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的法治是由诸葛亮主导的，当然是在大老板刘备的全力支持下。诸葛亮治蜀的核心就是依法治国，而且取得了极大成功，因此也奠定了诸葛亮作为一代政治家的历史地位。 1.刘璋政府治蜀失败的教训 刘璋统治的益州近似无政府状态，《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诸葛亮集》写到：“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大概的意思是刘璋无法约束地方豪强，上层人士不听话不团结，下层人民受欺压有怨气。刘璋虽然想让百姓过上好日子，但是却没有可行的方法，最终是吏治一片混乱，上下都不满意。 实事求是地讲，刘璋是个仁慈的领导者，但是仅重视仁德不一定能把事情办好，还要有切实可行的方法措施，主观的想法一定要契合客观实际。比如明朝末代皇帝崇祯，虽励精图治、孜孜勤政，但治国方略有误，加之内外交困，亡国是必然的了。 2.刘备政府治蜀成功在于法治 刘备从出世就秉承仁义、忠汉的思想，但是刘备在半生的征战中思想不断在变化、成熟。刘备的仁义与刘璋的仁义有着本质区别，刘备之仁是君主之仁，有着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实力与策略，而刘璋之仁是迂腐之仁，外不能御敌，内不能平乱，人民没有安全感可言，政府出现信任危机在所难免。 刘备解决益州混乱问题的方法就是加强法治，力求将无政府状态的益州，建设成为一个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治社会，当然仁政依然是刘备治理天下的核心基础。 治蜀政策刚刚确立的时候，刘备的左膀右臂诸葛亮、法正却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并留下了一段著名的辩论。 法正认为应该宽驰刑法，以此收服益州人心。他还以四百年前的汉朝开国皇帝刘邦来佐证，刘邦当年“约法三章”收获人心，最终成就帝业。刘邦是汉高祖，这有点拿祖宗压人的意思，一般人难以反驳。 诸葛亮的治蜀想法当然与刘备高度统一，他明确指出法正的想法不正确，汉高祖当年宽驰刑法，是因为之前暴秦刑法过于严苛残酷，所以宽驰刑法才能体现出新君主的宽大仁德。而现在接手的益州，混乱不堪，已处于无政府状态，乱世须用重典，政宽则济之以猛，需要通过加强法治来重建遭到破坏的社会秩序。“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矣”（《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诸葛亮集》）。诸葛亮主张实行德政，兼用威刑，从严治蜀，赏罚分明，不但能收到抑制地方豪强的效果，而且能够重建社会秩序，实现“上下有节”。 可以说，刘备、诸葛亮是将仁政与地方的实际情况密切结合，而法正是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一千六百多年后，清人赵藩在武侯祠写了一副对联，令人深省，“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历史的辩证法告诉我们，没有一成不变的策略，只有因地制宜的方法。 但是，历史也存在一个又一个跳脱不出的怪圈，比如刘邦认为秦朝速亡的原因是没有分封同姓诸侯，遇事孤立无援，于是大肆分封刘姓诸侯王，日后发生了七国之乱；曹魏吸取汉朝教训，控制诸侯权力，却被司马氏轻易篡权；晋朝司马氏吸取曹魏教训，广封诸侯王，却又发生了八王之乱。这些朝代的更迭轮回，无一不是看到前车之鉴，但一个政策的实施后一成不变，没有因时、因地再行调整。 当然这里只是笑谈，利益分配一旦达成，形成惯性，再行调整，难免会出现动荡。 3.《蜀科》 法治也罢，仁治也罢，最终的目标就是稳定和发展。 在刘备的大力支持下，诸葛亮的法治策略在益州得到推行，成为一项国策，一直在蜀汉沿用下去。 在诸葛亮的主持下，集合了政府一流人才法正、刘巴、李严、伊籍等人，制定了一部治理国家的法典，史称《蜀科》，可惜后世遗失了。 诸葛亮作为从严治蜀的推动人，以身作则，公正廉明，得到了蜀中百姓的理解和拥护，开创了蜀汉政治清明的良好局面，不愧为千古名臣。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评价：“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