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伊力瞎掰

编辑| 伊力瞎掰

明代制定了非常繁琐、严格的品官服饰制度，统治者试图通过服饰来达到贵贱有别、望而知之的效果，官员也想通过特定服饰来彰显自己的身份地位｡

官服中受众最广泛、穿着场合最多、最深入人心的品官常服为例，从视觉层面和文化心理层面来分析。

明代官员是如何通过以乌纱帽、装饰着不同花样的圆领袍服、各种贵重材质制作的腰带组合成的常服，完成了世人对于其身份的认同？

●—≺ 明代品官常服塑造品官身份的方式 ≻—●

明代的等级制度非常森严，整个社会大致分为皇族、贵族、品官、庶民四个阶层｡“品官”阶层是指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或其他合法方式获得晋升)的官员，共分九品，享有相对应的少数特权｡

明代品官服饰根据穿着场合和功用分为礼服和便服：朝服、公服、祭服和常服这四种为礼服，忠静冠服为便服｡

舆服志规定“凡常朝视事穿常服”，官员平时在本署衙门办理公务时要穿常服，明初的常服和公服没有区别，均由乌纱帽、盘领衫和腰带组成｡

洪武二十四年，为了强化常服在品官身份识别上的作用，朝廷对常服做了新规定，即在圆领袍上引用“补子花样”这一元素来对官员进行细分｡

明代品官阶层通过一整套常服的组合穿搭，从视觉上凸显自己的身份和官阶：乌纱帽和圆领袍将他们与皇族、贵族和庶民阶层区分开，补子花样和腰带使人一目了然地将文官、武官区分开，并能准确获知其具体官阶｡

冠帽是中国服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秦汉时期的士人就以巾帻裹头，以梁冠彰显官员的身份地位。

到了隋唐时期，幞头开始流行，成为男子必佩戴的首服，经过唐宋的改良，软质的幞头巾发展为以竹做胎，配上硬挺的展角，变为纱帽，成了官员公服的配套首服｡

明代将这种硬质纱帽进行改良，长展脚幞头搭配公服，短而圆翅状的展角纱帽搭配官员常服，后者以乌纱制成，被称为“乌纱帽”。

叶梦珠在《阅世编》中就提到：“一代之兴，必有一代冠服之制”，如前朝(即明朝)的官服穿搭为头戴乌纱帽，身穿圆领袍服，腰系宽大腰带，脚穿皂靴，还特别描述了官员首服。

乌纱帽的形制特点和穿戴：官员先用网巾束发，再戴乌纱帽(这是一种前低后高，在两旁各插一只圆翅的帽子)｡

记载中不仅说明乌纱帽是明代官员必备首服，并且介绍了乌纱帽的形制特点，孔府收藏了一件完整的明代乌纱帽，乌纱帽整体高20.9厘米，口径19.7厘米｡

帽体用细竹篾作胎，底部为铜丝框架，外层覆黑色漆纱，最内层为皮革衬里，帽身前低后高，通体皆圆，有左右二翅横于帽后｡

帽翅用一根金属丝折出形状作外框支撑，再用黑纱粘覆其上，我们可借此实物来了解明代乌纱帽的基本样貌｡

官服、官帽以及在官服前胸和后背或织或绣的补子，在任何场合都是官员身份的标志｡

唐代官员服饰制度规定以服色来区分官阶，明代则创立了以补子花样来区分官阶的制度｡

如果说唐宋的官服依靠服装色彩只能区分出四个等级的话，明代的补子花样却能将身份细化到各品(共九品)，且明显分辨出文武官，可谓是封建服制的一大进步｡

朱国祯在《涌幢小品》中提到：唐代官员三品以上穿紫服，四、五品穿朱服，六、七品穿绿服，八、九品穿青服｡

用补子花样来区分官阶为明代首创，统治者以此装饰物强调服装的符号标识特性，突出服装的政治功能，官员也通过这样的服装将自己的身份地位、品级高低、尊卑贵贱彰显出来｡

●—≺ 明人对品官常服的心理崇拜 ≻—●

用服饰来划分等级、标榜身份这一模式的确立，除了政治制度和立法的加持外，更是由于人们内心根深蒂固的服位有等、君臣有序等级观念的影响｡

统治阶级将自己治理臣民的希望寄托于服饰，官员将自己锦衣还乡、光宗耀祖的虚荣彰显于服饰，百姓将自己对权利、荣华富贵的渴求和跨越等级的希冀映射于服饰｡

由此，品官用穿用频率最高、大众所熟知的常服来构建其身份地位，在社会上达成身份认知就变得顺理成章｡

汉代确立了服饰制度中儒家思想的权威地位，这一思想的代表人物为贾谊｡

贾谊在《服疑》篇中用几百字洋洋洒洒地论证了服饰与国家大统、宗主礼法、君臣有序之间的关系，强调建立尊卑有等服饰制度的重要性｡

他提出君臣和官员高下等级应体现在衣冠鞋履、腰带环佩、香车宝马等之上，国家制定这样一套舆服制度并严格遵守就能建立贵贱有别、服位有等的社会秩序｡

这一见解被后世崇奉儒家思想的统治者所认可，在之后几千年的朝代更迭中，用服饰来区分社会等级，规划各阶层的行为方式，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而达到加强统治、稳定社会的目的，成为中国帝制社会的理想统治模式｡

