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重回中国，在菊香书屋的聊天中，他问主席“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主席略作沉思，回答道：“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红一、四方面军的懋功会师，无论是在党史还是军史上都是一件大事，为什么会成为主席口中“最黑暗的时刻”呢？

1935年6月12日中午，在夹金山北麓达维镇木城沟，长征中的中央红军先遣部队二师四团与红四方面军负责接应的第九军二十五师七十四团三营胜利会师了，这个小小的藏族村庄瞬间成为了一个欢乐的海洋，中央红军宣传队谱写的《两大主力会合歌》响彻了整个晚上。

6月14日下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领导主席、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王稼祥等人也先后来到这里。这时，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四方面军主要领导还在160公里以外的茂县。

在这里，主席见到了二十五师师长韩东山。他向韩东山详细询问了四方面军的所有情况，包括建制、干部成分、思想状况以及部队的生活、学习和训练。

如果说主席的平易近人让韩东山感到亲切的话，那么主席的问话则让他略感惊讶。多年后他仍然记得主席最后那句语重心长、意味悠远的话：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是一家——他当时不明白教员为什么会对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作出专门强调。

两军举行了盛大的联欢活动，并互赠慰问品，四方面军给准备了大量的、中央红军急缺的粮食衣物，衣衫褴褛缺衣少食的中央红军则拿出了一路打土豪分得的大洋来慰劳四方面军。

6月25日，以两河口附近的抚边村，主席见到了从茂县赶来的张国焘。

与官兵们见面后单纯的喜悦不同，一、四方面军高层之间的会晤虽然同样谈笑风生，但却因为过于客套而显得有些陌生，双方刻意地回避着诸如战略进攻方向不同等尴尬问题，小心翼翼地试探甚至打着机锋。

张国焘谈到了来时路上遇到的外国教堂和传教士，主席则开着不吃辣椒就不够革命的玩笑。而在问到双方的现有兵力时，周恩来插话说中央红军有三万人，张国焘听到后面露惊讶之色——虽然对此他早已知道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遭受严重减员——他说红四方面军现在倒有十万部队。那时，中央红军的实际兵力约在两万人左右，而红四方面军约有八万人。

美国著名记者、作家索尔兹伯里在他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这样写道：“周的夸张程度比张的要大得多……双方都保守秘密，都不坦率和公开。”

事后，张国焘单独找到朱德，问“你们还有多少人？”

心无芥蒂的朱德以实相告，说：“兵没有了，只剩下骨干了。全军总数也就1万多人。这1万多人许多都挂了彩，还有些生病，战斗力已经大不如前了。”

朱德后来回忆，听到这个数字后，张国焘的脸色都变了。

这是一种极其不正常的现象，就像两个亲兄弟在多年未见的情况下，见面之后双方在貌似亲切交谈的背后居然会有所保留甚至是相互提防。

这源于会师之前发生的两件事。

懋功会师

就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前，1935年5月16日，在四川茂县，张国焘主持召开了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会议，重点研究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的有关事宜。不过，这次旨在团结的会议却因为一个消息而改变了味道。

还在江油的时候，红四方面军破译了蒋介石与川军的通电。电报显示，从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转战而来的工农红军已经仅剩不足三万人了。

没有证据表明张国焘的心态因为这封电报而发生什么起伏或者动荡，但是会议最终形成的决议却耐人寻味。

茂县会议形成了两个重要决议。

第一个决议是由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八十八师、二十五师、二十七师各一部西进小金川地区，并派出联络部队去寻找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

打扫屋子欢迎客人，这一点很正常，不正常的是会议形成的第二个决议：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

5月30日，张国焘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主席的名义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成立宣言》和一封告西北各民族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临时政府布告》，张国焘在布告中称，联邦政府将“遵奉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命令”，“号召各地工农和弱小民族的劳苦民众一致武装起来参加作战，为实现这些主张而斗争，实现赤化全川、赤化西北的完全胜利”。

莫名其妙的是，这个“联邦政府”的成立苏维埃中央政府压根就不知道，更无从批准，所以所谓“遵奉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命令”也无从谈起，这不能不让人对张国焘的行为产生严重的怀疑。

西北联邦政府的成立，后来被普遍认为是张国焘暴露政治野心的开始。

不仅如此，双方在会师后的战略转移方向问题上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年6月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出了《为达到红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任务给各军团的指示》，明确提出中央红军要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地点确定在懋功。

