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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远举

FT中文网、大家、南方周末、新京报、澎湃等媒体专栏作家,多家智库研究员。关注时政、财经、互联网，作品见于中外媒体。以深度的分析、冷静的理性、客观的态度去发掘现象背后的事实。

学籍冒名顶替的事还没完，又有退伍军人被冒名顶底的事被曝光。山东一校长为11岁儿子伪造档案，冒名顶替退伍军人入公职，11岁开始领国家工资 。7月2日，山东菏泽市牡丹区政府网站发布《关于牡丹区应急管理局人员邱之豪冒名张健有关情况调查处理的通报》，共有5人被处理。

根据当事人张健在社交媒体上的爆料，他1997年退伍，1999年被分配到了牡丹区林业局，结果对方一直不让他去上班，直到2005年，才由林业局介绍信分配到牡丹区沙土镇林业站。经打听后张健却得知，自己没上班的几年间“工资和保险一直正常发放”。2014年11月，他查到有个和自己同名、同姓、同身份证号的人在菏泽市牡丹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上班，才发现1999年，他被当时只有11岁的邱之豪冒名顶替，对方从当时起就一直拿着国家工资。随后，他多方寻求说法，都不满意，直到整整六年后，在冒名顶替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的大背景下，这事才迅速得到了处理。

这事与陈春秀、王丽丽被冒名顶替上大学，是一个性质。这不是底层的互害，因为一方相对一方是有权势的。不过，这些人也谈不上权贵，也只能采用顶替这样的“低级”办法，冒名顶替的人要一辈子用别人的名字，生活在别人的阴影之下。但真正的问题就在于，这种并不高的权力，就能实质性的伤害到老百姓。

其实，这种操作都要涉及到很多人。根据调查通报，陈春秀被顶替，就涉及到不同部门的10个人，而王丽丽被顶替涉及到6个人，而两起事件一共处理了46个人。并不大的权力，就能连带这么多人，操作这样的事，能够行得通，在于两点。第一，参与的人对加害无所谓。害了别人，内心没有内疚感，甚至习以为常。第二，这种勾结是紧密的。紧密意味着没人能够拒绝，而且，相信参与了，一定不会出事，一定兜得住。

最近的这类事情，多发在山东。所以很多人说，这是由于山东的孔孟之地，传统的思想影响。这种观念是错误的。孔孟之道，强调礼，也就是所谓的阶层，但同时，也有浓厚的宗族意识，宗族意识会以姓氏团结，维护同一个姓的老百姓的利益。比如高考光宗耀祖，被其他的姓顶替了，肯定不干。不过，随着宗族意识瓦解，如果法治意识进不来，权利意识跟不上，就会出现官本位的极端现象。

其实，在这一点上，其实地域之间的差别不大。据查，一二十年来山东农家学子被冒名顶替上大学者242人，而江苏有1000多人。之前仝卓自爆往届生改应届生的事，发生在山西。再比如，1991年12月《河南省教委关于清退冒名顶替上学和其他舞弊问题学生的情况通报》一文共通报清退了611名不符合入学资格的学生，其中冒用学籍的情况也占到很大比例。所以，这不是山东一地的现象。

真正的原因，指向了中国县城的社会特征。

中国的县城，包括一线四五线小城市，多有一个非常稳定、封闭的关系网。大家都处于一种相互的利害关系中。而且，由于人口流动小，这种关系非常稳定，上一辈有关系网，小的一辈也承接、发展这种关系网。一个人的父辈、兄弟姐妹、老婆、孩子、侄儿侄女，都在这个网中。这就使得每个人都必须服从整个关系网。在这种关系下，多人违法乱纪的事，就能维持，保密一辈子，守口如瓶，风险就低。就这样，县城的裙带关系网就会肆无忌惮的破坏法治，侵害这个网之外的底层老百姓。

