食住宿、疾病看护、狱政监察等各方面，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确是弊病丛生，出现大量官员腐败、罪囚待遇恶劣、管理混乱等现象，这反映了元代监狱管理制度未能很好落实。

元代司法存在大量的腐败现象，在部分元杂剧中展现了这种腐败现象。如在元代著名戏剧《窦娥冤》中，太守桃杌上场自我介绍说道：“我做官人胜别人，告状来的要金银；若是上司来刷卷，在家推病不出门。”他见了告状的张驴儿，竟然给其下跪磕头，还说“凡是告状的，都是我衣食父母。”

元杂剧《魔合罗》中，描述了萧令史公开索贿的场景，行贿人李文道起先伸出三个手指，要给萧令史好处，但他不满意，骂道“你那两个指头瘸？”，李文道也是心领神会，复又加码萧令史才同意。作为戏剧可能比现实有夸张之处，但也能侧面反映出元代司法官员的腐败。

监狱管理中的腐败也概莫能外，如至元二十九年，江西行省管下路分，“死讫轻重罪囚一千一十一名”，而且这很可能是一个普遍现象。同年，御史台监察御史呈报，各地审判的诸衙门在见监狱官吏时，每次必须有宴请，利用公款大吃大喝，应当禁止这种事。由此可见元代审判腐败成风。

据《元史·成宗本纪》载，仅元成宗大德七年，罢免贪污枉法的官员多达18473人，追缴了贪污赃银45865锭，审理了冤狱5176件。大德八年，刑部上书指出了当时狱政制度的很多问题，主要有：刑罚过重，冤枉正直，拖延敷衍，久不结案，病囚失治，狱卒奸弊等。司法的腐败说明元代监察系统在执行过程中也充斥腐败。

《草木子》一书中记载，各地肃政廉访司下州县巡查的时候，惯例用锣鼓迎送，而盗贼押送也用锣鼓，只是音节不同，时人作诗嘲笑道：“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金鼓看来都一样,官人与贼不争多。”

这讽刺的是官员和贼都是非法侵吞百姓财产，本质是一样的。叶子奇认为，元代初年法纪相对清明，到了元末随着权臣伯颜专政，纲纪全无，买官卖官之风严重，监察台宪官位公开售价数千缗。

监察官员在巡查的时候，各地竞相贿赂，成为一种公开现象。肃政廉访司的官员到各地州县时，甚至“各带库子检钞秤银”，就好似市场公开买卖一般。虽然元代多次试图整治吏治和监察系统，但是并无作用。

分析元代监狱管理和监察腐败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蒙古贵族的特权助长了官场腐败。蒙古贵族都是担任要职，即使犯错了也是由单独机构审理，不会受到严重惩罚，相关的监察法规主要是针对汉人官员。

所以即使是监察系统的高级官员也腐败严重，古往今来无数事例告诉我们绝对的特权导致绝对的腐败。二是元代不重视儒学和科举，以吏治国。这可能和元朝的历史传统有关，但治国还是需要有才能有道德的饱学之士。蒙古贵族一般只顾发号施令，具体的政务工作往往交给下级小吏来完成。

下层官吏文化水平、道德修养较为低微，“刀笔以簿，书期为务，不知政体”，在基层普遍素质不高的情况下，底层小吏权力越大，越容易产生腐败。三是元代官员俸禄低微。官员俸禄高不一定带来官场清明，但是官员俸禄低大概率会成为官吏腐败的催化剂。随着元代财政逐渐败坏，元中后期物价升高，官吏低微的俸禄使其生活面临一定压力。

《南村缀耕录》记载浙西按察司书吏李仲谦，清廉刚正，但是因其俸禄低微，只有一件像样的粗布衣裳，在一次被按察使雷彦取笑后，他愤而辞职，后虽复起，但也没有得到重用。可见元代官场不容清廉之士。

四是封建专制的共性。在中国古代封建专制下，腐败一直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这是由封建体制的本质，即国家政权是服务于封建上层阶级的利益所决定的。元代皇权专制缺乏监督，皇帝也并不真下决心反贪腐，因此官场腐败是无法根治的。

元代监狱管理的另一个弊病就是产生了大量的滞狱现象，即大量罪囚羁押在监狱，造成监狱死损罪囚的严重后果，监狱各项管理制度无法得到落实。元代早期，监察御史王恽上奏，指出大兴府监狱滞狱严重，在至元年初达到“见禁罪囚四百余人”，仅年初一段时间就死亡二十一人，主要原因是患病身亡。