6月16日，中央红军向红四方面军发出电报，明确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关于两军会合后的战略总方针，即“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

6月17日，张国焘、陈昌浩回电，不但不同意红军向东或向北发展，反而提出了向西南更荒凉之地发展的设想，大意是：向东进入四川腹地，北川一带水深流急，敌人已有准备，不容易通过。而沿着岷江北打松潘，地形和粮食等条件也不具备。如果向北发展，那么就要集中主力打青海和新疆。

6月18日，中共中央再次回电四方面军，坚持红军主力转移的方向必须向北，而且为保证顺利转移，应迅速发动松潘战役，控制这一从川北进入甘南的枢纽，“否则兄我如此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将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

6月20日，张闻天、朱德、主席、周恩来再次联名致电张国焘，仍然重申向陕甘方向的突破“较西移作战为有利”，并电邀张国焘来懋功当面会谈，商议下一步的作战方略。

在一、四方面军高层还未见面的情况下，双方已经在战略转移方向上发生了严重的、南辕北辙式的分歧，这不是一件好事。尤其是张国焘关于占领青海和新疆主张没有任何道理和依据。这个很好理解：从地势上来看，两军会合地点已经位于中国第一阶梯和第二阶梯交汇处，向西就世界屋脊，数千年来只有原住民在此繁衍生息，除了人迹罕至外，连外来鸟兽都难以生存，十万大军进入那里别说发展，靠什么活下去都是问题！

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后来张国焘在脱离中央红军私自行动时，也没有选择向西发展——这进一步让人怀疑张国焘的这一提议，根本就是为了和中央唱反调，或者说是——在变相地争夺话语权！

不过，在赶往懋功的路上，张国焘又给中央发来电报，态度有所松动，说可以北进，但是不能走直线，理由是在平武、松潘一线有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的二十七个团，江油、北川、安县一线有川军的三十七个团，所以他主张首先向西去青海，然后再从青海东进陕西。

张国焘态度的转变让两军的会师少了些许尴尬，多了回旋的余地。

1935年6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史称“两河口会议”。

主席和张国焘

周恩来同志根据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意见作了报告，指出，要彻底改变当前流动作战的不利境况，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而从作战和生存两方面的需要出发，东、南两个方向有国民党的重兵，西边则是缈无人烟的雪域高原，因此只有向北方川、陕、甘发展一个方向。

主席作了补充发言。他说，早在江西中央根据地的时候，共产国际就曾经电报指示中共中央，中国红军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靠近外蒙古，在那里可以得到苏联在武器援助等方面的军事策应——这也是中央红军自离开中央苏区以来始终坚持向西北方向转移的主要原因。

张国焘随后发言，他在分析形势后提出了三个战略设想。

第一是就地发展。以西康为后方，向川北甘南发展，即“川甘康计划”。这里与四方面军原川陕革命根据地大部重合，只是因为大部已被川军占领而稍微西移。这一计划的优点是四方面军深耕多年，群众基础好。

第二是北进计划。按照中央的意见到陕甘北部，并夺取宁夏为战略后方，因为在西、北两个方向没有国民党嫡系部队，机动余地大。但他认为这一计划缺点也同样明显：西、北两个方向地贫民瘠，部队的兵源、钱粮补给缺乏保障。

第三是西进计划。即进入河西走廊，以新疆为后方，因为新疆不仅有亲苏立场，还可以就近得到苏联的援助。

三个战略设想的执行顺序，张国焘的倾向是一、三、二，也就是他认为中共中央的北进计划最不可行。

与会人员对此进行了讨论分析，认为与北进计划相比，就地和向西两个计划的缺点非常明显。计划一是北方有胡宗南、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国民党军，东边和南边有国民党薛岳部和刘湘的川军，仅岷江东岸就有130个团，即使红军可以在短时间内打开局面，但要实现长期立足非常困难。计划三的缺点是该地区汉人占比小，群众基础差，尤其是远离内地，去时容易，但如果国民党军队卡死河西走廊、守住黄河渡口，想打回来就难了。

最后，绝大多数与会者都赞同中央红军的北进计划，认为这是当前前进的唯一正确的方针，并形成了《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议。

决议指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率先争取西北各省的革命胜利。会议还重点强调了统一组织与指挥两个方面军对实现战略方针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为实现这一战略方针，会议还决定立即发动松潘战役，打开通向甘南前进的道路。教员特别强调，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应力争6月突破，

