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三国人物，吕布是绕不开的一个人。但是，无论《三国志》还是《三国演义》，都将吕布的负面形象过于放大，就是他的反复无常。如果回归那段历史，再看看吕布成长的地方，其人生经历，就会了解也会理解吕布的反复无常了。
1.骁勇的壮士
吕布是东汉末年群雄征战中的一员猛将，这一点应该是没有人否定的，但是吕布最初入职的岗位却是文官——主簿。此官职开始于汉朝，主管文书簿籍及印鉴，即起草一些文件、管理档案以及各种印章等，大致相当于现代的秘书一职。中央机关及郡县官署均置此官，以典领文书，办理事务。魏晋以后，统兵开府之大臣幕府中，主簿为重要僚属，参与机要，总领府事。
吕布早年的资料非常匮乏，只知道他是并州五原郡九原人，以弓马骁武给并州。
并州为九州之一，其地大约是当今内蒙古河套、山西太原、大同和河北保定一带地区。汉武帝元封中年置并州刺史部，为十三州部之一，领太原、上党、西河、云中、定襄、雁门、朔方、五原、上郡等九郡。东汉时，并州始治晋阳（隋改太原），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并入冀州。
并州位于汉帝国的最北端，五原郡位于并州的最北端（郡治在九原县，县治在今内蒙古包头市，隶属于朔方刺史部），并州与五原郡天生与中央并不亲密，在当时可以算是边境苦寒之地。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天下大乱之势也席卷到了边境，羌胡大扰，“定襄、云中、五原、朔方、上郡等五郡并流徙分散”，中央逐渐丧失了对并州北部地区的控制权和管辖权，这一地区基本为塞外匈奴、鲜卑、乌桓等少数民族占有。
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之后，在东汉政权相对稳定的情况之下，开始充实经战争之后人口稀缺的并州，外徙而入的羌胡势力就顺其自然进入到了这块土地。同时期，东汉政权还加强了在并州西北部防御设施的修缮与兴建，使得并州势力真正全面地被东汉政权所接纳。也是在此时，东汉政权一系列偃武修文等政策的颁行，使得并州铁骑丧失了它原有之风采，逐渐被东汉士大夫控制的政权边缘化，并州势力开启了消沉模式。
然而，一直蠢蠢欲动的徙之并州的羌胡，并没有让并州势力沉寂多久。羌胡之叛乱，让并州势力借机得以复苏。然而，此时在平定羌胡之乱的过程中，凉州势力才是重要的军事力量，并州势力只能是附应于凉州，实现其在政治上的复兴。
两汉时期并州畜牧业发达，牛马遍野，所以郡民一般大多擅骑射。因此，吕布“以弓马骁武给并州”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
《三国志·魏志·吕布传》记载：“司徒王允以（吕）布州里壮健，厚接纳之。”
2.讲究出身的时代
那时的选官被士族把持，所以并州和凉州等边郡的人做官的机会并不多。《汉书·地理志》记载：“太原、上党又多晋公族子孙，以诈力相倾，务矜夸功名，报仇过直，嫁取送死奢靡。汉兴，号为难治，常择严猛之将，或任杀伐为威。”
当时，边郡汉人的另一个最直接的为官路径是军功，桓帝的时候要“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这里的“以六郡良家子”是有身份要求的。
当时的并州刺史丁原是泰山郡南城县人，虽然丁原出身在贫寒之家，但通过南县吏等机会，在前任并州刺史张懿被胡人杀害时，顺利继任为并州刺史。
吕布是丁原掌权并州后，才征召过去的：“刺史丁原为骑都尉，（原）屯河内，以布为主簿，甚见亲待。”说明吕布其人还是很有些能力的。
但是，吕布多被官场高层以及士族大家所轻视。
这一点在吕布的老乡王允（并州太原郡祁县人）身上体现的特别明显。
《后汉书·王允传》记载：“（王允）素轻（吕）布，以剑客遇之。”
在大士族、三公司徒王允的心目中，吕布不过是并州同乡中的一名“壮健”的工具人，出身低而且人生经历低贱。在利用吕布以刺杀董卓后，老乡王允还轻蔑地将他看作“剑客”。
在当时， “壮士”与“剑客”的性质相同，以当时“剑客”、“壮士”的行径，从而也就为吕布在并州的早年生涯作了写照，他之所以一贯遭到大姓士族和大官僚的轻视，绝不是偶然的。
