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伊力瞎掰
编辑| 伊力瞎掰
豪族一词，是 20 世纪以来学术界在研究汉代社会时常用的词语，此词最早出现于《后汉书》中。
陕西关中地区因为是西汉的京中重地，同时拥有良好的自然条件，从而产生并聚集了一大批豪族。
这些豪族，既有徙陵的六国贵族后裔，亦有以军功兴家的军功豪族，或者以行政才干兴家的官僚豪族，以财富兴家的高赀豪族以及经学豪族、外戚豪族等。
无论哪类豪族，他们在经济上都有着极为强大的实力，那么他们两汉关中豪族的收入来源从何而来呢？
●—≺ 土地和奴婢带来的收入 ≻—●
豪族因为其显赫的地位或者雄厚的经济实力，占据大量土地资源，这些土地是他们收入来源中最重要的成分。
所以，豪族首先是大地主。如武帝舅、武安侯田蚡“田园极膏腴”，凭借自己皇亲国戚的身份占有着最肥沃的土地。
元帝时左冯翊莲勺人张禹，以儒学起家，做到成帝师、丞相，其家族于是成为一个典型的儒学化、官僚化的豪族，同时又是拥有大量土地的大地主：“田至四百顷，皆泾、渭溉灌，极膏腴上贾。”
而左冯翊云阳人、哀帝宠臣董贤，仅一次就得到哀帝赏赐的二千余顷土地。除这些外戚豪族、经学官僚豪族外，关中的经济豪族们亦大量购买田产：“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田啬、田兰。
韦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万。……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即以商致富，然后购买大量土地守护财富。
这些田产为其主人带来了巨额利润。据学者柳春藩推算，百顷土地年收租谷约7500石（亩产量按年产一石五计算，地租率十税五）。
以张禹为例，其家400顷土地，每年收租可达30000石谷，相当于一个比二千石高官25年的收入，由此可见田产对于有购置能力的诸侯贵族们的吸引力。
所以，西汉中后期，土地兼并愈演愈烈。为了抵制这一现象，哀帝时曾颁布过限田的诏令：“诸王、列侯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及公主名田县道，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无得过三十顷。”
但实际并无效果，土地兼并依然非常严重。东汉的土地兼并更加激烈，豪族大量购置田产。东汉马太后兄马防兄弟“资产巨亿，皆买京师膏腴美田”。
除了购买，豪族依仗权势侵夺他人良田亦是常见的事情。如西汉时，田蚡曾强势索要魏其侯窦婴长安城南田产。
东汉时，扶风平陵豪族窦宪依仗其妹章帝窦皇后之势，公然抢夺公主良田：“宪恃宫掖声势，遂以贱直请夺沁水公主园田，主逼畏，不敢计。”
贵为诸侯、公主，竟然也会被索要、抢夺地产，可见，豪门地主依仗权势侵夺他人田产的情形不在少数。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关中豪族的田产之多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拥有大量的田地，并经营管理这些田产，获得巨大的经济收入，家族自然更加强大。
当然，这些田产不是由豪族成员亲自耕种的。据史料记载，豪门大族经营田产的方式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役使奴婢耕种，一种是将田产租给贫民以收取田租。
奴婢分官奴和私奴，官奴婢即官府拥有的奴婢，而豪族们拥有的即是私奴，关于官奴婢的主要来源，吕思勉先生指出：“奴婢之始，盖以异族为之。继以罪人充之。终则因贫而鬻卖者亦入焉。”
官奴即异族的战俘和民众、罪犯、破产的贫民等，而私奴婢的主要来源除破产的贫民外，还有被掠夺拐卖的人口或帝王赏赐的官奴等。
1966 年，四川郫县曾出土了一块东汉残碑，上面有这样一则记载：“张王田卅亩，质三万；奴俾、婢意、婢最、奴宜、婢营、奴调、婢利，并……”
由这段碑文可知，张王是一个仅有三十多亩田产的农民，家里竟然有奴婢七人，那么豪门大族所拥有的奴婢数量便可想而知了。
关中豪族拥有的奴婢数量史料中也有记载，如西汉时长安豪族张安世家“家童七百人”，“茂陵富人袁广汉藏镪巨万，家童八九百人”，汉武帝一次性赏赐给其母生于民间的姐姐金俗奴婢三百人。
由于世风越来越奢靡无度，成帝曾下诏禁止：“或乃奢侈逸豫，务广第宅，治园池，多畜奴婢，被服绮縠，设钟鼓，备女乐，车服、嫁娶、葬埋过制。吏民慕效，浸以成俗，……其申敕有司以渐禁之。”
哀帝更是下令限制豪族占有土地与奴婢的数量：“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畜奴婢，田宅亡限，与民争利，百姓失职，重困不足。