会议开了，决议作了，但一、四点方面军之间的隔阂不仅没有消除，反而越来越大。

两河口会议

1935年6月28日，刚刚开完两河口会议，张国焘的秘书长黄超给张国焘拿来了一份中共中央的《布尔什维克报》，上面有一篇名为《列宁论联邦》的文章，作者是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凯丰。

黄超以一种极其古怪的语气对张国焘说，听给他报纸的一方面军同志说，这份报纸“只给一方面军的干部看，不给四方面军的干部看”。

张国焘有些奇怪，但一看内容，就明白了其中的缘由。

文章来自列宁写于1915年8月、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4号上的《论欧洲联邦口号》。列宁的文章全面评价了关于建立“欧洲共和国联邦”的口号，并指出它的反动性。他指出，从占有殖民地的“先进的”、“文明的”殖民强国输出资本和瓜分世界这一点来看，它们的经济利益是不可能实现“欧洲联邦”的，建立“欧洲联邦”只能是怎样去共同镇压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共同保卫已经抢得的殖民地，反对日本和美国。所以，这只能是反动的。

很明显，仅从题目上看，就可以看出这篇文章的矛头直指张国焘刚刚成立的西北联邦政府——既然欧洲的联邦政府是反动的，那么张国焘这一私自成立、不伦不类的政府性质又是什么？

凯丰最后作了结论：“列宁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联邦是不正确的。”

张国焘想到了他刚刚看过的另外一篇文章。

6月24日，张闻天在中央红军的《前进报》上写了一篇题为《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的文章。中心意思是：红军决不能在此久留，要集中全部力量北进，争取在陕、甘建立根据地。而“仍旧以到达一定地区为我们行动的中心，实际上就是要避免战争，放弃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任务，而变为无止境的逃跑”。

这篇文章同样是针对张国焘的军事主张而发。

张国焘之所以不愿意北上，就是因为他认为松潘地区有胡宗南部至少20个团兵力以及蒋介石的其他部队，“我们去甘南还是立足不稳的，还要移动地区，还要减员，所以去甘南，一定要取得主力打下胡部至少打下他几团，才能立稳运动战中各个击破敌人”。

正在害怕敌人力量过于强大，所以他极力主张避开胡宗南，向川康边方向发展，这种明显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已被所有人看在眼里。

同时，文章还可以视为两河口会议所作的舆论准备，很明显，中央和军委担心张国焘一是坚持西进的错误路线（即西进计划），二是会为保存实力而按兵不动（即就地发展）。

两篇文章一结合，张国焘坐不住了。

张国焘找到张闻天，提出了一个极其尖锐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张国焘的终极目的，并在随后给一、四方面军带来分裂。即：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失守和长征途中遭受的巨大损失，并非国民党反动派的强大，而是中央的错误路线所致。而且，遵义会议的正当性和有效性也存在问题，一是选举结果（张闻天党内负总责、毛泽东任常委）组织上不合法。理由是，政治局共有12名成员，他与王明、康生、项英、任弼时都没有参加，顾作霖1934年5月去世，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仅有6名，为应到人数的50%，没有达到党章所规定的半数以上。二是只解决了军事指挥权的问题，而没有解决党内的政治歧见，没有修正中央的错误路线。因此，应该立即根据实际情况，“从政治上作一番研究”。

简言之，张国焘要对造成这一“错误”的中共中央进行“问责”，同时，他试图挟兵自重，从“实力”的地位（即所谓的“根据实际情况”）出发，为四方面军、确切说是为他自己争夺最高领导权！

张国焘边说边做，接下来，他开始对一方面军的重要人员进行个别谈话，企图逐个进行分化和拉拢。

张闻天

张国焘首先找到的是一军团的聂荣臻和三军团的彭德怀，他派人请他俩吃饭。

吃饭的时候张国焘显得十分热情，而且表示要从红四方面军中拨出两个团给红一方面军。

饭后，聂荣臻意味深长地问彭德怀：你说张国焘为什么请我们吃饭？

彭德怀毫不介意地说：人家好意拨兵给你你还不要？

但是，张国焘随后的一个举动让彭德怀想起了聂荣臻的话，并立即警惕起来：张国焘派秘书长黄超给彭德怀送去了几斤牛肉干和一些大米。

许多年后，彭德怀写道：

黄住下就问会理会议情形。我说，仗没打好，有点右倾情绪，这也没什么……他又说，张主席很知道你。我说，以前没有见过面。他又说到当前的战略方针，什么“欲北伐必先南征”。我说，那是孔明巩固蜀国的后方。他又说，西北马家骑兵如何厉害。把上面这些综合起来，知来意非善，黄是来当说客的。