明代建立严格的舆服制度，正是要利用服饰来区分身份的高低，建立尊卑有序的社会秩序｡

经过明太祖、明成祖的努力，舆服制度经过多次修改和补充，明初基本建立了等级分明、赏罚有序的冠服制度，并颇有成效｡

这个制度并非固若金汤，在执行过程中总会偏离轨道，明前期，服饰制度的混乱体现在官员和宦官服饰上，波动最大的一次发生在明武宗(正德)时期｡

明武宗对心仪的官员和宦官随意赏赐，且根据自己的心情对服饰制度进行随意更改，引发了服饰制度的混乱，使官员们无所适从、猜疑纷纷｡

《明武宗实录》记载，监察御史虞守随针对此事于正德十四年(1519年)正月上书武宗｡

他指出，孔孟有遗训云，君子服饰言行均要符合先王制定的礼制，

服饰一事“其事若小，而所系甚大”，况且朝廷是四方之极，京城是天下之本，统治者的行为喜好历来被臣下和百姓所追捧模仿，万不可任性而为｡

“盖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者，以有礼义之风，衣冠文物之美也，况我祖宗革胡元腥膻、左衽之陋，冠服、礼仪具有定式｡”

明初建立的一系列有严格等级之分的服饰制度，就是为了革除胡虏，恢复中华礼仪之风，建立君君、臣臣的等级规范。

而明武宗随心所欲地对官员进行赏赐，更改祖宗冠服法度，引发服饰制度的混乱、朝令夕改，只会破坏明初服饰礼法的初衷，破坏等级秩序，为后世带来麻烦｡

明世宗(嘉靖)后来看到这个奏请，感慨道：“礼所以辨上下，定民志，故官民服饰、房舍、器用，祖宗皆有品第，著为定式｡”

之后明世宗对服饰制度进行规范和补充，并强化《大明令》中关于服饰僭越的立法，从法律层面对贵族、品官、士庶进行约束，希望将服饰制度恢复到正常范围内，重新起到“明贵贱、别等威”的功效｡

类似这样的记录还有很多，几乎贯穿有明一代，明政府屡屡发布关于服饰僭越的禁令，不断纠错，试图将服饰制度拉回正轨，重申服饰用以分辨等级贵贱的作用，确立衣冠服饰的政治地位｡

明末大学者朱舜水先生在日本讲学时，弟子曾向先生问及饮食、衣服、器用之法与国家礼制的关系：“问：凡国家之礼制，饮食、衣服、器用之法，尚文则其弊为豪奢矣｡

尚质以示节俭，则其弊欲至鄙吝矣，传所谓与其奢，宁俭，然又质胜文则野，不可不使文质并行也乎，乃于斯二物，如何防其弊乎｡”

朱舜水先生答：“凡为天下国家之礼，在乎有制｡有制则贵贱有等，上下有章，文不至于奢华，俭不至于固陃｡古之人绘衣绣裳，山龙华虫，燦然可观｡

豢豕为酒，宾主百拜，始终秩秩，何尝无文，何尝非质，质而至于野，文而至于靡者，皆无制之礼也｡国家必欲崇俭，当自本根始，纷纷末制，何益于事乎｡”

国家建立各种制度是为了贵贱有等，上下有章，严格的服饰制度也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在这种思想方针的指导下，明代品官服饰制度就鲜明体现了尊卑有序的秩序，同时，从官员的立场出发，官服于他们来讲也是体现身份的一个标识物，是官本位思想外化的产物，是对自己“寒窗苦读十年，一朝成名天下知”的回报｡

明代建立了等级严明、繁琐复杂的官僚体系，不仅根据职位分等，还依据品位分等，对等级的划分越来越细致，导致品官服饰之间的区分也达到前朝所无法比拟的繁琐和精细｡

唐宋元的品官公服只是用服色来区分等地，且只有四种颜色的区分，无法达到从官服上一眼“辨等级”的目的｡

而明代的品官常服通过补子和腰带，不仅区分了文武官员，更是将一品至九品、杂职一一区分开来，真正做到了使人“望其章而知其势”｡

以服饰来体现身份地位，区分贵贱高下，这一观点根植于明代各个阶层的心中｡

统治者和官员通过以乌纱帽、装饰着不同花样的圆领袍服、各种贵重材质制作的腰带组合成的官服(常服)树立了品官形象，彰显了身份地位，完成了社会上对于官员身份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