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赧王四年（公元前311年）

张仪因说楚王曰：“夫为从者无以异于驱群羊而攻猛虎，不格明矣。……”

楚怀王把张仪扣起来，然后放了。

张仪前脚刚走，从齐国出使的屈原回到了楚国，当他得知楚怀王把张仪放跑了，他就非常焦急，也非常生气。他找到楚怀王：“您不可以把张仪放跑，为什么不杀了他！”。

我替屈原又补充设计了台词：“大王，我们别的都不说了。他欺骗了您，又连带让我们损失了八万甲士，我们楚国的精华啊！是张仪让我们蒙受这么大的耻辱和损失，您怎么可以把它放了呢？”

屈原这么一说，《史记》里说：“怀王悔，追张仪不及。”

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里头，是没有屈原这个人物，一个字都没提。

但是，司马光没有讲屈原是有他的道理的，我们不讲屈原是没有道理的。

屈原的主要的生平事迹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里面，司马迁把屈原和隔着屈原很长时间贾谊放到一传，表面看好像没道理，但仔细想想，你就会发现，司马迁是确实是做到了合并同类项。

就是说屈原和贾谊这两个人有很多的相似的地方，他们都是积极参与政治的大文豪。

我们的观念里，读书人做官天经地义，但是读书人文气太甚是做不好官的，读书人中的极品，也就是诗人，特别是极端浪漫主义的诗人，更不适合做官。

诗人议政，也许会有犀利的见解，激情浪漫，不免失之于意气太盛而地气不足。屈原和贾谊都有不少建议，尤其是贾谊更以策论见长，但是纵然议论再精彩，但实施的窗口期不到也是枉然，不合时宜，满腹经纶又若何？“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有圣主都不采纳，何况屈原遇到的是昏君呢？

《屈原贾生列传》是这样概括屈原的：“博文强志，明于治乱，善于辞令。”细看这段话，就是说屈原说到底还是一个知识分子。屈原公开的官职是“左徒”，这个官有多大，也是各有各的说法。《史记》说屈原“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司马迁对屈原是多有拔高的，但是屈原对楚王有重要，还真是可往大里想，也可往小里想。往大里想，他参与国家重大战略和政策问题的讨论，并且代替国君草拟诏令，这个岗位即使官衔不高，但很有实权，位置很重要，有类清代的军机章京；与此同时，屈原还要“接遇宾客”这个工作好像位阶就不那么高了。由此看来，屈原更像是楚怀王的一个秘书，除了起草文件，也处理一些接待的事，离相国这样协理国君处理国务重臣还有距离。

在郭沫若的《屈原》和其他衍生影视剧里面，和屈原作对的大臣是靳尚，在《史记》里头，和屈原作对的这个大臣叫上官大夫。这个上官大夫是姓上官的一个大夫？还是“上官大夫”就是一个官名，由另外一个人担任？这个搞不清楚。有人认为上官大夫就是靳尚，也有人说不是。

《史记》载，屈原起草了一份法令，上官大夫想把这个法令据为己有，向楚王邀功，他向屈原索要手稿，想占据屈原的劳动成果。屈原当然不肯，然后这个上官大夫就在楚怀王面前诋毁屈原，楚怀王就慢慢地疏远屈原了。

单就这件事情而言，屈原不愿意把自己的劳动成果给到这个可能是自己的顶头上司，这个也很正常，很好理解。但是他给了，他回头还是有机会向楚怀王说明真相的，不至于因为这么一件很容易辩白的事就被疏远，当然楚怀王不明是重要的原因，如果替屈原反躬自省，他没有这样做，说明屈原在官场上多了些文人的耿直，少了些官员的情商。

官场上的潜规则，他是不会玩还是不屑玩，这都不重要了。本质上。他是不适合这个官场的。

屈原个性太强了，他没有找机会来解释，可能还有更多的误会没有和楚怀王沟通，恃才傲物，包括傲自己的国君。《史记》中，关于屈原的政治活动，就写了一点，接下来就是“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

写作《离骚》当然是伟大的功业，但也说明屈原在政治上只是敢于斗争，却不善于斗争。

这里顺便讲一下，写诗这件事情，政治上很危险。不论抒发情感，讲述述遇，抑或是揶揄讽刺，还不如直接上书好。因为诗多解。你写一首诗，只是落寞一点，情绪低落一点，但在“诗警”那里就很容易解读为心怀不满，甚至准备犯上作乱。这个历史上这样的案子太多了，诗的晦涩让即便公正的陪审团也觉得你的诗好像似乎有那个意思。

屈原最后沉吟在汨罗江畔，他在《渔父》中说：“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他这样写自己是绝对爽，但却是没朋友。搞政治就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屈原却是除了自己清醒以外，在座的都是笨蛋兼混蛋，搞得一个朋友都没有，把自己的敌人搞得那么多。

我们现在也有人，包括我在年轻的时候，对屈原这样的感慨非常认同，年轻人不顺的时候，看谁都不不顺眼，也会把屈原这两句诗拿出来，标榜一下自己伊世独立的人格精神。

从善于斗争的这个角度讲，屈原的性格是有缺陷的，他在政治斗争中，是非常失策的，也是非常幼稚的。

所以终究而言，屈原是一个文学家、诗人，他不是一个政治家，更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我们的影视剧把屈原写得太完美了。

楚怀王释放了张仪，说明楚怀王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不那么情绪化了。但是屈原回来，还是那么情绪化。要把张仪抓回来杀掉。仔细想一下，这样杀掉秦国的使臣，秦惠王的爱臣，后果会是什么？楚国能得到什么？又会失去什么？仅就此而论，说明屈原可能比楚怀王性格更情绪化，更条件反射。就像我们今天在互联网上，也经常有动不动就要砍砍杀杀，要“核平”的。

后世也有人看到屈原的不足，评论说“自古文人，常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露才扬己”是文人特别爱犯的毛病，这个就不多说了，如果真的把张仪抓回来杀掉，最后，等于把楚怀王的错误扩大化，确实是“显暴君过”。

屈原把积郁在内心的悲愤心情，用优美哀婉诗句表达出来。屈原的创作的楚辞，包括《离骚》、《九歌》、《天问》、《国殇》等等，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是别具一格的，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每个时期都有典型的文体，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代表我们当代的文体是什么呢？我想应该是“段子”。

楚辞是代表一个时代的文体，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唐诗宋词，明清小说，别的时代的主流文体都有大量的作家共同来成就，唯独楚辞，好像就是屈原一个人成就的。会不会当时很多人因为屈原的名气非常大，流量非常大，很多创作这一类文体的人，自动的放弃了自己的著作权?总之屈原在文学上的成就，肯定是毋庸置疑的，绝对是顶级的。但是屈原成为一个爱国主义的伟大诗人，这是后世逐步推崇上去的。屈原的诗歌，核心主题就是爱国主义，这个没有错。他在作品里，经常以“香草”、“美人”自居，一是孤芳自赏，二是渴望临幸，所以也有学者批评他有一种“臣妾意识”。

其实这种意识在中国文化人中间很流行，李白有，陆游有，辛弃疾也有。都有这种情结。都感叹自己不遇明主，一生才华没有放处。我们接触他们的作品时，往往是年轻的时候，人生阅历不足，也就往往忽略他们自身也存在着不足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