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渊是从其叔叔公孙恭的手上夺取辽东的控制权的，时间是在魏明帝太和二年，也就是公元228年。此时不但曹魏政权有所表示，就是远在江东的东吴也时隔多年之后向公孙渊这位辽东新主发出了交往的信息。 《三国志·公孙度传》中说："明帝即（位）拜渊扬烈将军、辽东太守。渊遣使南通孙权，往来赂遗。"从此由于公孙康时期就已经被关闭的辽东、东吴交往的大门被公孙渊再次打开了。 史料中对于公孙渊内政方面的记载匮乏，但对于他与东吴的交往记载却是非常详尽。从资料上看，除了上面提到的公孙渊主动遣使通吴之外，双方的交往不少于七次。 第一次是魏明帝太和三年（公元229年）。《三国志·吴主传》中说："五月，使校尉张刚、管笃之辽东。"这是在孙权称帝后一个月的事情。这也说明了孙权对于与辽东发展关系的迫切性。 第二次是魏明帝太和六年（公元232年）。《三国志·吴主传》中说："三月，遣将军周贺、校尉裴潜乘海之辽东。秋九月，魏将田豫要击，斩贺于成山。"此次的交往，实际上又分为了两个阶段。《三国志·公孙度传》注引《吴书》中说："前后裴校尉、葛都尉等到，奉被敕诫，圣旨弥密，重纨累素，幽明备着，所以申示之事，言提其耳。"这就说明此次的交流首先是周贺、裴潜出发，而葛都尉随后到达的。不过此次的交往被曹魏方面得到消息，并在东吴使者回的途中进行了截击。 第三次发生在同年。《三国志·吴主传》中说："冬十月，魏辽东太守公孙渊遣校尉宿舒、间中令孙综称藩于权，并献貂马。权大悦，加渊爵位。" 第四次是魏明帝青龙元年（公元233年）。《三国志·吴主传》中说："三月，遣舒、综还，使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等将兵万人，金宝珍货，九锡备物，乘海授渊。"不过此次的通使对于东吴来说是个惨痛的教训。该传说："渊果斩弥等，送其首于魏，没其兵资。"公孙渊突然反目的动机，在《三国志·公孙度传》中有个明确的记载："渊亦恐权远不可恃，且贪货物，诱致其使，悉斩送弥、晏等首，明帝于是拜渊大司马，封乐浪公，持节、领郡如故。"该传注引《魏名臣奏》中领军夏侯献的表章中还提到了两个原因："宿舒亲见贼权军众府库，知其弱少不足凭恃，是以决计斩贼之使。又高句丽、罗貊与渊为仇，并为寇钞。今外失吴援，内有胡寇，心知国家能从陆道，势不得不怀惶惧之心。" 第五次和第六次是在公孙渊与曹魏交恶之后的事情。《三国志·公孙度传》注引《汉晋春秋》中说："公孙渊自立，称绍汉元年。闻魏人将讨，复称臣于吴，乞兵北伐以自救。"该传注引《魏书》中提到："渊知此变非独出俭，遂为备。遣使谢吴，自称燕王，求为与国。"这两次的交往分别发生在魏明帝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和景初三年（公元239年）。对于这两次通使，东吴方面的态度耐人寻味。《汉晋春秋》中详细记载了东吴内部的意见和最后的决定： 吴人欲戮其使，羊骏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计也。不如因而厚之，遭奇兵潜往以要其成。若魏伐渊不克，而我军远赴，是恩结遐夷，义盖万里，若兵连不解，首尾离隔，则我虏其傍郡，驱略而归，亦足以致天之罚，报雪曩事矣。"权曰："善"。乃勒兵大出。谓渊使曰："请侯后问，当从简书，必与弟同休戚，共存亡，虽陨于中原，吾所甘心也。"又曰："司马懿所向无前，深为弟忧也。" 双方最后一次的交往在魏邵陵厉公正始元年（公元240年）。《三国志·吴主传》中说："三月，遣使者羊衡、郑胄、将军孙怡之辽东，击魏守将张持、高虑等，虏得男女。"不过此时的公孙渊已经在前一年被司马懿消灭。 从以上介绍的双方交往中不难发现，公孙渊与孙权的交往纯属一种政治投机。不过这里出现了另外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孙权对于联络公孙渊是那么的锲而不舍呢？ 首先，孙权一直不断地联络公孙渊，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三国鼎足，对于弱小的一方都需要外援来对强势的一方进行战略牵制。公孙渊势力的存在对于曹魏政权的牵制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当初公孙渊继位之初，魏明帝就打算派兵征讨。这就说明了作为曹魏一方对于辽东公孙势力是感受到威胁的。孙权的目的无非也就是打算利用这种牵制，为东吴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其次，通过与辽东的交往和贸易，东吴可以获得当时自己最为紧缺的战略物资——战马。这一点，无论是公孙渊、曹魏及东吴大臣都看得十分清楚。公孙渊自己就说过"致遗货物，欲因市马";《三国志·辛毗传》中记载了辛毗上书给魏文帝曹丕的奏章中就提到："孙权市马辽东，量其意指，似欲相左右。"在东吴方面，陆逊就说过"乃远惜辽东众之与马"之语；虞翻也认为吴主的举动是"去人财以求马"。不过，东吴大臣对于孙权的这一举动大都持反对态度。陆瑁就曾经劝阻孙权，认为"夫所以越海求马，曲意于渊者，为赴目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而更弃本追末，捐近治远，忿以改规，激以动众，斯乃猾虏所愿闻，非大吴之至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