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回。本期为南昌会战战斗战史系列第5期。上一期讲述了国军方面为应对即将到来的会战所作出的战略抉择。本期将讲述中日双方军队在赣北外围的湖北、浙江地区进行的牵制作战。

（本期全文约7500字，内容较长，感谢您的观看）

南昌作战牵制作战的序幕是在汉口以西约100公里的湖北天门县揭开的。按照第11军的作战计划,北方的这次佯攻不仅要吸引该方面的中国军队注意，更是要控制汉水以东安陆以南的地区，夺取大洪山孔道和汉水重要渡口旧口(今湖北省钟祥市旧口镇)一线。这就与一般单纯的佯攻有很大区别,充分体现出冈村宁次的老谋深算和对中国之熟悉。为了达成作战目的，第11军投入了第16师团和骑兵第4旅团。

第16师团为常设师团,按照编制有25000余人、马80O0余匹，野炮36门、榴弹炮12门、山炮16门、速射炮16门、步兵炮24门。其兵员来自京都府、奈良县和三重县，其中京都府占了一半，因此常被称为“京都师团”。尽管京都人经商的不少，在日本以精明算计出名，但是它却没有获得“商贩师团”的贬称，反而以战斗力出众闻名。自七七事变后即投入华北战场之后，在第2军隶属下作战。

汉水以东作战中日两军序列表

先是在河北连挫中国军队，接着在当年11月转用于上海战线，从上海一直打到南京，自中山门突破，屠杀了三万名以上中国军队俘虏，并驻扎南京城内整整一个月之久（它才是身负南京大屠杀最大罪责的师团)﹔次年1月又转用于华北战场，在之后的徐州会战中自鲁西而下，沿战海线连败中国军队，解救被围的第14师团，一路追击到平汉线;武汉会战中在富金山、大别山迭遭阻击略吃小亏。由此来看，它几乎成为日军战场的救火队，哪里有需要就出现在哪里。

骑兵第4旅团为日军常设4个骑兵旅团之一。该旅团1907年扩军时成立，1932年10月进驻中国东北，参与镇压东北抗日联军活动。1938年7月调华北方面军直辖，10月配给第2军参加武汉会战，主要参加了后期的追击作战。相对而言，这支部队与正规中国军队交手不多，还属于相互不太熟悉的部队。

2月下旬，第16师团山田支队（山田喜藏大佐指挥的第33步兵联队2个大队与野炮1个中队）率先向天门县附近进攻,夺取岳口镇（今湖北省天门市岳口镇)。同时，师团主力集结在德安、应城、皂市（今天门市皂市镇)一带。自2月25日起，在骑兵第4旅团的配合下，该部分成左中右三路纵队翻越大洪山向汉水东岸平推。

1939年1月，第16师团下辖的步兵第20联队正接受联队长的视察。

此时，在大洪山南部，西起钟祥，东及京山的防区属于第五战区右翼兵团张自忠部，共2个集团军及江防军（序列见表5-1)。张自忠是坚定抗日的将领，但他也很清楚自己的部队自1938年11月下旬才逐渐从武汉前线转战到位，休整补充不足,战斗力极度匮乏，因此在布防上将重心放在汉水以西，司令部亦位于荆门。第55军守卫旧口以北河防，荆门一带河防为第77军一部，第59军一部为预备队正在休整。

在汉水以东，只有在钟祥一带有第77军一部，长寿店一带有第59军一部，另川军第150师一部守卫旧口。在此种环境下，时任第五战区司令的李宗仁却在回忆录中大谈“敌人固亦深知我方战略的重心所在，故视我桐柏山、大洪山两据点为眼中钉。无奈武汉四周我军的游击队实力强大，日军四面受敌，暂时无足够兵力来扫荡我五战区，我们因而有充分时间来重行部署。”这简直就是空口白话了。

当然，中国军队对日军动向还是有所了解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根据各方情况，得出了日军将在2月底或3月初大举进犯荆门的结论。2月24日，在第16师团主力行动前一天，蒋介石手令谕在荆门的张自忠“严密防范并严督各部队一面整训、一面作有计划的每日轮流向敌积极出击、以打破敌之企图为要”。然而张自忠除了亲信的第59军，对其他部队难以有效指挥,加上各部确在整训，因此他做出了消极避战，保存实力的做法。在日军行动之后，他与第29集团军商定，依照蒋手令的出击要求，各派一旅渡河进行牵制，并让汉水以东的部队节节抵抗，逐步撤退，自己也把第33集团军司令部从荆门向西北撤退到宜城。

