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刘远举

FT中文网、大家、新京报、南方都市报、澎湃等媒体专栏作家,多家智库研究员。关注时政、财经、互联网，作品见于中外媒体。以深度的分析、冷静的理性、客观的态度去发掘现象背后的事实。

在权利意识日益觉醒的现代社会，歧视是一个经常被提到的词。地域、女权、甚至学历、相貌等话题都充斥着反歧视的声音。歧视概念，成为很多观念的基础，在此之上，建立起了各种理论，引出各种纷争。

我一直认为在争论命题之前应该把命题本身先弄清楚，这样才能很好的避免在争论过程中由于概念模糊导致的自说自话。而且，很多时候，把命题本身弄清楚了，争论也因为变得更加清晰，自然而然的就解决了。

那么，歧视，这个诸多理论的根基是牢固的吗？

歧视，是由个体实施的，那就从个体说起。对个体生命来说，趋利避害是最基本的本能，而趋利避害四个字，就是所谓的收益与成本，那么，经济学就是最基础的分析工具。

以研究家庭、犯罪和歧视问题闻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教授，给“歧视”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只有当歧视者愿意放弃一定的利益，例如收入、利润、工资、或者享受，以便满足他个人的偏好时，才是歧视。

具体来说，当A为了自己的利益增进，同时导致了B的利益减小，B的利益减小可以具体为利益受损或者感情受损。这种情况下A的行为只是市场经济下理性人的择优选择。而只有A为了使B的利益减小，不惜导致自己的利益也受损帕累托减小，即自己的利益受到伤害，这种行为才叫歧视。更简单的说，只有当一个人情愿伤害自己的利益，也要表达瞧不起，或损害另一个人，才叫歧视，否则，只能叫出于自利的择优。

地铁上，上来一个衣衫褴褛、散发臭气的人坐在座位上，傍边的乘客会本能的站起来远离他，这种行为不叫歧视。因为虽然远离他会让这个散发臭气的人感到不快，但其他乘客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避免臭气，才实施站起来远离他的行为。如果上来衣冠楚楚的人，亮出暂住证之后，有乘客远离他，这才叫歧视。因为为了让这个外地人感到不快，乘客宁愿自己利益受损，承受站着的劳累。

以此类推，清华大学毕业的和一个高中生，企业选择了清华大学的，这只是择优，而不是学历歧视；选舞蹈演员要漂亮的，而不要行走不便的，这同样叫择优，而不叫歧视残疾人或相貌歧视。如果一味强调“同等”对待，那么就会伤害到市场经济的基础——择优和竞争。

用这个原则可以轻易的判断出众多的歧视中，到底那些是歧视，那些只是择优。经过这个原则的筛选，能留存下来的真正歧视也所剩无几了。

不过，这个原则面临这样一个质疑：即使是择优，但是，这种择优是不科学、不理性的，实际上损害了你自己的利益，所以歧视仍然成立。比如，一个人虽然是个刑满释放者，虽然是黑人，但是，他甚至比一般人更老实可靠；他虽然只有初中学历，但却更适合这个岗位，但是，在事先的排他性的标准中，他们未有机会证明自己之前，就被筛选掉了，他们的利益被损害了，而同时，你错过了合适的人，也损害了自己的利益。这看起来符合加里·贝克教授对歧视的定义，所以，这就是歧视。

那么，这种说法成立吗？如何看待，从自利出发但结果却损害自己利益，并且同时损害他人利益的主观择优行为呢？

人的行为是受成本制约的。生命是最宝贵的，可是，在实际生活中，不难看到骑摩托车接送孩子的家长，那是不爱惜自己与孩子的生命吗？显然不是，他们只是在成本的制约下，做出妥协，为了节省成本，承担一定的风险。对生命如此，对其他事情更是如此。

依据概率行事，是人节约成本的一个重要方法。由于人无法穷尽一切可能，发掘全部信息，所以，人按概率生活，在概率中形成主观印象，并按后果的概率去行事。日常生活中的大多数逻辑，都是基于概率的。从根本上讲，这个世界本身就是概率性的，在人未能完全认识这个世界之前，人对世界的认识都是主观经验，是概率性的。

