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人口来源复杂,习俗文化也不同,他们是如何实现大一统的?

伊伊瞎吃瓜 2023-12-01 06:18:05

文|伊力瞎掰

编辑| 伊力瞎掰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也是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根基,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对一个国家的持久发展意义重大。

文化治理在国家治理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所谓“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文治教化”能够促使“不懂事理的人”向“有教养的人”转化。

因此,也可以看出古人视文德教化为国家治理必不可少的手段之一,那么古时候对文化治理与现在又有何不同的见解呢?

●—≺ 北疆文化治理的历史背景 ≻—●

汉唐时期,北疆经济发展水平较中原地带落后,加之人口来源复杂,民族成分众多,各民族在文化传统心理认同、风俗习惯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是中原王朝文化辐射的末梢。

西汉时期,汉武帝通过“外事四夷”,南讨南越,北征匈奴,汉王朝的疆域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展。

边疆民族地区纷繁多样,汉武帝面临的急务是加强专制中央集权,实现对各边疆民族的统一治理。

除了实施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等硬措施之外,还以儒家“大一统”观为指导,在边疆推行文化治理策略。

以“教化”和“文德为手段,实施软实力治理,以达到“用夏变夷”“遐迩一体,中外提福”的目标。

西汉初年,统治者鉴于国家综合实力孱弱,便以“黄老之术”为国策,与民休息,汉武帝统治时期,国力大增,边疆得以拓展。

汉武帝在位期间先后四次下诏以德施政,要求各地移风易俗,推行文德教化,以期实现民众对国家政治统治,和儒家“大一统”治边思想的认同。

汉武帝第一次诏令以德施政,是在建元元年(公元前104年),诏曰:“古之立教,乡里以齿,朝廷以爵,扶世导民,莫善于德。”

汉武帝这次下诏主要从国家层面,以道德教化引导民众,作为西汉治理天下的手段。

汉武帝第二次诏令以德施政,是在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诏曰:“令二千石举孝廉,所以话元元,移风易俗也。”

西汉于元朔元年开始在国家层面推行教化在地方上施行教化、整齐风俗。

汉武帝第三次诏令以德施政,是在元朔五年(公元前 124年),诏曰:“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要求天下讲学礼之人当肩负起崇化民风之责。

汉武帝第四次诏令以德施政,是在元符六年(公元前119年),曰:“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恢复了周、秦时期造使巡行以观风俗的传统。

汉昭帝下诏要求,将文德教化推行至基层乡里,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下诏:“联闵劳以官职之事,其务修孝弟以教乡里。”

汉宣帝在位期间也非常重视教化的作用,两次下诏,汉宣帝第一次诏令重视教化是在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诏曰:“导民以孝,则天下顺”,强调孝梯人伦教化,提倡以孝治国,在全国范围内倡导孝道。

汉宣帝第二次诏令重视教化是在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诏曰:“夫婚姻之礼,人伦之大者也;酒食之会,所以行礼乐也。

今郡国二千石或擅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贺召,由是废乡党之礼,令民亡所乐,非所以导民也”,反对废乡党之礼,提倡通过礼义孝梯导民从化。

汉宣帝在公元前73年,“遣使者持节诏郡国二千石谨牧养民而风德化”强调地方官吏要施行礼义教化。

西汉中前期,在几位帝王的积极倡导下,从中央到地方尤其是遥远的北疆地区,基本形成比较完善的教化体系,儒家思想和儒家文化在北疆得到了广泛传播。

西汉后期,经过长时期的尊儒崇礼,儒学思想逐渐渗透到汉代社会的各个方面。

至东汉时,地方官吏大都能够“教化行而治功立”,礼义教化成为地方官吏的施政准绳。

●—≺ 北疆文化治理的举措 ≻—●

文教是德治手段之一,朝廷通过在边疆推广儒家经史等文教举措,使人们知礼教、易风俗,实现儒家文化认同意识.改变夷风.实现边疆地区的有效治理和社会安定。

中国古代在实践中一直重视文教的作用,提倡在中央和地方设立官学,教授儒家经史,培养边疆人才,努力达成“用夏变夷”“天下一家”的大一统局面。

西汉初年,有识之士意识到兴办学校的重要性,积极倡导兴办学校,陆贾建议“设牌雍、座、序之教,以正上下仪,明父子之礼,君臣之义。”

