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员戎马半生，用兵如神，得意之作更是无数，如井岗山亲自指挥三次反围剿，以少胜多，运动战、游击战中歼敌人；长征期间四渡赤水、强渡乌江，化被动为主动，“屈指行程二万”，在陕甘宁开辟新天地；抗日战争化整为零，深入敌后，论持久战，让日寇深陷人民战争的海洋无法自拔；解放战争运筹帷幄、大开大阖，最后三大战役定江山。如此种种，即使李世民、朱元璋复生，韩信、李靖再世，亦会叹为观止，甘拜下风。

不过，在众多的神作中，教员最得意的却既不是抗日战争中的“麻雀战”，也不是解放战争中的数次决战，而是重掌军事指挥权后在赤水河畔的四度往返，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机动迂回，从容周旋，把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玩弄于没掌之间，以最小的损失让一支疲惫之师、伤病之师奇迹般逃出生天，给工农红军、给中国革命、给民族未来保存了火种、留下了希望—— 正所谓“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基于此，近一个世纪以来，这次神来之笔一直为世人尤其是兵家所津津乐道，除以文字和影视形式反复演绎外，还被美国西点军校编入军事教材，让后人反复观摩、推演和学习。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名闻天下的四渡赤水本来并不在红军的计划之内，只是因为遵义会议后多次渡江战斗不利，这才被迫做出的临时性行军和作战计划。

说白了，就像长征一样，渡赤水最初其实就是一次失败后的战略转移，当时谁也没想到会四次往返。

但是，近九十年后，当我们借助史料、网络、地图等工具来复盘那四次悬崖跳舞、险中求胜、让人荡气回肠又悠然神往的渡河之役时就会惊奇的发现，与湘江战役之前狼狈不堪和疲于奔命的单纯逃亡不同，至少从二渡赤水开始，所谓逃跑已经逐渐变为一种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有秩序的战略退却和放弃。于是，在中国的西南方向就出现了这样一副充满悖论的画面：在前面跑的沉着冷静、胸有成竹，在后面追的反而四顾茫然、手足无措。

这到底是怎样的一场追击与反追击、摆脱与反摆脱呢？

欲直先曲:明明想往北渡过长江，却一直在东、西方向上来回游走穿插，甚至还向南迂回至贵阳南部和昆明附近，最后把国民党和滇、黔主力全部从长江防线调往南方后又突然北上，巧渡金沙江（长江上游），实现了最初的目标。

声东击西:佯攻鲁班场，国民党军队大举包抄过来时，突然向西三渡赤水；渡河后小股佯装主力向西，大军却再次东渡赤水，并顺势南下突袭贵阳，大喊活捉蒋介石，蒋急令云南孙渡率大军入黔救援，红军却在贵阳城下突然向西进入云南并直逼昆明；此时孙渡入黔，昆明空虚，龙云大惊，急调原来部署在金沙江的部队回防——如此一来，金沙江防线终于空了！

这时，教员四渡赤水的最后底牌才亮了出来:向东、向西、向南都是假的，北上渡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才是不改的初心。

1935年1月19日，也就是在红军撤出遵义的当天，蒋介石发布了《关于在长江南岸围剿中央红军的计划》，要求中央军薛岳部、徐清泉部自南向北负责“追剿”，川、滇、湘三部军阀从北、西、东三个方向负责“堵剿”，四面合围，誓要在四川境内把中央红军围剿于长江南岸。

我军以追剿军蹑匪急追，压迫该匪于川江南岸地区，与扼守川南行动部队及各要点之防堵部队，合剿而聚歼之。

红军将要北渡长江的计划已经不是秘密。

1月20日，撤出遵义的中央红军来到黔北重镇桐梓，在这里，中革军委下达了关于渡江作战的计划，计划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确定总体目标。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而以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之我活动，来钳制四川东地“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

二是部署具体作战和任务，渡江的时间、地点及战术要点都作了详细的要求——这是教员重掌军事指挥权来的一个重大变化——甚至还考虑到了作战受阻后的备用方案：

在沿长江为川敌所阻，不得游荡昔，我野战军应暂留于上川南地载进行战斗，并准备流过金沙江，从叙州上游渡河。

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由于首选、次选计划的先后受阻，最后被迫使用的居然就是这一备用方案。