东汉末年是一个游侠横行的时代，“轻侠”这个词，而具体描述轻侠行径的是《甘宁传》：“（甘宁）少有气力，好游侠，招合轻薄少年，为之渠帅。群聚相随，挟持弓弩，负毦带铃，民闻铃声即知是（甘）宁，……至二十余年，止不攻劫。”裴松之注引《吴书》说：“（甘）宁轻侠杀人，藏舍亡命，闻于郡中。”甘宁这种杀人越货的行径，正是荀悦所斥责的，“其失之甚者至于为盗贼也”。
吕布的“骁武”或“弓马骁武”，类似于甘宁的“少有气力”和“挟持弓弩”，而“剑客”当时又被称为“剽轻剑客”，杀人越货，也应该是吕布早年在并州的行径之一。根据当时情况，“剑客”、“壮士”与“轻侠”一般是可以画等号的，因此，吕布又应该是一名并州的“轻侠”之士。
“轻侠”是游侠中层次最低的人物，一般说来，其特点是“骁武”，并从事“攻劫”，由于他们勇而无谋，又易为人们所利用，这种性格也表现在吕布身上。
3.生存的形势所逼
吕布的一生的诸多变化，基本都源自于当时的局势，并在一定程度上映照着当时的社会。
在吕布的一生中，他曾多次投靠或者联合某些政治军事集团，并常常与对方反目，甚至刀兵相见。这里固然有吕布性格缺陷方面的原因，但也往往事出有因，有时责任还不在吕布身上。
吕布杀害主帅丁原投靠董卓，是其一生最大的污点。但是后来刺杀董卓，则是被逼到无路可退的地步，不得已而为之的自卫行动。董卓部将李傕、郭汜等人攻破长安，是一直轻视吕布的王允错误决策造成的，但吕布临行前并没有忘情王允，欲带他一起逃走。
逃出长安，吕布以为杀董卓是替袁氏报了大仇，想投奔袁术，但袁术“拒而不受”。转投袁绍，而袁绍一方面利用吕布的勇武，打击黑山军，另一方面欲对吕布下毒手。
无奈离开袁绍，投奔旧友张杨，但是那里依旧充满危险。“杨及部曲诸将，皆受（李）傕、（郭）汜购募，共图布。布闻之，谓杨曰：布，卿州里也。卿杀布，于卿弱。不如卖布，可极得汜、傕爵宠。杨于是外许汜、傕，内实保护布。”如此恳切之辞，方换得一段较为平静的日子。
在被陈宫利用与曹操兖州之战失败后，吕布逃到了徐州，并在他人建议下占领了徐州。他没有杀害刘备家人，并解了袁术对刘备的攻伐危机，称刘备为弟。但刘备不忘旧仇，“复合兵得万余人”伺机反扑，吕布先发制人击走刘备。之后，再次击溃刘备与夏侯惇的联合攻击。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吕布因被内奸陈珪父子出卖，兵败于强大的曹操而身死。
汉魏之际，各方势力的代表人物之间皆是利益关系，不断分化组合。所以轻而去就，反复无常，背信弃义的事情经常发生。有的人比起吕布来，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比如曹操，原先是依附于袁绍，才逐渐强大起来，有多次危急关头都是袁绍出于援手。而最终曹操发起了官渡之战，击败了袁绍，致使袁绍呕血而亡。而且，曹操赶尽杀绝，袁绍的儿子逃到辽东也要消灭，将袁氏连根拔起。
比如刘备，被称为“枭雄”，以枭雄拟人，就是指冷酷无情，能够反噬恩者的人。刘备与吕布同出边地，他走投无路时投靠了公孙瓒，而后看准时机叛离公孙瓒进入徐州，本来没有什么兵马，陶谦将精锐丹阳兵交于他，但他积极结交当地豪强糜竺，在陶谦死后依靠当地大族支持成为徐州之主。被吕布击溃后，成为曹操座上客，但却又与董承等人一起策划针对曹操的政变。在荆州时，刘表“以上宾礼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但却在私下里积蓄力量，“荆州豪杰归先主（刘备）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阴御之”。若不是曹操南侵，不知道刘备会在荆州搞出什么事情。益州刘璋以大量资财迎刘备入川，刘备也是口上讲着去帮忙，但是最终开门揖盗，刘备反戈一击，进围成都，刘璋只得开门出降，这真是引狼入室。看来吕布评价刘备的“是儿最叵信者”，是非常到位的。
比如孙权，先后降于曹操、曹丕父子，待自身安定后马上反目。与刘备结盟，嫁妹联姻，但背后捅刀子，抢占了刘备的荆州基地，而之后再与蜀汉结盟。这不是反复无常吗？
在那个乱世，像曹操、刘备、孙权一样的反复无常的枭雄，实在太多了。各种势力不断分合是当时政治运行的常态。在这种氛围下，吕布“轻狡反复”也就不足为奇了。
可见，写正史的陈寿专以此语评价吕布实在有失公允，该为吕布正正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