所以，把被质疑的“损害自己利益的歧视行为”放入概率与成本的限制条件之下的时候就会发现，这种看似逻辑严密而科学的质疑，其实并不科学。

对于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来说，他们任务是在众多的毕业生中找出合适的人。在初选简历阶段，简历多，时间紧，所以，对HR来说，他们的工作目标实际上是：在给定时间，给定成本之下，找到有能力胜任工作的人。这必然就只有一种方法，依靠概率。

学历与学校虽然不能完全反映一个人的能力，但却大概率的与一个人的能力相关。所以，看学校、看文凭，这个办法简单、甚至粗暴，注定有缺陷，但却能低成本、高效率、大概率的找到合适的人。所以，如果招聘中取消学历，不管小学、中学，还是硕士、博士都一视同仁，招聘考核系统就会因为成本巨大而无法运转。

这是学历的刻板印象吗？在职场中，有这样一种现象，当人有了几年的工作经历之后，学历立即就变得不重要了，甚至，连简历都不再需要，只需和HR、老板谈谈即可。可见，不管是HR还是老板，并不是刻板的信仰学历。只不过，在一般情况下，自利性的使用学历标准，低成本的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同样的，一个单身女性在郊外，遇上一个纹身的人搭车。她没办法去打电话问警察，调查这个人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更没办法自己亲自去了解，这个成本甚至会大到失去生命。所以，拒绝一个纹身的人搭车，是基于大概率的、低成本的合理的自我保护与择优，并不是什么歧视。

同样的，虽然抽烟、喝酒、说脏话，也会有好女孩，但是，是坏女孩的可能性却更大。所以，群体性的印象，虽然看起来不理性，在单独的事例中，有时候是不科学的，但是，只要给定限制条件，给定成本，在整体的概率中，却是最合理的办法。

那么，或许可以小小的修改一下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的定义：人的选择，只要符合除了情感满足之外的主观概率自利，那么，就是一种择优。歧视，应该指的是，为了贬损、造成他人的损害，自己宁愿在主观上放弃概率性的自利。

虽然这个定义仍然比较拗口，但其逻辑却更加严格。

在这次美国的示威中，一位黑人怒怼白人示威者。他说：“美国人口中有13%都是非洲裔美国人，但是全美的枪支和毒品暴力案件中，有超过一半是由这群人所致的，这其中95%都是黑人在攻击黑人。我（作为一个黑人）被黑人枪杀的概率，比被其他种族枪杀高2000倍。”

他也提到了概率，他也必须依靠概率来生活。所以，本文所写，并不是理论，而是现实的生活。

不过，显然，反歧视运动忽略了这些思考，这些现实。

不妨在把话题延展一下。

还记得以前实习去期货公司，模拟炒期货的时候，人人都能小赚，但真有人投入之后，能赚钱的人很少。这就是压力对决策的干扰。与此类似的是，企业家的每个观点，形成现实决策之后，会给企业家带来自己的收益或损失，这意味着企业家必须顾及现实，在压力下做出决定，并未现实后果负责。

知识分子对现实的研究与观点，大多数情况下，仅仅是在学术声誉上负责，但并不会对自己观点的现实影响负责——毕竟他们不是做决策的政治家。所以，知识分子的学术观点，不受现实反馈的压力与约束，更容易极端化，考虑到左派知识分子的先进性伴随的激进，则更是如此。

这种个体不受现实约束，在集体层面就迅速形成“政治正确”——你先得在学术圈生存下来，至于现实，那并不影响你的工资。

在更大层面上，当这种政治正确与政客的利益“协振”的时候，就会相互加强，政治正确就会放大到整个社会层面。

反歧视的行动中，一般被认为是为“处于弱势的少数”向全社会呼吁，不过，发出呼吁的群体，虽然是少数，但往往因为情感的、组织的、自我认同的原因，是紧密联合起来的，而被他们的要求所指向的群体，虽然在人数上更多，但往往缺乏紧密的联合，是分散的，是沉默的。这种组织上的不对称导致言论声势上的不对称，进而使得博弈一边倒，形成政治正确。

然而，选票不是这样。

这就形成一个有趣结论：一个激进的左派知识分子，相信目前的局面呈现了美国主流民意，那么，他一定愿意打赌，下注，赌川普不能连任——当我们设计一个机制，给观点以现实的压力时，才能看清楚，真信与假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