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回。本期为南昌战役战斗战史系列的第2期。上一期讲述了在武汉会战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内外的局势与背景，以及日军为何要在赣北发起新的战役。本期将讲述中日双方在战前的动员与准备。

（本期全文约1万字，内容较长，感谢您的观看）

在1938年底1939年初的黑暗日子里，尽管国际社会三心二意,国内局劳困顿不前，日本又穷凶极恶，中国政府仍然选择了坚持抗战。1939年1月20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蒋介石在开幕词中明确表示，“我们一定要持久抗战，奋斗到底,不但使敌人过去‘速战速决’的目的不能达到，而且要使他现在‘速和速结’的狡谋成为粉碎,这就是我们今日惟一的方略”。

（上图）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致辞的蒋介石。在经历了抗战初期短暂的摇摆之后，他清醒地拖着落后分裂的国家，走上“持久抗战”之路，并坚持到底。

当然中国政府没有口头抗战，而是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举措。针对外交困局,国民政府继续进行各种积极努力、争取国联和各国政府全面支持中国抗战。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率团于1939年1月15日参加国联行政院会议，经过代表团的多方努力，终于在20日争取到了国联行政院决议，撤销先前对中国不利的决议，而要求“各会员国及其他与远东时局有直接关系各国，就中国的要求以有效方法，予以援助。”

2月，在杨杰等人的努力下，法国军事顾问团7人踏上来华之路。3月，外交部又根据蒋的指示，通过驻英大使郭泰祺、驻法大使顾维钧及时向英、法两国提出在远东实现军事合作的提议。其间，中国不断向各国寻求物资、资金上的援助。4月，法国取消了援助中国的物资在法属印度的过境税。其后中英法之间还进行商谈，讨论关于法国资金进入中国国币平准汇兑基金之中的问题。而在1939年3月，立法院长孙科奉命再次访问苏联，于6月16日正式签订新的通商条约，获得1.5亿美元援助。

对于国内的困局，国民政府也采取了许多或成功或失败的政策。首先中央政府继续统一政令军令，充分集中权力。1939年1月29日，五届五中全会改组国防最高会议为国防最高委员会，统一党政军之指挥，并代行中央政治委员会之职权。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属之各部会及国民政府五院、军事委员会及其所属之各部会，兼受最高委员会之指挥。国防最高委员会设委员长一人，由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担任，设委员若干人，由国民党中执会常务委员、中监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五院正副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和由委员长提出、经中常会通过的要人等担任。

委员会设常务会议，每周开会一次，由蒋指定11名委员组成，党政军各方面实际负责长官列席。还有全体委员会议，由蒋介石定期召集，如蒋因故不能出席,由他指定一名常委代理。此外，为适应抗战特殊情况，1938年12月颁布《非常时期监察权行使暂行办法》，简化弹劾程序，监察委员个人可以随时单独书面纠举，不必与其他监察委员联署，也不必经监察院会议审查。

地方政府则加强组织机构的建设。当时国家层面已经有国民参政会，1938年9月28日，行政院又议决各省限于1939年元旦成立各省临时参议会。而出于巩固大后方的需要、抗战前就开始的西康建省工作得到全力推进，1938年12月17日，西康建省委员会完成历史使命裁撤，1939年元旦省政府成立。在县及县以下层面，1939年1月26日，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改进县以下党政机构案之实施案》。

4月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县各级组织纲要》和《县各级组织纲要实施办法》。与先前的县级组织相比,增设国民兵团，由县长兼任司令，区设国民兵区队，区长兼区队长。县内18-45岁男子全部充任国民兵，以补充兵源、担任地方警卫及防制异党活动。增设参议会，但暂不选举县长。对县自治财政收入项目规定更加明晰，并规定县财政由县政府统收统支，所有国家、省事务经费不得令县筹款。

与日本相比，中国经济转入战时轨道要略晚一步，这是因为抗战爆发后各类企业首先面临的是搬迁内地的问题。到1938年10月，国民政府公布《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强调生产国家化,对经济实施统制。条例规定战时必需之工矿业、制造军用品之工业和电气工业，“收归政府办理或由政府投资合办”，政府也可以直接经营“为生活日用所必需者”。