1939年2月，野炮第22联队一部在京山陷足泥泞。士兵正借助人力与马力合力拖动野炮。

所以，日军无视了李宗仁口中所谓“实力强大”的游击部队，一路高歌猛进。航空部队也在2月27日出击，轰炸了渡河反击的中国军队舟筏。到3月上旬，中路酒井支队(酒井直次少将指挥的第20联队2个大队与野炮1个大队）沿着京山-钟祥的大道一路前进,击破张自忠部苏式防御阵地,占领钟祥县城;右路筱原支队（筱原次郎少将指挥的第38联队2个大队与野炮1个大队)在北岛支队（野战重炮第5旅团旅团长北岛骥子雄少将指挥的第9联队1个半大队、野战重炮第11联队1个大队）掩护下实施突破后，一路推进至钟祥以北的长寿店（今钟祥市长寿镇)。左路小岛支队（小岛吉藏少将指挥的骑兵第4旅团及野战重炮第11联队1个大队)自皂市一路突破到旧口，然后又以左勾拳推进到钟祥县城以南。日军不仅基本控制了大洪山南部，还形成了北逼襄樊，南迫宜昌的态势。

面对日军来势汹汹的推进，捉襟见肘的李宗仁也没有更多亡羊补牢的措施。尽管他早在2月中旬就下令在襄樊补充休整的川军第22集团军开赴前线接防第11集团军的阵地，但该集团军自武汉会战后大约在1938年11月间(推测）退到襄樊，至2月增兵前线，满打满算4个月，勉强完成补充而已。虽然川军更换了苏式武器装备，比先前出川时的武器有了质的提高，但新兵过多，训练明显不足，战斗力实在堪忧，后来随枣会战便是明证。这样的部队就算及时布防，也根本不是凶悍的第16师团的对手。

况且当他们还在朝前线运动中，日军已经行动，于是他们推进到流水沟（今宜城市流水镇)、张家集（今钟祥市张集镇)、袁家台子（今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三里岗镇袁家台子)、柳林店（今曾都区柳林镇)、安居（今曾都区安居镇)一线，与第16师团呈对峙之势。另外，第68军亦配属其指挥。尽管第22集团军抱怨“担任任务面积过宽，军、师、团之间空隙大，不能衔接，因而只能守线上之点”，但幸好日军已达到目的，不再向前推进，所以川军能维持防线。不过日军牵制中国军队的目的亦已达成，三四月间，中国军队精锐汤恩伯部第31集团军从湖南整补地北调第五战区。嗅觉灵敏的日军立即获得了“从江南调来强大的部队增援北上”的情报，进而影响到随枣会战的进程。

事后，自觉有负职守的张自忠致电军令部，“河东战役，职指挥无方，以致未能拒敌，乞赐处分”。但明眼人都清楚张部无拦截实力，所以主持军令部事务的次长刘斐批复:“该军苦战兼旬，各出力将士均应嘉奖。国军抗战，原不以胜败论功罪。望继续努力奋斗，以摧顽寇，所请应予免议。”实际上也未对张自忠作任何议处。

根据华中派遣军的作战要领，为策应南昌作战，派遣军直辖部队将在杭州方向上实施牵制作战。在第11军确定攻击发起的X日为3月20日之后，为了吸引中国军队的充分注意，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按照作战要领要求，提前一天（即3月19日)在杭州设立了司令部前方战斗指挥所，出任司令仅刚满三个月的山田乙三亲自进驻指挥所。而派遣军司令部综合考虑了南昌牵制需要以及派遣军在浙北地区的治安需要，决定派遣精干又有力一部，对钱塘江上的岛屿支撑点实施登陆攻击，以达到牵制钱塘江南岸中国军队的目的。

日军调动的部队为驻扎在浙北、上海一带的第22师团。该师团是三单位制特设师团，编制兵力大约12800人，马近2400匹，野炮24门，榴弹炮12门，步兵炮18门。其兵员来自日本东北地区的宫城、福岛和山形三个县。东北地区是日军公认的强兵之地之一，特点是战斗韧性极强，不急躁不轻易言败。这次作战由负责杭州地区警备的第85步兵联队中抽调2个大队和师团炮兵一部承担。炮兵将部署在杭州附近，对钱塘江南岸实施压制射击。日军最后选定的目标为杭州上游约20公里处的东洲岛（日方称为长沙岛)。