因为，川军成了中央红军渡江北上的拦路虎。

1月26日，攻打赤水的战斗率先打响。

赤水县城，这座日后因赤水而名扬天下的小城位于贵州西北角的黔、川边界上，是由黔北进入川南的必经门户。

在黔北驻守的红一军团承担了这项任务，一师、二师迅速推进到了距离赤水城大约十公里的地方，这时，他们遇到了驰援而来的川军。

自中央苏区一路走来，粤、湘、川、桂、黔等各路军阀留给红军的总体印象是战斗力差、没有团队意识、意志薄弱一打就跑，除了湘江战役外，各部军阀几乎没有给红军带来什么大的麻烦。

赤水县城外遭遇的川军却打了红军一个措手不及，他们不仅人数众多、火力强大，作战风格更是可以用悍不畏死来形容，一军团的两个师和随后赶来配合作战的九军团均被事先占据优势地形的川军全面压制，后在伤亡不断增大、川军增援部队源源到来的情况下被迫撤出战斗。

攻打赤水县城不利，而中央纵队所在的红三、五军团进行的土城之战则更为被动。

当一、九军团战斗失利的消息传到中革军委的时候，教员和周恩来、朱德的心情一下子沉重起来：北上渡江的第一个障碍没有清除，接下来的土城之战显得更为关键且不容有失。

土城之战的对手是川军郭勋祺部。这时，中革军委二局截获了川军潘文华的26日电令，显示郭勋祺部只有4个团的兵力，后面跟进的潘佐部2个团。在现场查看地形后，毛泽东决定由三、五军团分别攻取南、北两处高地，给川军来一场歼灭战。

土城，位于赤水河中游的黔北重镇，城北三公里处的青岗坡是一座两山对峙形成的险要关口，一条山路蜿蜒而上，是经此入川的唯一通道。

现在，这座关口在川军手里。

1月28日凌晨，红三、五军团对青岗坡的川军发起了进攻，由于有了提前接触，双方互知底细，所以开局便进入生死搏杀，双方阵地均在极短的时间内反复得失，在都付出了巨大伤亡后仍然拼了个势均力敌。

这种态势对红军是极为不利的。红军人数少、没有后援、没有预备队，根本打不起消耗战；而国民党却恰好相反，尤其是各路军阀均基本属于本土作战，无论是后勤保障还是兵力支援可谓应有尽有，都能做到持续补充。

这种担心在川军潘佐部的援军到达时变为现实：僵持被打破，三军团的阻击阵地被迅速冲垮，甚至中革军委的指挥部也暴露在敌人的视野中。

危急关头，总司令朱德亲自率领预备队、也是中央红军后备干部队——红军干部团冲上第一线，终于在下午的时候占领了川军设在永安寺的指挥所，重新把双方拉回了僵持的均势。

这个时候，教员和周恩来已经感觉到了不对，他们在重新研究情报时发现，中革军委二局在破译时误把“旅”译成了“团”，也就是说，川军的实际兵力大体要比原来估算的多出一倍，红军不是在和三个团6000名敌人作战，而是六个团约12000名敌人在作战。而且，根据最新情报，川军另外两个旅的援军也即将到达土城战场，再打下去恐怕真会像蒋介石计划的那样在川江南岸全军覆没。

下午五时，中革军委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认为原定的渡江计划已无法实现，为保存实力，必须立即改变计划，西渡赤水，暂时转向川南的古蔺地区再寻找机会。

1月29日凌晨三时，中央红军分三部开始渡河，这就是著名的一渡赤水。

对于很多历史事件，不管是重大还是细微，在教科书中一般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一下结果，过程无论多么复杂、艰辛都是一笔带过。

这次被教员视为毕生最得意之作的四渡赤水中的第一渡，无论是起因还是过程，就远不是书中所写的那般轻松写意，更不是提前计算好的牵着敌人鼻子走的战略迂回，而是在连续作战失利后为保存实力被迫进行的大规模军事转移——用电影《四渡赤水》中教员的话说就是：三十六计，走为上！

1月29日中午12时，中央红军全部渡过赤水河并炸毁浮桥。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忆秦娥·娄山关》

一天后，中央红军进入了川南叙永县境内。

叙永，川南重镇，位于土城正西方的崇山峻岭之间，两条小河穿城而过，如果从古蔺进入四川的话，叙永是必经之路。

2月1日，红军先头部队一军团二师开始向叙永县城发动攻击。

但是，继赤水、土城之后，守卫在这里的川军再次给红军制造了麻烦，战斗一直打到2月3日，城池却没有任何松动的迹象。

这时，早已根据战况推断出中央红军要从叙永继续实施北渡长江计划的川南“剿匪”总指挥潘文华，已经命令川军八个旅和一个警卫大队直扑叙永。同时，中央军薛岳部和黔、滇各部组成的“剿匪军”第二路军共十三个师加四个旅，也分为四路纵队向叙永方向赶来。