随后在1938年底至1939年，国家煤矿公司、大华实业公司、华西垦殖公司、中国兴业公司、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官办或官商合办的大企业纷纷成立。由于内迁企业逐渐稳定,新投资企业不断增加,生产逐渐恢复。自1939年起,主要工业产品开始恢复增长。尤为重要的是、军工企业的恢复,为当时外援不足的中国军队缓解了燃眉之急。同时，国民政府对农业亦实施大力扶持政策,发放贷款和推广高产品种，使得1938年开始西南各地主要粮食作物产量比战前有显著提高,从一定程度上舒缓了军民供应的压力。

对于财政的困难,国民政府采取积极措施保证旧有税收的征收，并开始开源节流。关于前者，如为了促进盐业生产，确保盐税征收，1938年9月23日，重庆行营发布训令“盘场工非必要不调服兵役”:1939年1月，又取消盐商“引岸”制度，对后方产盐区实行“民制、官收、官运、商销”。而开源包括拓展税收和增发货币。根据当时物资匮乏，价格飞涨，奸商囤积居奇以求高利的情况，国民政府于1938年10月28日公布《非常时期过分得利税条例》，次年1月正式开征;1938年12月30日公布《遗产税暂行条例实施条例》，决定1940年7月1日起开征。

旅美华侨正在边游行边募捐。

1939年，在五届五中全会上确定了增发法币的措施，但这一休克疗法直接导致物价飞涨。在抗战中处处都要用钱，节流很难说起，尤其诸多以海关税收担保的债务，在海关税被日本人劫掠的情况下，依然在透支支付。对此，自1939年1月15日，财政部发布通告，对相关债务不再透支支付。另外，这里必须浓墨重彩地提一笔，海外华人继续踊跃汇款,1939年全年收到侨汇折合12.7亿法币、也就是说侨汇额超过了国家的一年财政收入(时为7.15亿）。意义尤其巨大的是这些汇款是国际硬通货，确保了中国向国外购买抗战物资的需求。要知道，如此之大的款项大部分乃是“由那些日夜在油烟蒸沸的餐馆厨房、洗衣馆、农园里和各个工厂、商店里的侨胞普遍捐集而来的”。

在军事方面，中国军队展开了全面的军事检讨。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军事委员会在南岳衡山召开军事会议，国民党高级军政要员及中共代表200多人参加。会议中，蒋介石多次发表训词,明确提出“我们已经依照我们预定的战略陷敌军于困敝失败莫能自拔的地位”，抗战已经转入“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第二个时期，会议最大的目的即是“整理军队，建立军队……确立第二期抗战胜利的基础”。他要求与会者“诚心诚意尽心尽力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为抗战前途着想，彻底检讨过去，规划将来”。

他还亲自在会议上总结抗战第一期金山卫、南京、马当要塞、大鹏湾四大败局，对其中的统帅责任公开认错。通过检讨和研究，国军总结了敌我各自的优缺点，并决定了整军、建军的方策。依据这些方策，中国军队实施了大规模调整、整训（详见第2章)。南岳军事会议后,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进一步确立了“今后军事力量务期集中，一切运用犹贵敏活，用兵方面贯彻消耗战略”的方针。中国军队还制订了第二期指导方案，要求“国军应以一部增强被敌占领区力量，积极展开广大游击战，以牵制消耗敌人。

（上图）蒋介石在南岳衡山召开军事会议，检讨抗战，总结经验。这样的会议前后一共举行了4次，对中国抗战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主力应配置于浙赣、湘赣、湘西、粤汉、平汉、陇海、豫西、鄂西各要线，极力保持现在态势。不得已时，亦应在现地线附近，尽量牵制敌人，获取时间之余裕，俟新战力培养完成，再行策动大规模攻势。但第四战区应尽先集中有力部队，转移攻势”。面对日军逐渐显露的转入长期持久作战的态势，作为最高军事决策者的蒋介石保持了一份冷静，一面欣喜于“所料与所望者当能实现”，一面防备日军“徒驰我军之防耳”。