东洲岛亦名东沙洲，位于富阳城东门外的富春江中。岛东西长20公里，南北宽约10公里，面积25平方公里，根据1939年2月底的调查，岛上有居民3173户，16400余口(包括了逃到岛上的难民）。岛上有四个乡，其中东洲第一、二、三乡属于富阳县管辖，面有部分属于杭县周浦乡（今浙江省杭州市周浦乡)管辖。1937年12月，杭州与富阳先后沦陷，于是富春江北岸成为游击区，东洲岛就成为抗日前线。据说，中国军队第128师、第192师、第62师、独立第33旅一部曾先后在此驻扎，构筑了一些工事。其中独立第33旅是由江西保安团在1938年初改编而成的，旅长是有着“宁都王”之称的黄镇中。

东沙洲之战中日两军参战序列表

尽管他以桀骜不驯、自私残忍面臭名昭著，但其所部是惯战沙场的兵痞，在岛上重要地方布置了大量“地胡蜂”(毛竹两头削尖插入土中，专伤步兵脚板)。由于前线一直平静，其他战线紧张，到1938年秋，正规军调走了，由浙江省国民抗敌自卫总团第一支队接防。这支部队下辖四个大队和一些直属队，是由1938年春以杭州撤退出的警察为骨干，加上征集的义乌、浦江一带的农民所组成的。他们在金华集中进行了几个月的军训，然后就开上了前线。部队的主官是赵龙文，他是义乌人，从小就有神童之称，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地学系，最初的职业是教书匠。在认识了胡宗南与戴笠之后,他于1932年进入警界，1934年出任浙江省会警察局长兼浙江省警官学校校长，成为戴笠复兴社特务处重要人物，曾参与暗杀《申报》主笔史量才。

就是这样一位具有特务背景的知识分子，走上了弃笔从戎的抗日救国之路。在杭州城放弃前，他拒绝了省主席黄绍兹焚毁杭州城的“焦土抗战”策略，并带领手下的警察撤到了金华整训，出任浙江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兼省抗卫总队第一支队司令。他时常以在义乌练兵清扫倭寇成就保家卫国丰功的戚继光自勉，期望能带领旧部和家乡子弟成就第二支“戚家军”。在开赴前线时，他辞去了行政督察专员的职务，专心军事事务。部队进驻东洲岛之后，他又加强政治宣传教育,培养军民感情,组织民众自卫队、妇女队、儿童队，并积极向富春江北岸敌占区展开游击战，取得了一些像样的战果。

赵龙文

3月19、20日，日军北岸的炮兵部队开始对东洲岛及南岸实施炮击，给中国军队防御阵地造成极大破坏。21日清晨，日军施放烟幕为掩护，以数十艘橡皮艇搭载约一个中队的兵力渡过富春江北岸直扑东洲岛。

在日军进攻时，第一支队的布防是第4大队驻扎东洲岛（在3月初与第3大队轮换)，第2大队驻防大沙岛，第1、3大队在南岸布防。第一支队司令部设于南岸。尽管第一支队事先已经发现日军有渡江企图,驻岛部队也布置了警戒，但这支非正规军对日军突然渡江进攻仍然没有足够警惕,加上正面过于宽阔（约40里)，因此日军得以轻松登陆，迅速占领伏沙渡（今富阳市东洲街道民联村附近)与蔡家渡（今东洲大桥东洲岛一侧附近)。日军在岛上取得立足点之后,便分三路向岛内纵深发起攻击。

第4大队尽管奋力阻击，终因防线过长，兵力不足而节节后退。随着日军后续部队的渡江,第4大队部所在地陆家浦(今东洲街道陆家浦村)也很快失陷，大队长田钟璜膝盖中弹被救到了船上。旋即、在左翼的迫击炮队被日军分割，陷人孤军奋战。说是迫击炮队，因为没有火炮，实际当步兵中队使用，而且是寿昌籍的队长、前警察教官叶润华自己请缕从后方调到东洲岛一线的。他在战斗中坚持指挥，不幸中炮牺牲。

木版画，富春江上的中国军队。

正在南岸的赵龙文在战斗打响后即率参谋主任张光赶到灵桥镇（今富阳市灵桥镇)设立指挥所，统一指挥东洲岛作战。他研究局势后认定，眼下在东洲岛上以分散的状态与日军正面对抗十分不利，不如暂时撤退，等集中兵力实施反击。当天上午10时，他命令第4大队撤至南岸，并以有力一部控制南岸的里山渡口(今富阳市里山镇北），为反击做好准备。

下午1时，赵龙文决定以第3、4大队全副兵力投入反击，目标是陆家浦。另命令大沙岛之第2大队派2个中队偷渡到北岸，破坏敌人的交通线，相机袭扰。他还亲自赶往里山渡口组织部队。黄昏以前，反攻部队终于集结完毕。