红军又一次面临被合围的危险。2月4日，中革军委果断决定，再次放弃北渡计划，转向西北，进入云南。

接连的失利让遵义会议后红军刚刚建立起来的希望又蒙上了一层阴影。

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计划短时间内已无法实现，红军下一步的行进方向又开始模糊；同时，三次攻坚失败再次让红军减员严重，仅土城一战就损失了两千多人，这对于红军无疑是雪上加霜。

带着失望和迷茫，2月5日，中央红军来到了云南东北部的扎西镇，军委宿营的那个村庄处于川、滇、黔交界处，称做“鸡鸣三省”，是一处传统的“三不管”地带。

在这里，中共中央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由于国民党军队追得紧，队伍并没有停下脚步，会议在行进中边走边开，从5日到10日，中央政治局在水田寨花房子、大河滩庄子上、扎西镇江西会馆连续召开会议，除了解决遵义会议已经确定但没有来得及解决的一些重大问题外，还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

首先是通过改组党中央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确立了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和教员的军事指挥权。

其次，针对遵义会议以来的几次失利，教员分析道，一是在战略上，红军坚持北渡长江，战略意图明显，很容易让国民党提前预判并做出相应对策，所以红军始终不能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二是在战术上，人员、装备占绝对劣势的红军放弃了原来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运动战，而被迫与优势敌人打起了攻坚战，失败在所难免。

因此，根据瞬息万变的军事动态，教员重新确定了中央红军新的战略方针，决定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并作出回师黔北、重占遵义的重大决策。

2月11日，中革军委下令，中央红军各军团和中央纵队从扎西向东进发，目标是东渡赤水，再占遵义。

望着眼前熟悉的道路河流和一草一木，几乎所有的红军将士都充满了迷茫和不解，因为就在十几天前，所有人刚刚经历过从这里向西撤退，而现在又故地重游，他们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一路上，却不断有国民党方面的消息传来。

2月14日，川南“剿匪”总指挥潘文华发布命令，要求各路川军继续向停留在扎西进逼，并与滇军、中央军“协同截堵”，“务必拒匪于叙、蔺大道以南”。

龙云认为中央红军几个月来连续转战数遭打击，早已是强弩之末，因此要求滇军不甘人后加快向扎西推进，以期“奏非常之奇勋”。

蒋介石也电令驻守黔北的薛岳，让其与川、滇各部密切协同，“兼程向古蔺前进”，“将西窜之匪完全消灭”。

方向全是扎西！

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这时他们已经离开扎西三天了，而国民党军队的方向却仍然停留那里，这说明红军的行动已经超出了敌人的判断。

部分红军高层指战员更是除了从国民党军队的反应上敏锐地感觉到了敌我在信息上的不对称和在战机捕捉上的差异外，还隐隐约约预感到了教员的作战意图，总参谋长刘伯承就是其中之一，这位身经百战经验丰富的老帅甚至已经为后来的三渡赤水提前做好了谋划和准备，当然这是后话。

2月16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布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说由于国民党军队及各路军阀的阻击，渡江北上的计划已难以实现，为减少损失，决定暂时不再北上，就地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

在作战方式上，则一反原来硬碰硬的对峙和消耗，而是要求“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当天，中央红军从古蔺南侧与薛岳部擦肩而过，悄悄地来到了赤水河西岸。

2月18日晚间，红军分别从太平渡和二郎滩完成二渡赤水，并于19日攻占土城。

有意思的是，就在当天蒋介石下达的新指令中，还说察觉红军“似有回窜入黔模样”，所以各部要精诚合作，争取“集歼该匪于叙、蔺以南，赤水河西。”

作战方式重新回到运动战的正确轨道，国民党军队的后知后觉和慢半拍的部署又起到了出其不意的效果——很多老红军指战员惊喜地发现，井岗山时期熟悉的味道又回来了！

渡过赤水后，在军委的部署下，红五军团一部向北直插温水，给川军造成要北上渡江的假象。

薛岳果然中计，他在“向松坎、桐梓‘追剿’中央红军给周浑元、吴奇伟”的电文中指示：

据确报，窜东皇殿之匪约万余，养［二十二］、漾［二十三］两日节节向图书坝、良村、温水方面急窜，有与萧、贺合股模样。

郭勋祺部迅速向北回援，红一、三军团则急南下向桐梓和娄山关方向行军。由于失了先手，各部国军均被甩在中央红军背后大约四天的路程。在接下来的这四天时间里，黔军王家烈部将独自面对中央红军主力。