对于政治诱降，中国政府坚决予以抵制。在汪精卫潜逃河内之后，逗留在河内的外交部长王宠惠、从重庆特派的国民政府秘书长陈布雷奉命与其会面，劝其幡然醒悟。在根据日汪协议而形成的近卫第三次声明发表四天后(1938年12月26日）、蒋介石在国民党纪念周上发表八千字讲话,明确指出该声明“是敌人整个的吞灭中国，独霸东亚,进而企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阴谋的总自白﹔也是敌人整个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在详细批驳了该声明后，又强调“我们只要守定立场、认定目标，立定决心，愈艰苦，愈坚强，愈持久，愈奋勇，全国一心，继续努力，最后胜利,必属我们”。

12月29日，汪在河内发出艳电之后,1939年元旦，中国国民党召开中央执行常务委员会，宣布罢免汪的公职、开除国民党党籍，罢免周佛海的中央宣传部部长之职。军统特务还按照蒋的布置,积极组织制裁锄奸行动。

对于非中央系的军阀势力、中央政府继续削权、分化、瓦解与兼并。如1939年2、3月，军事委员会西昌、成都行辕分别成立，对西康与四川加强控制。在军队方面，这种处置的力度更大。如武汉会战结束后不久，西北军孙连仲部第42军和所辖的独立第44旅番号就被取消，第30军辖3个师，整体实力进一步削弱。如湘军第77师，淞沪会战后先撤了原任师长罗霖，换上亲中央的湘籍军人彭位仁，1939年3月又以土木系的柳际明代之。各部队基层军官以掺沙子或换血的方式，以忠于中央的黄埔军校毕业生充任、逐步实现中央化。同时,也有针对性地采取了许多安抚措施。如在南岳军事会议期间，川军在武汉会战中的表现不良遭到集中批评。于是在衡山的厕所之内出现了“川军回川保卫大四川”的标语，敏感的蒋立即采取了缓和措施,在第二天褒奖川军，避免了矛盾扩大化。

日军在华部队调整

日军战略上转向持久，放弃战略决战定胜负，势必要相应调整武装力量的组织和部署，进行主官的人事调动。于是，在武汉会战和广州作战结束后的3个月里，侵华日军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顿。

在组织方面，包括军级司令部的调整和新编制兵团的设立、保留、扩充。在日军夺取武汉之后，第2军与第11军在武汉地区合流，形成一个独立的战略区，没有必要保留2个同级指挥单位;伴随着第2军的推进,该军在武汉会战中夺取的河南南部、湖北北部、安徽西部大片地区被放弃，重新成为国军控制的地区，不存在控御的需求,同时,在华北侧翼山东地区至徐州以南的江淮一带却形成了一个空缺的战略区，需要一个军级指挥单位来统辖。

但是日军没有简单地让第2军司令部离开武汉地区返回华北方面军麾下，而是新成立了第12军司令部负责。1938年11月11日，第12军司令部编入华北方面军序列,配置于山东济南，管辖山东省全境以及安徽、江苏两省的淮河以北地区。同年12月15日正午，第2军司令部正式撤销,人员予以复员。至此，在中国的腹地武汉，只留下一个第11军，由该军负责与武汉周边鄂豫皖湘赣五省中国军队作战。到1939年初，在整个关内战场形成华北、华中、华南3个区块，分别以华北方面军（下辖第1、12军、驻蒙军及直辖部队)、华中派遣军（第11军及直辖部队）和第21军三军鼎立格局。

1939年1月31日侵华日军关内部队序列

为使这些高级指挥机关发挥作用，对三大方向的主官也进行了调整。以军事参议官杉山元大将接替寺内寿一大将出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以关东军第3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中将接替畑俊六大将出任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以第5师团师团长安藤利吉中将接替古庄干郎中将出任第21军司令官。另外，选取驻朝鲜的第19师团师团长尾高龟藏中将出任新设的第12军司令官。

从新的人事任命情况看，杉山元是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的鼓手;安藤利吉是在1941年没有军令的情况下，出兵占领法属印度北部的元凶;尾高龟藏则是张鼓峰事件扩大化的责任人之一。由此可以看出，尽管日军转入持久战略，但选择的大都是积极进取，侵略至上的狂热主战人物。唯一的例外是山田乙三，此人以温厚大度著称，信奉所谓“流水不争先”的理念，他甚至支持与国民政府议和，尽快结束中日战争。当然他并不是同情中国，而是认为中日战争损害了对苏联的军备，他在关东军任上与东条英机配合默契，镇压东北抗日武装毫不手软。