当夜幕降临，渡江的行动也开始了。当时日军以炮火封锁江面，船夫们却勇敢承担了运输任务。经他们的努力，到深夜时分，第3、4大队全部渡过江,抵达东洲岛，但是有3名船夫在运输部队过程中壮烈牺牲。

11时，一千多名中国军人进入了攻击位置。根据情报，日军在陆家浦大约有400人。22日凌晨1时，中国军队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发起进攻。突然遭到攻击的日军惊慌失措，以机枪掩护，放弃陆家浦,开始收缩。中国军队乘胜追击，战至4时许，成功将日军压迫至东北一隅。

（上图）在东洲保卫战中牺牲的部分军官，从左至右依次为何惠民（字政良，浙江义乌人)，贾行之(号达三，浙江浦江人)，叶润华（浙江寿昌人，寿昌今并入建德)。

天亮以后，日军一部增援赶到，火炮也开始集中射击，形势再度逆转。日军一部实施迂回，将第4大队2个中队包围起来。当过兵又做过警察的第4大队大队附何惠民冷静指挥部队应战，被日军机枪击中头部阵亡。警察出身的中队长贾行之也在突围冲锋中中弹殉职。到上午8时许，日军一支重新突入陆家浦。此时,中国军队后援不继,弹药也告罄，被迫再次撤出东洲岛，回南岸重整旗鼓。

第一次反击失利的赵龙文没有放弃，他重新组织了第二次反击。主力集结在东面的里山渡和茅庵渡（今灵桥镇北)，一部集结在长沙渡（今富阳市新沙岛东北）。为了掩护部队,还拖出一门数十年前的旧炮,该老古董不仅能使用居然还有炮弹。

夜晚时分，中国军队二次渡河，长沙渡的部队在西，里山渡和茅庵渡的部队在东，准备在23日拂晓实施夹击。此时，第2大队2个中队已经自大沙北渡，进入北岸周家浦以北的凌家桥地区。而第192师一部也逼近富阳县城实施策应作战。在凌家桥的部队切断了日军电话线，打击日军运输队，造成了极大的混乱。日军根据情报判断相当数量的中国军队正朝钱塘江南岸增援，已经达到牵制中国军队的目的，又担心孤军深入东洲岛的部队出现危机，第22师团师团长土桥一次中将遂于23日下达终止作战命令、日军突人部队从东洲岛全线撤退。同时，司令部前方战斗指挥所也撤销、返回南京。当天中国军队发起攻击时，才发现日军不知何时已全部撤离，岛上恢复了战前的平静。

土桥一次

是役，中国军队宣称毙伤日军约50人，缴获军事物资一批，军民总伤亡200余人。由于是地方部队打退日军正规军的进攻，因此也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宣传，时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还曾专程到前线慰问。

位于赣北的鄱阳湖呈口小底大之形，自湖口至都昌为狭窄水道，都昌以下为广大水城。武汉会战后的日军在鄱阳湖东岸仅控制湖口附近很小的范围，因此一旦进攻南昌的战役打响，自湖口而下至南昌、吴城一带的水运补给线就处于来自东面的威胁之中。对于日军而言，由于南浔铁路无法短时全线修通，因此鄱阳湖的水运线对其补给意义就非同一般,所以必须首先对鄱阳湖东岸进行扫荡和控制。华中派遣军将这一任务交给了直辖的第116师团。

第116师团乃是由第16师团的预备役人员编成的特设师团,编制与第101、106师团一样,而其兵员补充地与第16师团无二，因此在部队气质和作战风格上相近。同时，该师团预备役人员在召集后，曾进行大约一个月的恢复性训练，然后再投入中国战场，因此相对第106师团而言，战斗力有相当的保证。该师团在1938年5月编成,7月投入中国战场，主要接管湖口至南京之间长江南北两岸的防御,以保护长江交通线的通畅。由于掩护地域漫长，任务繁重，所以尽管日军一直想抽调该部投入一线进攻，但迟迟未能实施。仅在武汉会战期间，以其所辖的第119旅团抽调4个步兵大队为基础组成了由旅团长石原常太郎少将指挥的石原支队，于10月开始参加了长江北岸的作战，先后占领蕲春、黄柏、团风、阳逻等地。

石原常太郎

根据派遣军的命令，第116师团再次派出石原常太郎少将指挥的石原支队。这次该支队以第119旅团抽调的5个步兵大队为基础，加上配属分队组成。同时，石原支队还得到井上支队（以第101师团步兵第103联队第1大队的一半力量为基础，由桧垣璇泊场司令井上大佐指挥)以及海军T部队的加强。