见聂荣臻没有反应，张国焘又安排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找其进行了单独谈话。简单寒暄后，陈昌浩问到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

因为两次会议都是为了解决最高领导权问题，所以聂荣臻也一下子警觉起来，他毫不犹豫地表示：“遵义会议我已经有了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都拥护。”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陈昌浩悻悻地离开了。

但是，聂荣致却不放心了，他找到军团长林彪，就与红四方面军的关系问题进行了交谈。

果然，从林彪的态度上，聂荣臻就知道林彪也被谈话，并形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聂荣臻说，我听说张国焘要把我们俩从一方面军调到四方面军，我到三十一军去当政治委员，你到另一个军去当军长。我担心，张国焘这是要把我们甚至是一方面军“吃”掉。

林彪却不同意聂荣臻的这一观点，他说军队领导层的调整和调换非常正常，而且红军是一个整体，聂帅强行把一、四方面军分开是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思想。

很明显，这时的林彪正年轻气盛，打仗虽然一把好手，政治上却还显稚嫩，这从会理会议上曾提议由彭德怀代替教员担任前敌总指挥就可以看出。

聂荣臻有点生气，说张国焘的思想明显在和中央唱反调，所以这不是简单的部队人事调整，而是严重的路线问题。

林彪却不同意，说首先是没聂帅说的那么严重，其次即使是路线问题，那张国焘也不一定是错误的，因为经历这么多次国民党的围剿，我们的人马损失了四分之三，人家却仍然兵强马壮，这不说明问题吗？

聂帅气得一拍桌子，说如果数量能说明问题的话，那蒋介石的人更多，难道说他的路线是正确的？

聂荣臻的态度让林彪冷静了下来，他对张国焘的种种不正常举动进行了反思，并在不久后严峻的政治斗争中做了正确选择。

此时，教员正在忙着部署发动既定的松潘战役。

尽管他早已对张国焘的所作所为有所察觉，但却一是无暇顾及，二是他认为，作为老资格的中共党员、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张国焘一定会以大局为重，暂时搁置争议的。

但是，主席却高估了张国焘的人品，低估了张国焘的野心。

他更没有想到，张国焘会为了最高权力不择手段，甚至伸手要权！

彭朱叶聂陈五帅

6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一是对组织人事进行调整，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陈昌浩、徐向前为中革军委委员。二是讨论通过了《中革军委关于松潘战役的计划》，要求迅速、机动、坚决地消灭松潘附近胡宗南的部队，打开红军北进陕、甘建立新的根据地的道路。

很明显，组织人事调整是中共中央为了大局而对四方面军和张国焘作出的一项重大妥协，但是，张国焘的野心却远不止此。

会后，为方便行军和协同作战，一、四方面军被分成三路军一并北进。三路军基本上保持了两军的原有建制，右路军和中路军均由四方面军组成，分别由陈昌浩和徐向前率领；左路军由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第三十军八十九师共十六个团，由林彪、彭德怀、聂荣臻、杨尚昆率领，主席、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共中央主要领导跟随左路军行军。

在两河口会议上，张国焘虽然勉强表示拥护党中央关于在甘南建立根据地的北上方针，也赞成攻打松潘、平武，但事实上，他却一直借口“组织问题”未解决而按兵不动。

7月5日，张国焘在杂谷脑召开四方面军干部会议，大肆宣扬中央红军丢失中央革命根据地、并在长征途中遭受重大损失，是中央领导层的路线出现严重错误所致，想借此挑战中央权威，为进一步攫取最高权力制造舆论，并挑拨一、四方面军之间的关系。

7月6日凌晨，当行进到一个叫马河坝的地方时，军委收到了正在四方面军代表中共中央慰问的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的电报，内容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朱、周、王、毛、张：

国焘来此见徐、陈，大家意见均以总指挥迅速行动坚决打胡为急图，尤关心统一组织问题。商说明白具体意见，则为建议充实总司令部，徐、陈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为副总司令，陈为总政委；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我以此事重大，先望考虑。立复。

富春

六日一时

张国焘伸手要权了！

据后来李富春的回忆，当时张国焘说：“两军会合，摊子大了，为了便于统一指挥，总司令部须充实改组，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具体要求是由徐向前和陈昌浩除了按两河口会议的决定当军委委员外，还要分别出任副总司令和总政委，另外让四方面军部分其他干部进入军委常委。