在南京华中派遣军司令部门口准备致辞的畑俊六（左）与山田乙三。后者从前者手中接过这支部队的指挥权。

新编制兵团的设立指的是新编制师团的成立。在这里,有关新编制师团尚有一些令人迷惑之处。因为各种资料不同，对此有不同说法。总结起来有两种认识，第一种是认为新编制师团包括三单位制改编师团和三单位制警备师团。前者是在原有四单位制师团基础上,取消旅团部、1个步兵联队、1个炮兵大队，成立步兵团部统辖3个步兵联队,压缩联队部、大队部的人员和联队直属分队而成。他保留了原有师团的机动能力，但缩减了规模,可以成立更多师团。这本是1936年的扩军计划中筹划的，准备到1939年4月实施，但由于中日开战，在1937年11月就尝试成立了第26师团。

1938年成立了第23、27师团。三单位制警备师团又被称为治安师团（相对于1942年以后成立的治安师团不同)，其于1938年4月开始设置，第一批成立了第15、17、21、22师团。1939年初，又成立了第32一37师团。这些师团的支援分队进行了调整和充实，使得机动作战能力更适合某一区域的治安作战。第二种是认为第15、17、21、22师团实属于三单位制改编师团，尤其第15、17师团属于原计划的四单位制特设师团（即类似第101、106、116师团)，在征召过程中改编成三单位制。从可查到的部队编制表分析，第二种认识可能最接近真实情况。

山田乙三中将

换句话说，在1939年，三单位制警备师团作为一种新的编制方式出现，并大规模成建制编成。相对旧有的四单位制常设和特设师团，新的师团人数从22000- 25000人降低到13000人左右，一线作战人员的比例更高，支援分队更加精干，不适合远距离大机动性作战，但在警备区城内，却保留了与原师团相近的战斗能力，并具有反应迅速，高出勤率的特点。所以绝对不能忽视这些师团的战斗力，认为他们就一定弱于常设师团。

新编制兵团的保留和扩充指独立混成旅团大量编成。相对师团，独立混成旅团概念就清晰得多。这是一种纯粹的用于区域警备的兵团，一般包括5个独立步兵大队和炮兵、工兵、通信各一队（部分混成旅团支援部队有缺失)。1939年1一2月，成立了独立混成第6一14旅团，充实到华北和华中战线。值得一提的是，大部分的旅团在人员来源上与师团略有不同。师团每一个联队的士兵均来自同一地区人员组成，即日军常称呼的“乡土部队”，而师团一般固定由某个师团管区内的“乡土部队”组成，这样的师团管区一般是14个。

日军第34师团一部成军仪式。该师团即三单位制警备师团之一。

因此，师团一般体现出稳定的地域性格。而除去个别由师团直接改编的旅团之外，一般旅团部队是由多个不同乡土的后备部队组成，因此往往融汇了不同地方的特色，在作战表现上也就更为复杂一些。相对三单位制警备师团，独立混成旅团则拥有更高的战斗步兵比率、更高的机动性和适度的支援分队。他们无力承担大规模野战任务，但更适合占领区的扫荡和守备。这些部队的大规模编成，毫无疑问是适应日军转向持久战战略需要的。

另外被保留的还有1938年8月为武汉会战而成立的临时航空兵团，现在临时两字已经被去除,作为正式编制保留。但该部不隶属于华北方面军或华中派遣军，具备相对独立性。航空兵团司令官仍然是德川好敏中将。这位出生于责族家庭的贵公子是位航空迷，陆军军官学校工兵科毕业后去法国学习飞行,成为第一个获得航空驾驶证和第一位驾驶飞机飞行的日本人。在他的推动下，日本陆军成立航空学校，他出任教官。因此，他被视作日本航空之父和陆军航空兵的缔造者。七七事变后，他指挥日本陆军航空部队在中国作战，犯下了不少战争罪行。

除了组织方面，还有具体的兵力调整。这里不作详细赘述，仅介绍一下概况。武汉会战和进攻广州结束后，原用于该会战而向华中华南战线集结的兵力开始逐渐调离。第2军下属的第10师团，第11军下属的第27师团，第21军下属的第5师团以及陆军航空兵团的主力回到华北方面军序列，第11军下属的饭田支队（原波田支队)调往第21军。各部在编入独立混成旅团的同时，有众多的后备步兵大队复员回国。而最为重大的序列调整便是在第2军司令部取消后，将其所辖部队主力整体移交第11军管辖。