2月24日，红一军团攻占桐梓。

这时，因红五军团一部正在佯攻温长，所以蒋介石仍然断定中央红军还是要北渡长江，继续实现与红二、六方面军会合。但是，教员却令旗一摆，挥师南下，2月25日，在付出巨大牺牲后，红三军团攻占娄山关。

值得注意的是，打下娄山关后，教员兴奋地写了那首著名的《忆秦娥·娄山关》，其中两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说明在他的心里，前途已经清晰，未来已经明了，至少有把握跳出国民党的包围圈了。

娄山关丢失之后，遵义彻底暴露无遗在红军面前，2月28日，红军再次占领遵义。

同日，在遵义城南，中央红军经过殊死激战，打出了自撤出中央根据地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吃掉了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59师、93师大部，吴奇伟几乎只身逃回乌江南岸，遵义周边暂时打造出了一个方圆数百公里的战略空间。

经过此战，中央红军得到短暂休息，后勤给养得到补充，全体指战员士气更是大涨。不过，教员及军委其他同志却清醒地认识到，二渡赤水，更多地是打了国民党军队一个措手不及，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区域性的敌我实力对比。尤其是醒悟过来的国民党各部已经从四面重新包抄上来，正在形成更大的包围圈。

经研究，3月5日，中革军委决定红军主力向西进至鸭溪、大岗一带，并寻机歼灭或重创集结于鲁班场的中央军周浑元部。

遗憾的是，吃惯了红军诱敌深入、各个击破战术苦头的蒋介石这次学乖了，三令五申周浑元部不能孤军深入，而是以步步为营的方式稳步推进，慢慢地压缩包围圈，不给红军施展机动战术的机会。

结果，中央红军诱敌不成，反而在鸭溪一带被拖滞了三四天。

占据主场之利的国民党军和各路军阀最希望的就是把红军拖住并钉死在一个地方，在鸭溪一带的红军就面临此种困境。

不能再等下去了，必须主动出击，但是，率先攻打哪一部又成为军委高层争论的焦点。

包括朱德、林彪和聂荣臻在内的绝大多数人倾向于打鼓新场的王家烈部，理由很简单却很充分，黔军最弱，好下手。

教员的观点却恰恰相反。在人数和装备上绝对劣势的红军，最大优势就是机动能力，攻打王家烈固然胜算较大，但是，歼灭王家烈部一是不能使敌我力量对比产生实质性变化，二是战事胶着，周边中央军和滇军会趁势围攻，到时候红军不仅会陷入重围，还会彻底打成消耗战。所以，应该朝着貌似强大的中央军周浑元部来打。这样打的理由是：

1.出其不意，周浑元想不到中央红军会找上他；

2.仍是佯攻，目的是把周边的国民党军吸引过来后，然后伺机脱离战场；

3.周浑元部右后方就是赤水河畔的茅台镇，便于渡水。

注：王家烈部在周浑元部南部，远离赤水。

3月13日，中革军委发布了《关于我野战军战略方针的指示》，确定了消灭国民党中央军两部以及黔军王家烈部的战略目标，并明确要求控制赤水河上游渡河点，以为战略转移作准备的任务。

3月15日下午，鲁班场战斗打响，与军委事先预料的一样，占据地利优势的守方在红军的强大攻势面前始终岿然不动，红军在付出重大伤亡后仍然未能前进一步。

战斗再次进入僵持，而国民党其他各路大军闻信正飞速合围而来。

16日黄昏，中革军委下达命令：放弃鲁班场，立即向北，再次西渡赤水。

与前两次不同的是，这次渡河不仅明确规定了时间（于今十六日晚和明十七日十二时以前）、地点（茅台镇附近），甚至还详尽安排了中央红军各军团的渡河次序，尤其在各军团渡河具体计划的后面还附着这样一句话：渡河后向西或西北走出二十至三十里“隐蔽休息”。

这表明，和一渡赤水的完全被动、二渡赤水的临时起意不同，三渡赤水的计划至少在攻打鲁班场前就已经确定——另有一个明显的证据是：在撤离鲁班场战场开始西渡赤水前，毛泽东曾问刘伯承：二次渡赤水河时太平渡和二郎滩的浮桥还在不在？早就有所感悟的刘伯承立刻心领神会，当即派人去赤水河边把河上的浮桥看护起来——甚至，稍后的四渡赤水也已经在教员的计划之内。