《盐铁论》有言:“是以王者设序,明教化,以防道其民。”"董仲舒认为:“立辟雍库序修孝梯敬让,明以教化,感以礼乐,所以奉人本也”,“序”是地方官学。

武帝时期,“乃令天下那国皆立学校官”,汉朝和唐朝都很重视儒学教育的教化作用,在北疆大力推进以儒学教育为中心的文化教育活动,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学体系,形成了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并举的局面。

西汉末年,北疆一带的地方官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基层的县、乡也建有官学”。王莽摄政期间,时任常山太守的伏恭“敦修学校,教授不辍,由是北州多为伏氏学”。

敦煌汉简中载:“故建明堂,立辟雍,设学校详[座]序之官,兴礼乐,以风天下,诸生、庶民,熙然响应。”

居延汉简中也出现了有关孩童上官学的记载:某部尉名史骏。“前为县校弟子,未尝为吏”。

居摄二年,“府告肩水关音夫许常负学师张卿钱五百录”。始建国天凤二年(16年)“卓单衣毋鞍马,不文史请责酸对曰前,为县校弟子未尝为更贫困毋,以具早单衣”。

我们由以上出土材料可以推知,两汉之际,北疆官学的触角已经由郡、县进一步延伸至最基层的乡里。

●—≺ 北疆文化治理的效果 ≻—●

孟子云:“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者矣。”北疆地区远离中原王朝的核心统治区域,民族众多,文教发展与中原相比较为薄弱,不均衡性很突出。

汉唐时期,中原王朝不遗余力地在北疆区域推行文教治边,通过多种途径推动儒学在北疆的传播和发展,在北疆进行移风易俗等一系列举措,改变了边疆地区文化落后的面貌。

加速了边疆民族的儒化倾向,促进了边疆地区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推动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汉唐时期,中原王朝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活动将儒家“礼”文化推向北疆地区,潜移默化地使边疆地区民众接受儒家礼仪教化。

我们从武威汉慕中的《礼记》木简可见,当时朝廷对边境居民进行礼仪教育是文教的重点。

尤其是生活在北疆的少数民族,他们的礼仪与中原相差很大,《史记》记载匈奴人“不知礼义”,《晋书》中云龟兹人“男女皆剪发垂项”《隋书》记载突人“被发左社”。

在儒家观念里,诸如此类的宣扬,目的不是指出汉人和少数民族存在不同的习俗,而是宣扬边疆民族欠缺礼仪,从而为教化提供可能。

正是因为边疆各兄弟民族缺失礼仪,所以需要学习中原先进的儒家文化和礼仪。两汉时期有大量“人侍或者“人质”的北疆民族首领子弟诣阙于儒家文化氛围之下。

东汉时,奴“亦造子人学”,到京城学习《孝经》,接受儒家文化教育,唐代设在京城的国子学,四方学者云集京师,不少人学者是来自北疆少数民族的哲长子弟。

这些边疆民族子弟对儒家文化和伦理道德行为规范耳潘目染,他们返回边疆时,就会将儒家文化传播或者实践到边疆,客观上起到教化边疆民族认同儒家礼仪的作用。

汉唐王朝在北疆文化治理过程中,始终以文化认同和文化整合为核心目标,采取“文德教化”的方式,重视在北疆地区传播中原先进文化,通过发展儒家教育、改变当地风俗习惯等途径,把中原文明传播到北疆。

这些文教措施使边疆和中原有了更多接触和交流的机会,“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两汉时期,北疆出现了“散以礼乐,风以《诗》《书》”的新气象,到了唐朝,北疆更是产生了“声教所及,惟唐为大”的辉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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