由此，第11军成为华中地区最庞大的一支日军力量，也是日军在中国实力最雄厚的一个作战军级单位。按照大本营陆军部的《陆军作战指导纲要》，这个军不仅要承担起其管辖区城的防御任务，还要负担机动打击鄂豫皖湘赣五省中国军队主力，削弱中国抗战意志的重任。相对于其他单位而言、第11军成为关内战场最大的具备机动攻击能力的重兵集团。

1938年12月31日第11军序列

这一调整奠定了之后长达近六年的抗战格局，河南南部，湖南、江西北部，湖北全境成为中国正面抗战最重要最激烈的战场，围绕这一地区的系列作战成为抗战转入持久战之后最精彩的华章，也成为对抗战进程影响最为重要的关键所在。而这六年中的第11军历任司令不是功成名就（冈村宁次)、集厚望于一身(冢田攻)，就是身败名裂（园部和-郎)﹔不是功高难驯被处置（横山勇)，就是虽惨败依赖后台硬依旧春风得意(阿南惟几)，铸就多彩的大起大落的指挥官群像。

稍准确些地说，这种大规模的调整实际要到1939年底为止，当时日本在华兵力达到34个师团，其中在关内达到25个。在这25个师团里，包括常设师团3个（第3、5、6师团)，特设师团6个(第13、18、104、106、110、116师团)，6个三单位制改编师团(第15、17、21、22、26、27师团),10个三单位制警备师团（第32一41师团)。另外还包括18个独立混成旅团。从这里明显可以看出、日军用于大规模野战的常设师团主力基本退出了中国关内战场，这正符合其战略调整的目的。日军还于1939年9月成立了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关内战场的作战。此后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的1942年，日军在关内战场的编制与体制基本保持不变。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日本海军在是否参加三国同盟的问题上与陆军分歧巨大，斗争不止,但是在侵华战争上保持有限介入和配合陆军的方针还是没有变化。不过，作为中国战场的配角，日本海军受战略调整的影响不大。他们继续以内河舰队、沿海小型舰队以及航空兵支援陆军作战，以中国战场作为练兵场;在长江沿岸重要地点驻扎特别陆战队以及沿海占领区设立根据地队和守备队，保障治安和维护交通线。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地队的扩充。根据地队本名特设根据地队，通常称呼时省略前两字。

1939年1月7日，日海军中国方面舰队在上海举行阅舰式。

这种编制早在1897年就诞生了，其按照舰队的标准设置,设置有司令官与参谋长，并编有军舰编组特设防备队、特设通信队等（进入航空时代后，还有特设航空队)。其就是一支微型化的完备的舰队，可承担相应港区内的基地陆地守备、港口水域作战和通信、测量等任务。1937年11月，第1根据地队在上海成立，宣告日本海军正式进驻中国大陆（先前的第3舰队是两国之间派遣性质)，视占领区为日本本土。新成立的根据地队下辖若干支扫雷队、炮舰队、炮艇队、防备队（以上均为省略特设的简称)。其在军舰编组和支援部队设置上更为完善，具备了区域独立作战能力。南昌会战前的1938年9月和11月，根据侵华战争扩大的需求，又分别在广东和厦门成立了第2和第3根据地队。

武汉会战结束后，国民政府为了应对抗战新局面，坚持持久抗战,对军事指挥架构和军队进行了大规模和全面的调整。前文已述,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决定成立了战时最高权力机关——国防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享有最高军事决策权。

根据武汉会战结束后的战场形势和作战方针，在1938年11月，军事委员会又重新划分了战区，调整了兵力配备。全国分成八个正面战区和二个敌后战区。其中第一、二战区针对华北方面军作战;第三战区针对华中派遣军直属部队作战，第四战区针对华南派遣军作战。第五、九战区针对华中派遣军第11军作战;第八战区针对华北方面军的驻蒙军作战，兼顾后方警备﹔第十战区为巩固黄河河防，兼顾后方警备与监视陕北苏区的任务。冀察、苏鲁战区则是针对华北方面军的两个敌后游击作战区。