超额的羁押罪囚，不仅使监狱的关押条件恶化，医疗保障相关制度也无法落实到位。元武宗在位的至大年间，镇江路监狱一年就死亡罪囚一百零六人。元代名臣苏天爵调查了江浙行省监狱的情况，发现一年中死损罪囚五百余人。而且他说“方今刑狱病民，岂独江南也哉”，这是全国性的严重问题。

监狱管理的混乱黑暗，造成严重的社会矛盾，容易激起全社会的反抗。苏天爵上书建议应开展全国范围内的录囚活动，切实改革狱政，解决罪囚淹滞问题。元代产生大量的滞狱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监狱关押干连之人过多。元代各地审理案件的时候，并没有依据案件的大小轻重区别处理，而是一有案件就动辄牵连数十数百人，造成了“小有词诉，根连株逮，动至十百，系累满途，囹圄成市”的局面，若有民事案件如争财产、田地、婚姻等官司，只要和官府发生联系，则“罪无轻重，即监入禁”，经常一关数月。《元典章》虽然规定，“干连不关利害，及虽正犯而罪轻者，召保听候。”

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为便于随时提讯，干连人及罪轻者常常被羁押于监狱，时间久了甚至无人关注。元代贾廷瑞曾上书，建议将奸盗诈伪、杖罪以上、罪状明白等案件罪犯按规定关押，其他笞刑一下的犯罪，各类民事案件和干连人不要再监收，改善监狱的滞狱现象。但是这一建议却被刑部回绝。

至正五年（1345），苏天爵在巡抚京畿的时候，发现范孟作乱一案，主犯只有十余人，但牵连获罪的官吏高达七百余人，已经羁押在监狱六年之久，无人问津。他上书建议将这些人赦免，理由是河南范孟作乱，伪造上级文符，欺骗了各路州县大小官员，有的虽有疑问却不敢质疑，“一言之出，其事急于星火，数日之内，何暇辨其伪真？”这些官吏虽是被牵连，但情有可原，并没有蓄意勾结范孟谋反。

皇帝听取了他的建议，将这七百余名官员释放，河南政局才安定下来。二是审判程序复杂缓慢。根据元代的审判机制，地方只能处理民事案件和非重大刑事案件，涉及重大刑事案件必须中央机构最终审理。

这个制度很类似我们现代社会，但是在科技和通信不发达的古代，地方层层上报至中央部门，费时费力。中央部门一般由御史台派出监察御史对这些案件进行“出巡”审理，但频率较低，只有一年一次。因元代罪囚收禁、案件审理没有日期记载，上级无法查明是不是一年内的案件，对那些玩忽职守、不干正事的地方官员来说，往往选择瞒报、迟报案件来躲避上级巡查。

期间若有罪囚死损，因无医疗记录，地方官员亦可任意处置，地方的权力过大和中央监督的不力必然导致滞狱产生，导致有囚犯在监狱关押甚至长达十五年、二十年的。另前文已述，元代执行死刑需要层层审议，但即使通过了也很少执行，所谓皆老死於，以至于七八十年都没有听说过杀头的事情，老百姓们“及见一死人头，辄相惊骇”。

审判而不执行，这也加剧了元代监狱的滞狱现象三是审判官吏素质低下。制度不能很好执行，归根结底是人的原因。元代负责审判和监狱管理官吏普遍素质低下，因循守旧，推诿敷衍，还贪污腐败，不守纲纪。

苏天爵指出，“其有结案之囚，当使明正其罪。今县未尝申解于州，州未尝申解于路，或畏刑名之错，或因结案之难，不问罪之轻重，尽皆死于囹圄，断遣者既未尝有，平反者盖所绝无”。

他发现连京畿系统的高层官吏都是这种作风，可想而知全国下层的普遍情形。元代各级官吏能力平庸，地方官员在审判案件时不能查明案情，不敢承担责任，导致结案难。有时案件一拖数月，或者一年两年，甚至到自己任期终止，也不进行决断，在这种工作作风下，监狱罪囚人满为患实属正常。苏天爵还认为，“官吏舞弄作弊万端，以至刑狱淹延不能杜绝。”

各地官吏有真才实学和高尚道德者极少，多是奸猾之辈，腐败严重。另外，司法官吏专业人才匮乏，年龄偏大，甚至“视听不明，神思昏耄”，能力上不能胜任，要么就是“苟图俸禄，姑俟引年”，缺乏积极作为的精神。

司法审判本来是一项繁重的工作，要求审判官吏年富力强，如果担任此职的都是如此老眼昏聩之人，司法系统自然是不可能良好运转。元代为解决滞狱问题也采取过一些措施，如完善法律制度、加强录囚工作、追究不称职官员等，但收效甚微，滞狱引起大量民怨，导致社会动荡，这也成了元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