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媒体报道了广西都安大山深处90后夫妻生9个孩子一事。这对夫妻，丈夫是91年的，妻子是90年的，现育有3个女儿6个儿子，每月领低保近4000元。事情传开，引发网上的激烈争论。

穷、弱者不配生孩子，是一种残忍而错误的观念

繁衍、生命，总是值得赞美的。人类的生生不息，是一切财富、文明、道德、价值观、审美、情感等等美好之物的基础。

就在这几天，有人在杨丽萍的社交账号下贬低她，说她未婚未育，“一个女人最大的失败是没一个儿女”。此番言论，在网络上招致了一边倒的批判。毫无疑问，不管男人还是女人，都不是生育的机器，不能以是否生育来判断一个人的成败。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不生孩子是权利，那么，生孩子，这件更自然的事，更是权利。

一个社会，有些人不愿意生育，有些人无法生育，自然需要另一些人愿意多生来对冲。所以，如果要批评“多生”，那么，维护“不生”，就没有了逻辑与道义基础。舆论不能要求个体去具体的承担人类的繁衍责任，但反过来，一个社会的舆论，赞美低于人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显然是病态的。

当然，优生优育也是一个现实问题，这很重要，值得提倡。所以，并不提倡像这对夫妻这样生育九个孩子，毕竟，物质条件、生活上的关照、良好的家庭教育，都会随着孩子数量的增多而下降。无节制的生育九个孩子的个案，的确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不值得被鼓励。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穷、弱，就不该生育或者少生育。这是一种错误的、高高在上的生育观。

月收入3000，父母生下来就去城市打工的父母有资格生育吗？

一个盲，一个瘸的夫妻，在福利工厂上班，家庭月收入3000，又该不该生孩子呢？推而广之，要知道，中国有6亿人平均月可支配收入不到1万，这些家庭有资格生孩子么？

一个性格暴躁、酗酒的父亲，又有没有资格生一个孩子呢？

一个有过吸毒史的母亲，又有不有资格生孩子呢？

再往下，

一个母亲有着面部残疾的孩子，以后会在学校被歧视，那么这个母亲有资格生孩子吗？

一个已经患癌症的母亲，能不能要一个孩子，陪自己度过最后几年呢？

一个体弱多病的母亲是否可以有一个孩子呢？

一个愚笨的父亲，是否有资格拥有一个孩子呢？

这种思路再反过来：

一对985的研究生夫妻，是否应该补贴他们，让他们多生几个呢？

亿万富翁，社会的强者，是否应该扩散他们的优秀基因呢？

到了这个程度，就离纳粹臭名昭著的，改良人种的“优生学”只有一线之隔了。

现在把养育的条件提得很高，搞得很苛刻，动不动要让父母考试才能生孩子，这背后，其实是很强烈的歧视。生育问题，是一个伦理问题，伦理问题往往是非常精巧的、思辨的，过犹不及。

对具体案例而言，这里有一个时间点。没有生出来之前，可以劝阻；但生出来了之后，指向具体人的批评就有些不合适：因为你不能说仅仅因为他家庭的物质条件不好，一个鲜活的生命是不应该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这就是伦理问题的精巧所在，“天生听不到的孩子，是否值得降生在这个世界上”这类“子非鱼、焉知鱼之乐”的辨析，永远没有标准答案。在这些问题前要慎重。

对于弱者、穷者的生育，正常的解决方案应该是：大家一起来，一起养，一起来帮助。国家责任、兜底的儿童福利体系、教育体系，正是国家意义之所在。在这一点上，当地政府做得不错，比网络上苛刻舆论好多了。在当下人口结构的背景下，这方面的顶层设计还应该加强，也正在加强。

持苛刻态度，是源于傲慢又错误的生育观

很多人会不以为然，抛出八个字：“越穷越生，越生越穷”。这种观点，只对了一半。前一半是对的，经济发展会抑制生育愿望，而这正是中国的问题。

不过，实际上，“越穷越生”，正是解决穷的好办法，也就是说，后一半，“越生越穷”对于穷人来说，是不成立的，相反，越生越富，是一个很现实的经济规划。

中国的现实，不是知乎上上“留学海归，年薪百万，刚下飞机”，而是有10亿人从来没坐过飞机，有6亿人平均月可支配收入不足千元。

这一对夫妻，他们如何在长期上改善他们的生活？不是中产那样的人生规划：充电、知识付费、努力工作、升职加薪、创业、投资。对他们来说，最现实的，是养大这些孩子，20年后，这些孩子到城市打工，那怕一个月只有3000块，拿十分之一回报父母，他们就有2700元的收入，这就超过了中国的6亿人。