海军T部队的核心主力是内河炮舰。这些炮舰为适应在淡水内河航道航行和作战，具备一些共同的特点:长宽比比较小，吃水浅;螺旋桨置于后部船腹的隧管内,采用纵横比较小的舵,并列设置2至3只;上层建筑巨大;续航里程比较远;武备为1一2门8厘米高射炮（实际口径为76毫米)，多挺7.7毫米机枪。正是因为短粗浅，干舷极低，所以这些炮舰常被称作“木履船”。另外为了顺利驶过三峡急流险滩，它们的最大航速均不低于16节。这次参战的炮舰中包括“比良”号（势多级第3艘)、“二见”号（热海级第2艘)。

前者1921年8月15日在三菱神户船厂开工，1922年4月17日送扬子机器有限公司组装，1923年8月24日完工。舰体全长56.08米，宽8.23米，平均吃水1.02米，标准排水量330吨，装2台油煤混烧锅炉，2台二段膨胀往复式蒸汽机，输出动力2100马力，最大航速16节、续航力1750海里、10节，装备2门40倍口径8厘米火炮和6挺7.7毫米机枪、编制62人。后者1929年6月25日在藤永田船厂开工，1930年2月28日完工。

日军鄱阳湖扫荡序列表

舰体全长46.3米，宽6.79米，平均吃水1.13米，标准排水量205吨，装2台油煤混烧锅炉，2台二段膨胀往复式蒸汽机，输出动力1300马力，最大航速16节，续航力1000海里、10节，装备1门8厘米火炮和5挺7.7毫米机枪，编制54人。其余的扫雷队、炮舰队、炮艇队装备的都是征用来的民用船只,尤其是渔船改装的特设扫雷艇、特设炮舰、特设炮艇等等。在安装了武器装备之后，负责掩护水上交通线、作战行动和扫除江湖之上中国军队布设的水雷。

2月25日，第11军发布“吕集团作命第244号”，要求“军在海军协助下，确保打开鄱阳湖水路;海军第1根据地队为主力，担负星子以南吴城―南昌水路的开启任务﹔第116师团鄱阳湖水路东岸地区扫荡，保障水路安全。”出发前的3月11日，新的命令将并上支队指挥权交给第103联队1大队大队长村井泉一步兵中佐，支队也随之改称村井支队。

用于鄱阳湖扫荡作战的“二见”号炮舰。本照片拍摄于1932年。

3月12日，这些部队乘坐海军的舟艇分别从湖口、九江出发。13日凌晨2时、编队抵达鄱阳湖东岸徐家山以北，并实施登陆。相对于日军的大动干戈，中国军队却并没有从鄱阳湖东岸威胁日军交通线的意识与力量，甚至根本没有像样的部队在日军登陆地周边布防（离当地最近的部队第29军远在70多公里外的东流县)。据说有中国空军3架飞机轰炸了日军登陆船队，造成了一定损失，但日军方面并无相关记载。

基本可以认定，日军没有遭遇抵抗，他们轻易占据了都昌县左里乡（今都昌县左里镇)、苏山乡(今都昌县苏山乡）和多宝乡（今都昌多宝乡）一带的土地，在当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而为了支援该部作战，日军独立飞行第17中队于13日出动侦察机10架次，携带小型炸弹( 15公斤普通炸弹37枚，12.5公斤燃烧弹38枚）轰炸了都昌县。次日，该部又采用相同手法又一次轰炸了当地——主要是为了恐吓和威慑。

日军的扫荡一直进行至15日，其后石原支队在一些关键地点上留下部队驻扎，以便掩护鄱阳湖交通线的安全。除了留驻的部队，石原支队主力返回原驻地，海军T作战部队则与村井支队重新集结，根据15日发布的《吕集作令第265号》的要求，准备继续南下进攻吴城镇，打通前往南昌的水运交通线。

尽管正规部队对于日军的行动没有正面干预,但当地保安部队对日军后方据点进行了有限的袭扰。3月18日夜,驻都昌县北部徐家埠（今都昌县徐埠镇)的江西省保安第2团第5中队中队长陶家庆率部袭击梅家山(今彭泽县杨梓镇梅家山）据点。在激战中，陶家庆中弹，牺牲前仍然高呼“中国不亡”。这些袭扰虽然振奋了当地抗日救亡的士气，但对本次战役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未完待续……】

下期将继续讲述南昌会战的战斗战史内容，点关注不迷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