3月17日，甫一渡过赤水河，中革军委立即按照既定方针，命令各军团主力立即按照中革军委的部署，在距离赤水河边二三十公里的地方隐蔽休整，而以红一军团的一个团伪装成主力大举西进，直扑西北方向的古蔺县。

19日，这支小股佯动部队居然在古蔺城外的镇龙山一举击溃川军的一个团。消息传来，国民党军高层再度震惊，他们认为，中央红军这是铁了心要北渡长江与红四或者红二、六方面军会合。蒋介石致电川、滇各部，要求国民党各路大军日夜兼程向川南前进，同时命赤水河东面部队包括吴奇伟部、周浑元部同样向西渡过赤水，说“剿匪成功，在此一举，勉之勉之。”试图将中央红军包围于古蔺、叙永一带聚而歼之。

这样一来，赤水河东岸又只剩下黔军王家烈部。

时光仿佛回到了一渡赤水，因为国民党全部主力又一次扑向川西南方向的古蔺、叙永一带；不同的是，中央红军主力却仍然在相反方向的赤水河西岸埋伏，而且即将再次东渡赤水。

南辕北辙，背道而驰。

1935年3月20日，在西岸附近隐蔽休息的红军各部队接到了中革军委的命令：“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折而向东，限二十日夜由二郎滩至林滩地段渡过赤水河东岸。”

于是，一天前刚刚西渡赤水的红军官兵，现在又重新掉头东渡，中间甚至还与一部向着古蔺、叙永方向的国民党大军擦肩而过。

3月22日上午，连同中央纵队在内中央红军各主力部队，全部秘密而迅速地渡过了赤水河，再次进入贵州境内。这是两个月内红军第四次跨越这条纵贯黔北的大河。

3月24日，四渡赤水最高潮的部分正式上演：从这时开始，教员要一点一点亮开这四次东西方向上迂回奔波的最终底牌了。

好像是为了配合教员演好这场追逐与摆脱的大戏，蒋委员长也在这一天空降贵阳，他要亲自指挥与中央红军的“最后一战”。

针对在长岗和枫香坝一带的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和周浑元部，教员安排红九军团伪装成红军主力向其发起佯攻，主力部队却迅速南下，于31日强渡乌江。

4月3日，红军先以一部佯攻息烽，主力却向贵阳挺进，据说在贵阳郊区已经出现了红军的便衣。

老蒋完全慌了，因为贵阳周边仅有国军99师在驻防，他急令各路大军抓紧回防贵阳，由于中央军主力吴奇伟部与周浑元部远在乌江以北，远水解不了近渴，距离最近的滇军孙渡部最先赶到贵阳附近。

4月5日，等各路援军都接近贵阳的时候，中央红军却突然从贵阳北部的修文转向东北进至清水江边，搭桥造船，一副要东渡清水江、进入湖南的架势。蒋介石急令由湘军做好拦截准备的情况下，派吴奇伟部、周浑元部及滇军各部向东追击。

剧本完全进入了教员的节奏。国民党军队包括各路军阀不仅晕头转向，而且连日奔波却连红军的影子都看不到，早已身心俱疲，对蒋介石的命令阳奉阴违甚至置若罔闻。就像滇军旅长安恩溥所说:我们毫无按照实际情况处理军务的一点自由，很多时间在毕节、瓢儿井、大定这一带旋磨打圈。有时候早晨得令兼程往东，夜间复奉命兼程往西，司令部仅往返瓢儿井就有三次之多。接到向打鼓新场前进的命令，刚出发一小时，又接到命令到大定集结。这一阶段连红军的影子都看不到。

4月8日，清水江西岸的中央红军突然转向西南方向，从贵阳城南穿插而过，向着云南迤逦而去。至此，中央红军将围剿的国民党军全部甩在背后，成功跳出包围圈。

4月20日，中央红军进入云南，教员继续百试不爽的声东击西：由红一军团二师一部佯攻昆明，口号是“打倒军阀龙云”和“占领昆明”。因远在贵阳的孙渡无法调回，吓得龙云急令金沙江守军回防——这时，长江上游的国民党防守兵力已不足以阻挡红军，于是，中央红军分为三路纵队突然北返，开始了对金沙江渡口的奔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