觉得越生越穷，源于一个错误的、陈旧的观念的惯性。

长期以来，我们把生育视为对他人权利的侵害（占资源），撇开这种观点的对错不谈，这种观点，在过去的现实下，某种程度上是成立的。计划经济下，生产力低下，人要吃饭，要工作，但社会却无法提供足够的物质财富，也缺少工作机会，所以少生孩子，就少吃粮食，少占工作岗位。在这种经济背景下，把生孩子视为对他人权利的侵犯，有其现实的经济逻辑。

但是，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激活了人们的积极性，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事情就完全变了，人变为财富的源泉，生育就有了正外部性的。所谓正外部性，简单的说，就是生下来一个人，他一辈子，创造的财富，对社会的贡献，比他消耗的大得多，是正的。人越多，创造、积累的财富就越多。

当下中国人口面临的主要矛盾，不再是人口过多，而是生育率低下。

这里要介绍一个人口更替的概念。生育更替水平（replacement level）是指这样一个生育水平，即同一批妇女生育子女的数量恰好能替代她们本身以及她们的伴侣。国际上通常认为，2.1的总和生育率是实现和维持代际更替的基本条件，即每个妇女平均生育两个子女。

1949-1969年，中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6左右。到了1980年，总和生育率降到2.31，1996年降到1.8以下，2017年为1.7，到了2018年，这个数字就没公布了。学界估算，目前的总和生育率约为1.6。

去年1月，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一则学术报告，引发舆论热议。该报告设想了两种情况：

如果在未来几十年，中国总和生育率有所回升，中国人口将在2029年达到峰值14.42亿，并在2065年回落至1996年的人口规模。

而如果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6的水平，人口负增长将提前到2027年出现，2065年人口减少到11.72亿，相当于1990年的规模。

有人会说，人口减少是好事。人口多少是不是好事先不论，关键在于，减少的速度。人口快速的减少，会导致严重的老龄化。按现在的家庭结构，20年后，一对年轻夫妻，女方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父母，男方这边也是同样，相当于一对夫妻要给12个老人养老。放在更大的社会层面上，能从事生产的年轻人少了，但需要养老的老人多了，显然，这会造成很大的问题。

所以，现在一定限度内的多生育，是有正的外部性的，是在为社会作贡献。

放开生育，多生孩子，是做贡献，那么，就一定不能设定只能生几个

在最近的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常务副省长陈向群，恳请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政策。一个省的副省长，说这个话，不会没水平，背后有调研，有专家，比网上舆论肯定强得多。所以，这意味着，东北放开生育，不限定数量，是合理的，有充分理由的，可实施的，对国家是好的。

与此同时，近日在广州市番禺区，一对夫妻生下第三个孩子后，被要求缴纳社会抚养费合计近32万元。这一家七口的生活都依靠丈夫刘平（化名）一个人工资维持，家中老人罹患癌症，第二个孩子因无钱缴纳学费仍无法去上幼儿园，32万元的社会抚养费已将他们家的生活逼上绝境。目前，夫妻二人银行账户被冻结，账户里也只有一万五千元。石楼镇计生办人士表示，可以申请分期缴纳，首付至少9.5万！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孩子生在东北就是好的，对国家有利的；那么，生在福建、广东这样的南方，就是坏的，对国家不利的吗？一个家庭的第一个孩子，第二个孩子是劳动力，国家要鼓励，那么，这个家庭的第三个、第四个，长大了难道不是劳动力，不能为80后养老，不能当兵保卫祖国，不能送快递，不能当科学家，当老板了吗？

这个道理怎么说得通呢？

所以，只要是人，就会长成国家的劳动力，就会为国家做贡献。去计较这个孩子生在张家还是李家；是第几个；是生在东北还是南方，毫无意义。

纠结于、执念于一家生几个孩子，只是原来观念的惯性，觉得生孩子是坏的，但正如前面的分析，现在情况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设定生几个，对现在中国的人口政策毫无意义，没有任何逻辑上的合理性。唯一的作用，就是给一些部门找事做，可以罚款。

当然，人并非仅仅是国家的目的，人本身就是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生出来，养育好，也是父母的义务。所以，国家放开生育，是一方面；而家庭有计划的、理性的生育，则是另一方面。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并行不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