三天后也就是7月9日，更令人意外和气愤的事发生了：中共川陕省委居然也给中央发来电报，内容和张国焘如出一辙，同样建议加强总司令部同时增设军委常委。

党中央：

依据目前情况，省委有下列建议：为统一指挥、迅速行动进攻敌人起见，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向前同志任副总司令，昌浩同志任总政委，恩来同志任参谋长。军委设主席一人，仍由朱德同志兼任，下设常委，决定军事策略问题。请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并希立复。

布礼

中共川陕省委：（周）纯全、（刘）瑞龙、黄超、（张）琴秋、（李）维海、（谢）富治、（吴）永康

九号

两封电报在中共党史上创下了两个第一。

自中国共产党创建并有组织原则以来，第一次有人伸手向中央要权；

第一次由一级省委要求中央改组领导层，还替中央定好具体人选并要求立即回复。

会师的喜悦尚未褪去，命运多舛的中央红军和中国革命前景又笼上了一层阴影。

但是，对于张国焘来说，他的夺权计划才刚刚开始。

无奈之下，中共中央在芦花连续召开了两次会议。

陈昌浩

7月7日，行进中的彭德怀右路军和徐向前中路军沿黑水河隔河相望，因为相同的预感和忧虑，两位后来的共和国元帅跨河相见。简单讨论后两人达成共识：张国焘要求的行军速度太慢，照此发展，可能会错过发动松潘战役的最佳时机。

还没来得及向张国焘建议，7月10日，中央又收到了张国焘的电报，大意是：鉴于松潘战役意义重大，其胜负关系到红军生死存亡的未来命运，所以必须做到统一指挥，而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先解决组织问题。

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反对右倾。要能以坚决的意志，迅出主力于毛儿盖东北地带，消灭胡敌；特别要不参差零乱地调动部队，而给敌以先机之利，及各个击破或横截的可能。

仍然是权力问题！

中革军委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在紧急磋商后，决定还是以大局为重，再次对张国焘作出妥协。军委以朱、毛、周的名义给张国焘发出电报，提出加快行军速度，三军迅速会合，以防贻误战机；至于所谓的组织问题，将通过开会研究决定。

张：

甲、分路迅速北上的原则早经确定，后勿延迟，致无后续部队跟进。切盼如来电所指，各部真能速调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

乙、目前四方面军主力未到马河坝东北，沿途番民捣乱，三军团须使用于配置警戒及打通石碉楼方面。一军团及八十八、八十九两师三团，在毛儿盖未攻下前，不便突入。

丙、弟等今抵上芦花，急盼兄及徐、陈速来集中指挥。

朱、毛、周

十号

同日，右路军来到了芦花（隶属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黑水县），中央领导人开始讨论一个已经无法回避的问题：必须要给张国焘加封了，但是给他一个什么职位才既能让他满意，又不影响大局。用主席的话说就是：“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

反复权衡之后，决定让他当红军总政委——这样做既考虑张国焘的要求，又没让他把军权完全抓到手。

7月18日，中共中央在芦花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只有一项议题：解决组织问题。

“巧合”的是，会议召开期间，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的电报到了，明确建议由张国焘担任军委主席，并要求在政治局作出大政方针后，由军委对军事指挥“独断决行”：

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职意仍请焘任军委主席，朱总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政局示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

如此严肃的会议当然不会受这么一封意图明显的电报影响，主持会议的张闻天公布了中央关于组织问题的意见：红军总司令由朱德担任，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增加陈昌浩进入军委常委。

作为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张国焘再狂妄，也不能无视组织原则；作为芦花会议的绝对少数（四方面军只有他是政治委员），他也知道抗议无效。不过他还是挣扎了一下，提出增补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建议，希望借此安插更多四方面军的人。

面对毫无底线的无理要求，主席不再客气，他斩钉截铁地回复张国焘：相比于中央，基层更需要干部，这事以后再谈。

7月20日，随着各部队军事指挥员陆续到达芦花，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第二次芦花会议。而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红四方面军的历史问题，确切说是四方面军要汇报一下为什么要放弃川陕根据地，这中间涉不涉及张国焘整天挂在嘴上的“路线”问题？——中央和军委要反向问责了。

会议开始前，教员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授予徐向前一枚金质“五星”奖章——极其耐人寻味的一幕：这是中共中央对徐向前的肯定，而不是对四方面军和张国焘的肯定。