随着抗战的进行,正面战场的部队从1937年7月初的183个步兵师、58个独立步兵旅、43个独立步兵团，9个骑兵师、5个独立骑兵旅、3个独立骑兵团发展到1938年底的229个步兵师、30个独立步兵旅，13个骑兵师、10个独立骑兵旅。在兵力配备上，以第九战区的52个步兵师居首，第五战区的34个步兵师次之，占国军步兵师总数的37.6%。这充分体现出以武汉为中心的华中地区是抗战的核心区，也是正面战场的决战区。另外有23个步兵师（10%)归军事委员会直辖，是战略机动兵力。

在各战区司令官的人选上，军事委员会也颇费了一番脑筋。第二、三、五、九战区保留了原任战区司令官,第一战区由卫立煌接任，第八战区由原副司令朱绍良转正;新成立的第四、十战区和两个游击战区分别由张发奎、蒋鼎文、鹿钟麟、于学忠出任。卫立煌是中央嫡系，自抗战爆发即在河北、山西、河南一带与日本华北方面军作战，又与友军相处和睦,接替程潜一石多鸟。

南岳军事会议后全国兵力配置

朱绍良是蒋介石的亲信，抗战前在西北任职多年，熟悉西北事务，本来蒋介石就事务繁多，亲任第八战区司令就是个虚职、实际事务概由副司令朱绍良处置，转正实属应当。张发奎作为粤军系统出身的将领，又与桂系相善，主持两广的第四战区合情合理。蒋鼎文作为蒋的亲信，又是陕西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掌管第十战区没有悬念。鹿钟麟为河北人，在国民军时代曾长期驻防河北和察哈尔，于学忠为山东人，抗战爆发后一直在山东、苏北和皖北一带作战，两人在各自战区都有些渊源，出掌大印顺理成章。

1939年1月，军事委员会又针对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的组织，发布编制表与组织大纲，进一步规范司令部的编制和明确其任务职责，提高运作效率。

除了战区之外，行营这种区域性指挥机构也进行了裁撤。原来在陕西、甘肃、湖南、广西等地设有行营，现在一并取消，仅在甘肃天水和广西桂林设置两个行营,统一指挥南北两大战场的战事。其中天水行营统辖第一、二、五、八、十战区和冀察、鲁苏两游击战区,桂林行营统辖第三、四、九战区。原第一战区司令程潜调任天水行营主任，军训部长白崇禧兼任桂林行营主任。不过行营这种机构安排地位尊崇之人的意义更大，对实际指挥作战影响有限。

准备出征的中国军队，前排正在记录蒋介石训话的要点。

同时，针对部队指挥层级过多，叠床架屋效率低下的情况，实施压缩与精简。原本自军委会以下，依次为战区、兵团、集团军、军团、军、师、旅、团、营、连、排、班，基本战略单位为师。在精简中，首先撤销兵团和军团两级建制，设定军为基本战略单位，各师在整训中逐步裁撤旅，改成三团制师。兵团和军团的裁撤相对迅捷。武汉会战结束后，各兵团便相应解散。其后虽然又有个别兵团编成现象（如李宗仁将第5战区划分成左右两兵团)，但都是临时指挥性质，并非编制定例。而在1939年2月8日，除驻守西康省的刘文辉部第5军团外，全国38个军团同日撤销编制。

然而，因为编制不同、派系不同、整训的力度不同、作战需要等原因，各师的整训就相对复杂和滞后。按照蒋在南岳军事会议上的设想,部队的整训分成三期,每期有三分之一的部队进行整训，三分之二的部队在前线承担作战任务(其中一半承担守备任务，一半承担游击任务）。然后实施轮换，直至全体部队完成整训为止。实际因为战争进程和人为因素干扰，1939年内计划进行的二期(第一期1~5月，第二期6~10月)，直到1941年都没完成全部工作。

在整训的过程中，各师编制也往往不是一步到位。二旅六团制、三旅六团制师通常都是多步到位。如第22师，原为二旅六团制，辖第64、66旅，每旅三个团,1938年10月改编成下辖第64、65、66团与野战补充团。1942年裁撤野战补充团。如第38师原为三旅六团制，下辖第110、111、112旅、每旅2个团;1938年10月缩编为二旅四团制，下辖第110、112旅，每旅2个团;1939年2月改编成下辖第112、113、114团与野战补充团。1940年9月裁撤野战补充团。

