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屈原，我们再聊一聊。

屈原这个历史人物，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和我们当代人关联也非常紧密，别的不说，我们每年的五月端午节，国家都要放一天假。“端午节”既是一个民俗的节日，一个传统文化节日，同时也包含着纪念屈原，弘扬爱国精神的意涵。

中国古代有“三不朽”的说法，何谓“三不朽”？《左传》中有这么一句话：“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最高级的是立德，古人的标准是“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就是“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则是“言得其要，理足可传。”用现在的话讲就是，立德是做标准，立功是做产品，立言是做方案。

我们用古代的标准来，来审视一下屈原。

我们倒过来说，首先说立言。

立言的话，屈原是完全可以称之为不朽的。上回我也提到，屈原的诗歌，他的离骚体，这个是冠绝古今的。一位作家或诗人，创制一种文体，开创即巅峰，屈原和楚辞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关键是屈原在他所有作品里所表达的思想，在今天仍然有价值的，用一句很俗的话讲，就是有正能量的。

屈原诗歌达到了艺术审美和思想教化的度的结合和融合，一出道即巅峰，所以说屈原立言，仅凭这一条，就可以称为不朽。

我们再说立功，即使从专为屈原立传的《史记》看，屈原在事功方面很难讲“功济于时”，甚至可有可无。屈原是通过自己的作品来表达自己的热爱楚国、心系怀王的，这和后世的陆游、辛弃疾大致相同，他们很少机会、也没有卓越的能力来实践、体现自己的爱国主义。为了让屈原的形象高大完美，后世的文学作品，为屈原增加了不少“行动”——思想和情感太难在舞台上表达了，由郭沫若的五幕六场话剧《屈原》开始，后来的文学影视作品，都把屈原塑造成一个不仅有爱国精神和情操，而且他也是当时代一个思想非常敏锐，政治观察力非常敏锐，在国务活动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家，参与了楚怀王时期的这么多重要政治活动，和楚国的投降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但是我们认真如果读历史书的话，就会发现，在剧作中屈原所表现出来的政治远见，其实是“借用”了陈轸的故事，剧作家把当时代其他人的话语、表现和行为，都等于汇聚到屈原身上来了。包括和屈原作对的反而人物，也是几个人物“集中”成一个人物。这都是艺术表现特别是舞台艺术表现必须这么处理的。写一部话剧，把陈轸和屈原同时写进来，他们这两个角色就非常同质化，这个是不利于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的。

在文艺创作中，这样做有传统的。《三国演义》就是把好多别人的智慧故事加到了诸葛亮身上，使这个人物的形象更突出鲜明。这个是文学家创作常用的手法。这个是允许的，因为人家是创作文艺作品，不能死抠史实。

问题在于读者，高明的读者要把文学家创作的作品和史实（其实也是一种文本，《史记》的很多传记也挺像文学作品）区别开来。文学作品要当文学作品来欣赏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把它当成历史来看，就会有问题。

那是不是剧作家在误导观众呢，是不是文学在挺有道理真相或创造“真相”误导人民呢？这个要看具体的作家作品，具体时代背景和时代需求。历史不仅是当是时严谨的史家所记录的，也是后世人民群众所传诵的，加油添醋势不可免，关键是当下的你要有辨别能力，还要有辨别的需求。总之希望年轻的朋友，能多读历史书，能有通达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进而对历史、对文艺作品、对现实生活都有一种包容的理解力。

话题收回来，就立功这一条而言，屈原做得一般。事实上他的性格、他的这种文人气质其实是不利于他在政治上有什么发挥的。所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的立功者，基本上都是意志坚定、百折不挠、忍辱负重、能屈能伸、见风使舵、随机应变、虚与委蛇、甚至鲜廉寡耻，甚至能昩着良心做一些坏事的人。屈原很纯粹，皎皎者易折。

最后我们讲立德。在中国的历史上，堪称能立德的人并不多，屈指可数。

立德的标准非常高，往高了说，就是要为万世立法，非伟大智慧、伟大人格且恰逢一个伟大的时代才有机缘做到；往小了说，也需要完美的人格，衡定这种“完美”的标准要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也就是你立的“德”，不仅是一个时期，一部分人的主流价值，而且要经得起历史考验，要有一种超越性、跨越性。德因时变，谈何容易。

我们今天所谓立德，大概就是要符合全人类的价值观，符合一个国家的主流的价值观，立德就是彰显这种价值观，就是要为这种价值观增添新的内涵，不能创制新的宏大的架构，但可以添砖加瓦。

屈原的核心的价值就是爱国，或者是爱国主义。

《史记》称颂屈原“眷顾楚国，系心怀王”，这和今天的爱国主义非常同构。爱国主义的爱，包括了爱国土山河，爱历史文化，也必须“系心怀王”，爱今天的政体、政权和政治领导人。

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必须认知到，屈原首先是楚国的贵族，在那个分封时代，贵族你必须爱自己的国家。因为当时的国与家，都是贵族们私有，国家给予了你很多利益和好处，这个和平民是不一样的，贵族爱国不仅是义务，更是责任；贵族必须爱国，而平民在那个时代是可以选择的，不然，我们不能解释那么多人周游于各国连横合纵，兜售自己的学说，我们不能指责孔子、子思、孟子、吴起、商鞅、苏秦、张仪……这么多人是叛国者，就因在为他们都不在为自己的“祖国”做事了。我们可以从屈原“眷顾楚国，系心怀王”升华出今天的爱国主义，但不能用这个爱国主义去衡量评判要求当时代的人。

当时没落的贵族和平民是没有义务也没有责任爱“国”的。另外，屈原是曾受到楚怀王的重用的，甚至是喜欢宠爱的，大领导一般都爱才，特别是文才，楚怀王对屈原有知遇之恩，从个人情感上，他是“系心怀王”的。当然他在自己的作品里不能直接向君王表达这种感情的，于是就婉转地自喻香草，自喻美人，所以有学者说屈原有一种“香草美人”情结，其实这个也正常，中国古代文人都用这种手法来表达对君主的热爱和期待，这种爱不能直说，就算真诚，也涉谄媚，借喻一下，恰如其分。

我们知道是后来“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他是怎么流放的呢，从时间上算，是被楚怀王的儿子楚顷襄王流放了，或者也不排除他自我流放，与新君不合则去呗。

不管是哪一种流放，屈原一直是“系心怀王”的，他内心一直认为。楚怀王有悔悟的那一天，有认清周边谄媚小人的那一天，他还还会像从前一样重用我，他还会待我好。至于楚怀王的儿子，我是不指望了，我也巴结不上他了，我和他也没有这个缘分了。所以他把自己的政治理想，甚至自己的生命都和楚怀王紧紧系在一起了。

所以，当他听说楚怀王死了以后，他就投江自杀了。我们不能说这是一种殉葬，但是他绝望了，感觉自己这一辈子在政治上再也就没有什么希望。

即以爱国言之，我个人的浅见也是有风格的，也是有不同的表现的方式的。起码对文人来说，特别是对诗人来说，爱国主义可以是豪放的，是慷慨的，非常乐观的，但是屈原的爱国是一种哀怨的，惆怅的，甚至是一种悲观的。屈原最后的自杀，不管怎么样解释，都不能排除他性格懦弱的一面，晦涩阴暗的一面。

屈原，从《史记》中的怀才不遇，到话剧《屈原》中的爱国不遇，是有递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