议题的严肃决定了会议的氛围比较沉闷，但是，因为中央的目的并非要对张国焘在曾经取得歼敌12个团的有利形势下却主动放弃川陕根据地的错误进行清算，而是想对两军会合后，张国焘变本加厉地挑战中央权威并与中央离心离德的思想苗头进行纠正和警告，从而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合作，同心同德，共御外敌。所以，会议虽然有争论，却没有造成矛盾激化。

不过，会议虽然揭开了两军会合后一些矛盾的盖子，但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最重要的思想问题，因为张国焘的性格和格局已经决定了他不会轻易放手，更不会回头，甚至对他放弃根据地的错误进行的批评，还进一步加剧了他与中央的背道而驰。

会后，中央的强硬让张国焘有点措手不及，他终于下令部队开始北进，并安排徐向前和陈昌浩前去毛儿盖，但也只是派第30军包围了松潘，却不展开进攻。不久，除胡宗南的第一师外，陈沛的第六十师、伍诚仁的第四十九师和王耀武的第一补充旅、钟松的第二补充旅共计二十七个团的兵力相继到位，夺取松潘的战机彻底丧失，张国焘立即命令 30军就撤了下来。

松潘战役计划的流产，严重影响了中央的北进计划，并由此造成了巨大的不必要的牺牲。

内部矛盾不化解，对外始终难以形成合力。鉴于战机已失不可挽回，中央决定再次召开会议，重点解决张国焘的阳奉阴违和消极怠工问题。

芦花会议

七月十八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发布了《川甘边区“歼匪”的计划大纲》：

现朱、徐两匪各派一部窜至毛儿盖、哈龙冈、羊角塘、班佑一带，企图袭取松潘。原据北川、墩上各处股匪，已向茂县撤退。威州［汶县］、茂县间之村庄，全被匪焚毁。依据匪之过去行动，均系避实攻虚，且青海南部多属软地，类皆不毛。是可判断该两匪，先各以一部分向毛儿盖、阿坝探进，其余必跟续分途北进，并以大部经毛儿盖进窜岷县，一部经阿坝进窜夏河，期达越过洮、黄两河，接通“国际路线”，或由陇中窜向陕北、宁夏，与陕匪合股。如其不逞，仍回窜川北。

这确实是主席设想的红军北进陕甘的路线，可见，蒋介石对红军未来行动路线的判断已经准确——这并非蒋委员长如何神机妙算，而是因为在这西部边陲的狭窄范围内，可供红军的选择少之又少。

于是，蒋介石在这条路线上层层设防，总兵力达三十万之众。

让人忧虑的是，由于张国焘的掣肘，红军主力部队的行军速度仍然极其缓慢。

这时，出于对党和红军未来的团结和前途担忧，书生意气的张闻天写了一篇名为《北上南下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文章，送到红军总政治部内部刊物《干部必读》编委会要求发表。

文章引发了编委之一的陈昌浩的怒气，他说从目前情况来看，北上和南下都有道理，孰对孰错现在还难下结论，既然现在四方面军已经同意一致北上了，却为何又对“南下”进行专门批判？他认为张闻天的真实意图就是想“整”红四方面军。

眼看矛盾又要激化，8月4日，当中央和军委来到一个叫沙窝的地方时，他们决定再次开会。

会议进行了两天。

第一天，旨在强化中央权威并加强团结。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指出：“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更进一步地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中国工农红军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唯一的绝对的领导之下生长与发展起来的，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工农红军”。“一、四方面军都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部分，都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所领导的”。“一、四方面军兄弟的团结，是完成创造川陕甘苏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任务的必要条件。一切有意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决议号召“全体党员与红色指战员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而对于张国焘老生常谈的所谓“路线”问题，主席用一句话回答了他的提议：“确定中央路线正确与否，不能只由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来决定，而是应该全党共同参与。这个问题可以留待将来的七大解决。”

第二天，旨在解决组织问题。会议拒绝了张国焘提出的增补红四方面军九名干部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意见（当时中央政治局一共才八个人），决定增补陈昌浩、周纯全两人为政治局委员，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并任命陈昌浩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为副主任。

对于这段历程，一年后，中央书记处在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我们认为，欲求得共同北上，欲转变国焘与争取四方面军，必须采取特殊的及十分忍耐的方针，因此除对党的路线坚持原则外，其余均向他让步。”