二旅四团制师有一步到位者，如第2师,原辖第4、6旅，1940年2月缩编后辖第4、5、6团。也有先改编成三个团加一个野战补充团，然后再缩编成三团的，如第25师，下辖第73、75旅;1940年2月改编成下辖第73、74、75团与野战补充团;1942年2月取消野战补充团。也有先取消旅级单位,再行缩编的，如第43师，下辖第124、126旅;,1940年3月缩编成下辖第247、248、251.252团:1941年又缩编成下辖第124、125、126团。

一些特别的二旅四团制师也是或分步到位，如第3师,辖第7、9旅和野战补充团，1939年3月裁撤野战补充团，1940年缩编成下辖第7、8、9团:如第14师，辖第40、42旅和荣誉团，1939年4月缩编成下辖第40.41、42团和野战补充团，1939年9月裁撤野战补充团。或一步到位，如第17师，辖第49、51旅与野战补充团，1942年2月缩编成下辖第49、50、51团。

编制的缩小，还带来了人员安排的问题。兵团、军团的首长，一般都是兼任的,编制取消并不造成多少冗余人员，但是师编制的修改，造成大量中高级军官的冗余。特别是旅一级机关的裁撤，有两位少将级的旅长要下岗，这些人员如何安排成为一个大问题。为此每个师特设一个步兵指挥官，职位上位于副师长之下参谋长之上，职责辅助正副师长指挥部队。通常当一个师的正副师长均丧失指挥能力时，由步兵指挥官接管该师的指挥权。其余军官或安排其他岗位，或送各级军校、培训班学习。

不管编制如何变更，干部与兵员的补充都是要务，这一方面也有诸多调整措施。如根据调整后的全国每月征兵配额，未沦陷或基本未沦陷的14省（湖南、湖北、江西、河南．浙江、福建、陕西、甘肃、四川、贵州、广东、广西、云南、安徽）一共每月要提供171000名壮丁。其中1939年1、2月，加倍征召。又根据1938年12月决议,增练补充兵100万。实际除了各军师旅因编制调整成立野战补充团234个，野战补充营63个之外，后方军师管区还成立补充团190个，川、黔、闽、粤、湘、鄂、赣、豫、陕、甘等省设立27个补充兵训练处，编成147个后方补充团。这些补充部队可容纳新兵127万之多。

壮丁入营时，重庆市各界举行欢送大会，在马路中燃放烟花爆竹，响声震天，烟雾弥漫。

此外，还成立299个学兵大队，供部队训练班长之用。后方补充团和学兵大队采取流水作业方式，即应前线补充需要，随时将整团已训练的补充兵拨付前线，然后就地接纳壮丁，继续训练。在训练要求上，按照新修订的《新兵教育实施方案》施行，基本训练期为3个月，如时间宽裕，需进行加强训练。这些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作用，但是由于国民政府的固有缺陷，大量的人力资源是被无情地浪费掉了。

尽管狭义上的整训仅限于陆军，但中国海军与空军也进行了与新抗战局面相适应的调整。在日军空中绞杀之下，武汉会战之后，中国海军水面舰只基本消耗殆尽，连像样的内河舰队都没有了，成为一支纯粹的陆地“海军”。但是,中国海军没有就此消沉而无作为，除了沿江的要塞炮台之外、最大还击力量就是水雷。

在武汉会战刚结束时，中国军队主要还是防御布雷，即组织海军布雷队，在宜昌至重庆以及湖南、江西的长江主要支流上布雷，阻止日军深入。但随着相持阶段消耗战略的确定,海军也转变战术,积极谋划攻势布雷，主动打击日军。1939年4月，中国海军成立了以曾国晟为所长的水雷制造所，将近乎大部分人力物力用于水雷制造。到当年下半年，根据日军长江运输活跃的情况，将宜昌以下至江阴划分成三个布雷游击区，每区设置挺进布雷队，下辖若干大队。他们昼伏夜出，针对日军长江航运线实施布雷。

空军亦遵照整军与建军的要求实施整训、补充器材、加强地面设备、规划油弹之补充及整理教育诸事宜。1939年1月，航空委员会也自贵州迁到成都。但是，由于空军新编制方案迟迟不能确定，武汉会战前就制定的该方案直到1939年上半年仍然未能实施。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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