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显王四十八年（公元前321年）
臣光曰：君子之养士，以为民也。《易》曰：“圣人养贤，以及万民。”夫贤者，其德足以敦化正俗，其才足以顿纲振纪，其明足以烛微虑远，其强足以结仁固义。大则利天下，小则利一国。是以君子丰禄以富之，隆爵以尊之。养一人而及万人者，养贤之道也。今孟尝君之养士也，不恤智愚，不择臧否，盗其君之禄，以立私党，张虚誉，上以侮其君，下以蠹其民，是奸人之雄也，乌足尚哉！《书》曰：“受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此之谓也。
战国时代，诸侯公子养士，是中国历史上一道独特的景观。
我在中学的时候读过一篇课文《过秦论》，作者是西汉的贾谊，他在这篇《过秦论》有一处提到了孟尝君。他说：“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
就是说战国四公子名气这么大，是他们形成了一种整体的现象，余波所及就有所谓“四大名著”、“四大天王”等等。
不过这四个人其实是有相当大的差别的，贾谊把他们都形容为“明智而忠信”，余者先不论，对于孟尝君这么评价，显然是过高了，甚至是严重的失实。
“忠信”对孟尝君来说，臣妾做不到就是做不到。他是是齐国人，他既不忠于齐国，也不忠于齐湣王，他忠于的是自己。
古代的人大多情况下是分不清忠君和忠于国家社稷的区别的，我们现在应该是可以分清楚的。国君太拉垮是个歪瓜裂枣，不愿意忠也说得过去，但是不忠于国家是不可以的，像孟尝君这样世受国恩的贵族更不可以。
所以我们对那些能从整体和长远价值上忠于国家的而忤逆于国君的人更表示尊敬。像屈原这样，国君是歪的，但是不妨碍我忠于国家。
孟尝君和他的国君齐湣王关系并不好，他们相互有点较劲儿。孟尝君处心积虑想做齐国的相国，和他父亲一样的，但是齐湣王对他不是很信任。就是因为你的这个“薛国”、你这个薛公势力太庞大了，而且你私心太重。
孟尝君和齐湣王关系不融洽，那他是不是捐弃这一切，维护齐国的利益呢？不是，恰恰是相反，他经常损害齐国的利益。
孟尝君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去策动别的国家来攻打齐国，以抬显示自己的重要性。自私的将军经常会养敌自重，孟尝君也是交敌国而自重。让别的国家来侵略自己的国家，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这种人怎么能叫“明智而忠信”呢？
所以孟尝君是一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
我们打开中国历史，除了利己主义者，就是利己主义者。有精明的利己主义者，还有混蛋的利己主义者。总之就是一大堆利己主义者。
后世是怎么评价孟尝君，这里我们介绍这三位大咖。这三位正好也是同时代的人，他们就是北宋的王安石、司马光以及苏轼。我们看看他们对孟尝君以及战国君子养士这个现象的评论。
王安石是宰相口吻
王安石有一篇《读孟尝君传》，这篇文章非常经典，全文不超过100字。但是中心思想非常突出，这里不妨全文录于下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王安石认为，孟尝君表面上是“尊贤而重士”的，但实际上，如果满门都是鸡门狗盗之徒，真正的贤士是不愿意跟随你的。王安石这篇文章，可以说这是宰相口吻。从头到尾就表达了当朝的宰相的立场和观点。他说“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你搞那么多人干嘛呢？齐国若能得到真正的大才，你就可以南面而制秦。其实当时齐国并不想制秦，齐国还想和秦国联合起来，祸害别的国家。但不管怎么说，“得一士”就可以了。王安石这话其实是给他的皇帝讲的，有王安石这“一士”，我们大宋就大治了。
顺便再说一下，王安石他说“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这着实高看了孟尝君了，孟尝君又不是齐国的国君。
最后，就是说我宰相用人是有标准的，不能让鸡鸣狗盗之徒进来。鸡鸣狗盗这帮人混进来，真正优秀的人才是不屑于与他们为伍的。这也是北宋那个时代的观念，也是当朝宰相的口吻。
司马光是帝师口吻
我们再看一看司马光是怎么评价的，如果说王安石的那篇文章是宰相口吻的话，司马光对孟尝君的评论，就是帝师口吻。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就是给皇帝编教科书，本身他又是在野，所以他也没有那么多个人的想法，他完全是站在皇帝和国家立场上，眼光就更辽阔一点，更高一点。他对于养士现象是这样评价的：
“君子之养士，以为民也。夫贤者，其德足以敦化正俗，其才足以顿纲振纪，其明足以烛微虑远，其强足以结仁固义。大则利天下，小则利一国。”
司马光就把“养士”放在更高的层面来论述了，不是单指孟尝君及四大公子养士了，是为国家作育人才。但是司马光提的这些标准，不论是德，不论是才，不论是名，不论是强。其实还是回到司马光最早的那种德才兼备论上了。
司马光是一个求全责备的人，他要求的德，要成为道德模范，能够匡正社会风俗；他要求的才要能够整顿纲纪，让国家得到很好的治理；如果需要监督型人才，要可以烛微虑远，如果是外交人才，要可以结仁固义。他要求的更全面更高级，可以说非常好非常棒，但是按他的标准，皇帝是找不到人才的。
这也是司马光这类保守主义老学究非常容易犯的毛病，老讲一些政治上绝对正确的话，但在现实中是没法执行的，他自己也没法执行。
回头他具体说到孟尝君养士，“不恤智愚，不择臧否，盗其君之禄，以立私党。”
他把孟尝君养士，归结为“以立私党”，我是赞成的，我认为孟尝君比立私党更为不堪，是组织黑社会。司马光回到现实，他和王安石就有了共同立场了：王安石说，孟尝君是“鸡鸣狗盗之雄耳”。司马光就说他是“奸人之雄也”。孟尝君的存在，是那个朝代纲纪崩溃的证明。
王安石没提孟尝君是不是“以立私党”，因为他在朝，有自己的人事圈子，不方便说这个，司马光有没有借机批评王安石呢，也不能排除，或许有那么一点点。
苏轼是精英口吻
我们最后再看看他们同时代的大文豪苏轼是怎么说的。苏轼在一篇文章《战国任侠论》里，对公子养士现象进行了一番议论。他这样讲：
“夫智勇辩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杰者也，类不能恶衣食以养人，皆役人以自养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贵，与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职，则民靖矣。
每个时代都会产生包括但不限“智勇辩力”的各种精英，这些精英是注定要和天下君王分享富贵的，所以如果国家没有一种制度上的安排，没有一种习惯上的安排，不能把这四种人养起来的话，让这四种人没有地方去，天下就不会安定了。
苏东坡的口吻和前两位角度不同，王安石是宰相口吻。司马光是帝师口吻。而苏东坡是精英口吻。就是他们站得立场各自不同，看待这件事情的着眼点、观察点、聚焦点也不同。每个人眼中，都有一个孟尝君，大家都是借古人烈酒浇心中之块垒，拿历史故事表达自己的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