会后，根据8月3日中革军委制定的《夏洮战役计划》，红军继续北上，计划穿越松潘草地，经阿坝进入甘南，在洮河与夏河的广大地域形成发展趋势。

《夏洮战役计划》将红军分成左、右两路军，两路红军由两个方面军部队混编而成：左路军由朱德和张国焘率领北上，向阿坝方向开进；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北上，向班佑方向开进；中央和军委随右路军前进。

让人无语的是，回到驻地的张国焘仍然按兵不动，而且一停就是十天。直到中共中央电报急促，8月15日，朱德和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先头部队才从卓克基出发前往阿坝。

但是，他们的行进方向不是在向右路军靠拢，而是偏向西北，离右路军越走越远——此时的张国焘仍在试图自阿坝向西，进入甘肃和青海交界的边远地区。

张国焘此时表现出的动摇威胁的已不仅仅是红军的整体行动计划，而是工农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

毛儿盖，地处松潘草地的南沿，正在红军北进的道路上。而且，如果进攻松潘，必须先占领毛儿盖。

早在7月10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一军团二师四团就已经到达了毛儿盖。经过激战，四团占领了这里，但为了等待后续部队，他们停留了很长时间。

期间四团也曾向松潘方向发起试探性进攻，但是由于兵力悬殊过大，在付出了很大牺牲之后无奈撤回——四方面军在张国焘指示下的按兵不动，让红军的进军路径只剩下绵延数百公里的大草地——如果之前能够按时发动松潘战役，近十万红军本可以避免进入这片犹如巨大陷阱的草地。

8月20日，在左路军迟迟未到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举行了会议。会议再次强调了迅速占领甘南洮河流域的战役计划，特别指出“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那里不仅汉人占比少、群众基础差，而且物资匮乏，难以保障大军长期驻守。同时，一旦敌人在黄河东岸布防起拦截线，红军将被困于其中，前后左右都将难于伸展。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决定明确了一个重要原则：以右路军为北进主力，左路军作为战略预备队迅速东出跟进。要求“全体党员与红色指战员，以布尔什维克的坚定，以工农红军特有的英勇，团结在中央的路线之下歼灭敌人，实现赤化川陕甘，而为苏维埃中国确立巩固不拔之基础”。

1935年8月21日，右路红军离开毛儿盖，进入了松潘大草地。

而张国焘却再次停下了脚步。

沙窝会议

8月21日，就在右路军进入草地的这一天，左路军先头部队占领了阿坝，但是大部队依旧滞留在卓克基，而两地之间的直线距离还有大约200公里。

8月24日，心急如焚的中央再次致电，催促左路军全力开进，断不可“坐失先机之利”。

连徐向前和陈昌浩都感觉到了异常，两人也在同一天致电张国焘，表示北进计划“箭已在弦，非进不可”，且“右路军单独行动不能彻底消灭已备之敌，必须左路马上向右路靠近，或速走班佑，以便两路集中向夏、洮、岷进。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盼立决立复示，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

8月29日，经过血战，右路军拿下包座，打开了北进甘南的通道。

这时，主席和徐向前、陈昌浩再次致电张国焘，要求左路军立即向东靠拢，合兵后从包座北进。

在中央的一再催促下，9月1日，张国焘终于开始行动。

刚松了一口气，9月3日，张国焘突然发来电报，说已经命令部队重新返回阿坝，理由是嘎曲河水深难渡。同时，他还要求右路军也放弃北上，掉头向南，重新发动松潘战役。

徐、陈并转呈中央：

（甲）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只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两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

（乙）如此，已影响整个战局，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

（丙）拟乘势诱敌北进，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后亦向松潘进。时机迫切，须即决即行。

朱、张

三日

连日的妥协努力等来的不是团结，而是分裂，这让中央和军委悲愤异常。这样一来，不仅北上的决议被完全推翻，过草地和打包座的牺牲全部白费，而且，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情况下，这次分裂带给红军的后果是灾难性的，甚至要比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和湘江血战更加凶险。

因为，从电报中所下命令和暴露出来的态度来看，张国焘已经是赤裸裸地想利用绝对优势的兵力来要挟中央了！

堡垒真得要从内部被攻破吗？

嘎曲河，今名白河，黄河的一个小支流，位于松潘草地的西沿，正处于左路军所在的阿坝至松潘草地东面右路军所在的班佑中间。也就是说，距离两军会合只剩下一半路程，从地图上看，还有大约150公里。