但如果在大城市中，同样是公务员，或在事业单位中，可能就孤身一人在这个城市；今天还在当公务员，明天就辞职了；实在不行，大城市中机会也多，换个地方，换个行业，可以重新开始。这种人际关系网很松散，很多人就会担心干了违法乱纪的事，会兜不住，就会拒绝，甚至一开始，就不敢开这个口。

有一篇非常有名的论文，叫《中县干部》，是北大博士生冯军旗去某县挂职，经过大量的访谈写的。这里的中县也是化名，中国并没有这个县，但这个论文曝光后作者也遭到了很大的压力。

南方周末从论文《中县干部》中摘编了“政治家族”一节内容。在这一部分中，作者完整记录了这个县级政权系统内部，当地家族成员的任职关系。从中可以看出，“政治家族”在当地相当普遍，占据了各部门的重要职位，令人触目惊心。

这里的“政治家族”，指的是血缘和姻缘的集合体。作者根据一个家族出“干部”的多少，把政治家族分为“大家族”和“小家族”，一个家族产生5个以上副科级干部为“大家族”，5个以下、2人以上的为“小家族”。根据作者的细致调查，在中县之内，竟然梳理出21家政治“大家族”，140家政治“小家族”。

这些家族，自然形成一张超密、超稳的裙带关系网络。论文中，中县的一位主要领导对作者说：“如果我的妹妹在中县工作，那么不用我打招呼，她的工作和提拔，都会处处受到关照，这是几千年来的政治传统。”

中国县城，比起北上广深，可谓另一个中国。在这里裙带关系网会侵蚀法治，公平与公正自然也随之受损。自上而下的雷霆扫除腐败，到这一级，已是江湖之远，强弩之末。但这些苍蝇却能直接损害到老百姓。

在这个环境之下，老百姓遇到不公，也未必敢说什么。其实，现在很多事情被曝光，都是年轻人本人，已经脱离了当地的社会网络，不再怕了，然后援引舆论，介入当地。但即便如此，压力仍然会通过亲属，传导到她们身上。再看本文开头的退伍军人张健，2014年他就知道自己被冒名顶替了，但也得6年之后，才借此次全国都在关注冒名顶底的大势，得到一个说法。

另一方面，小县城与一线城市，法治差距，不光在于裙带关系，也在于每个人的心中的观念、习惯等等。

前不久有一个新闻，一个市民开车经过公安局门口的时候，公安局门口的保安挡住了他的车，让公安局里的车先行。不过他并没有让，还是先开过去了。但他开过去之后，停下来了，找保安理论，说现在是下班时间，不是执行公务，里面出来的是私车，凭什么让我让？随后，这个视频被放到网上，上海警方也做出了解释。如果换一个地方，公安局出来的车，老百姓让或许觉得天经地义。

前两年，舆论中有逃离北上广的呼声，随后，逃回北上广又称为一个舆论现象。当初那些因大城市房价居高不下、压力持续增长离开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回到二三线城市，之后发现，在二三线城市，法治相对更不完善，裙带关系更重，无依无靠的年轻人，注定赢不了当地的“拼爹”游戏。相比之下，“北上广”于中国现代化最前沿，经济发达，国际化程度高，中外企业众多，政府相对更清廉、透明，人情、关系的重要性相对降低了，能力的重要程度提升了，使很多没有社会关系的年轻人有了晋身之阶。而且，在相对更法制化的社会中，即便体制内对权力的制衡仍发育缓慢，但由于外部竞争压力和舆论监督，政府对企业的侵扰也更小一些。所以，在这种制度差异的驱使下，他们又再度逃回北上广。

不过，好消息是，技术进步能在观念之前，改变一些事，带来公平。

顶替的现象多发生在20年前，和当时那个时代有着很密切的关联，那个时代，基层权力假冒几张文件，就可以做到顶替。现在随着计算机管理系统的普及，这种冒名顶替会越来越少。因为一个计算机管理系统，不会是一个县就做一个，而是以市、省为单位，要搞这种冒名顶替的操作就不容易了。所以，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从整体看，这类事情越来越少。不过，技术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法治意识的提高，才是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