这短短的150公里，忽然让工农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前途变得模糊起来！

嘎曲河的河水真得像张国焘所说的那样深不可渡吗？

绝对不是，据朱德后来回忆说：我派警卫员潘开文骑马试水，到了河中间的时候，河面才刚刚触到马腹。

所以，阻挡左路军脚步的根本不是水深，而是张国焘的深沉心机和险恶动机！

张国焘之所以会在如此关键的时候作出如此决定，事后来看，是两河口、芦花和沙窝的几次政治局会议让他明白，如果继续跟随中央红军北上，他的政治野心将永远无法实现，这让在北大时就担任学生领袖、参加过一大和方面军最高领导的张国焘无法接受。

所以，为了心中那个最高权力的梦想，他不惜在革命最危难、环境最凶险的时刻分裂党、分裂红军！

接到张国焘的电报后，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前敌指挥部立即召开了会议，讨论结果仍然是继续争取，就连徐向前和陈昌浩也认为中央的北进计划是正确的。早在毛儿盖会议上，新任政治局委员陈昌浩就说：“我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当务之急是快速北进，集结最大兵力，向东突击，以实现中央既定方针！”所以，9月8日，两人又联名给张国焘发出了一封电报，电报表示：“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目前是红军进入甘南的最佳时机。

当天，张国焘回电，他对徐、陈二人的建议置若罔闻，只是冷冰冰地命令二人“暂停留向罗达进，右路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

主席和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徐向前、陈昌浩经过紧急讨论，再次联名致电张国焘，说“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一是“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二是“经济条件绝对不能供养大军”，三是“阿坝南至冕宁均少数民族”，四是“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因此务望兄等熟思审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行军中即有较大之减员，然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即以往青、宁、新说，亦远胜西康地区”。最后，希望张国焘“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机立断，则革命之福”。

张国焘同样予不理会，并在9月9日给左路红军部队下达了南下的命令。

这时，不知道是不是私下里有所接触和安排，陈昌浩态度突然发生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不再坚持北上，而是要求按照张国焘的意见南下。

而就在这时候，一个更严重的事件发生了，也就是主席后来所说的“最黑暗的时刻”。

张国焘给陈昌浩发来了一封电报，因陈不在现场，时任前敌指挥部参谋长的叶剑英首先看到了，里面的内容让他大吃一惊，便立即赶往主席的驻地作了汇报。

关于这封神秘电报的内容，在1937年3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教员提到，张国焘除依旧要求右路军掉头南下外，同时要陈昌浩裹挟中央南下，并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这一点，党内其实早有觉察，就在陈昌浩突然改变态度的时候，彭德怀就曾经向教员建议道，如果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一同南下，“张国焘就可能仗着优势军力，采用阴谋手段将中央搞掉”。

现在，预言应验了。

而叶剑英在关键时刻的立场坚定和临危决断得到了主席的高度肯定，称赞其“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多年以后主席回忆此事时，甚至还摸着自己的脑袋风趣地说：“叶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

9月9日凌晨，主席和中央以及军委高层出发去了红三军团，对陈昌浩的说辞是要与彭德怀等人研究一下南下问题。

在红三军团的驻地巴西，包括主席在内的五位政治局委员立即召开了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巴西会议”，并作出了一个改变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重大决定：由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一部，组成临时北上先遣支队，迅速向俄界的红一军团靠拢，之后与红一军团一起向甘南前进。

9月10日凌晨，在给张国焘发去最后一封建议北上的电报后，中央红军悄悄地出发北上了。得到消息的陈昌浩立即派李特率领骑兵去追，李特质问道：“总司令没有命令，你们为什么要走？”

主席笑着说，这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希望张国焘也认清形势，率领左、右两路军跟进，因为南下是没有出路的。主席还自信地说，“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会北上。我们前面走，给你们开路，欢迎你们后面跟上来。”

当得知中央红军一、三军团北上后，右路军中部分受到张国焘蛊惑的四方面军部分指战员发生了骚动，甚至有人打电话给前敌总指挥部请示：“中央红军走了，甚至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

紧急关头，徐向前下令：“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你们要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在决定命运和前途的十字路口，徐向前的果断和忠诚阻止了“兄弟阋墙”，挽救了工农红军，保留了革命火种。

六个小时后，主席一行来到一个叫阿西的地方，并渡过了包座河，这里距离俄界还有大约六十里的路程。这时天还没亮，但危险已经基本脱离了。

主席长出了一口气，望向了天边。

那里仍然乌云密布，但一道光芒已经将其撕开了一道缝隙。

东方欲晓！

徐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