诸王、列侯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及公主名田县道，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无得过三十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
由这一诏书与前文几则史料可推知，每个豪族拥有的奴婢数应该至少在百人以上。
东汉时，豪族拥有的奴婢数量更多，开国大将窦融“奴婢以千数，于亲戚、功臣中莫与为比”，明帝马皇后之兄马防兄弟“奴婢各千人以上”。
东汉政论家仲长统在批判社会现象时，也指出：“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可见东汉豪族的奢华无度。
●—≺ 手工业、商业等赢利收入 ≻—●
汉代统治者虽然抑制手工业和商业，但其巨额利润仍吸引着关中豪族。
如张安世“尊为公侯，食邑万户，然身衣弋绨，夫人自纺绩，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内治产业，累织纤微，是以能殖其货，富于大将军光”。
成帝师张禹家族也一样，虽“以田为业”，然亦“内殖货财”，同时经营手工业、商业。
豪族也有以畜牧业致富的。如扶风班氏始祖班壹于秦末避乱楼烦时，“致马、牛、羊数千群。值汉初定，与民无禁，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
马援于王莽末年至北地畜牧，“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其子马防“多牧马畜，赋敛羌胡”。
东汉仲长统《理乱篇》描述豪族的情况时也说：“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
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由此可见，除农业外，手工业、商业、畜牧业等的赢利，也是关中豪族收入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了单纯以强大的经济实力称雄天下的高赀豪族外，军功豪族、官僚豪族、经学豪族、外戚豪族、宗室豪族等绝大多数位居高官。
甚至父子兄弟同朝为官，并且子孙相继，由此而获得的优厚俸禄，成为这些家族们巨大财富的重要而稳定的来源。
梳理《汉官仪》《汉书·百官公卿表》《后汉书·百官志》等文献可知，汉代全国官员大约分为十七级。
即万石、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千石、比千石、六百石、比六百石、四百石、比四百石、三百石、比三百石、二百石、比二百石、百石、斗食和佐史等。
汉代官员秩级及其月俸见表 1，表 1 中，汉代官员的月俸是以谷物的数量为准的。
但是，从史料记载来看，两汉官员的俸禄并不以实物或者全部以实物发放，这一点西汉与东汉有所区别。
西汉时期，官员的俸禄主要以货币的形式发放，根据史料梳理出西汉部分级别官员的月俸钱 ，如表 2 所示。
可以看出，表 1 列举的各级官员月俸的谷物数量，与表 2 列举的月俸发放钱数并不对等，这可能是因为时代变化引起的，或是谷物价格波动的原因造成的。
●—≺ 赏赐所得 ≻—●
赏赐是帝王或者尊者对臣子、地位卑下者表示奖励、恩宠、拉拢的常用手段。
在《史记》《汉书》《后汉书》《东观汉记》等记载汉代历史的文献中，“赏赐”或者“赐”这两个词语出现得非常频繁，且特指帝王、太后等皇室成员的赏赐。
汉代帝王的赏赐，其对象从一般百姓到各级政府官员，从王侯将相到后宫嫔妃，从赏赐的物品来看，既有爵位、封号、谥号等精神层面的东西，亦有各种物质层面的实物。
而实际的物品，从一饭一衣、缯帛絮布、车驾、棺木、茔地，到巨额黄金钱财、数量巨大的奴婢、珠玉宝器、房屋宅院、土地田产等，无所不有。
这些因赏赐而得来的财富也是豪族们收入来源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获得赏赐的原因主要有军功、政绩、德行、高学、恩宠等。
元帝永光二年秋，冯奉世率兵平定北部边疆羌族侵扰，获赐“爵关内侯，食邑五百户，黄金六十斤”。尹翁归政绩卓著，为官清廉，死后家无余财。
宣帝得知情况后，赏赐其子黄金百斤以奉其祀，建武十一年夏，马援因征讨羌族叛乱受伤立功，获光武帝赏赐牛、羊数千头。
这一类获赏的人员大多是外戚、帝师、宠臣之类。宣帝舅王无故与王武，“上皆召见，赐无故、武爵”综上可知，帝王的赏赐种类较多，赏赐的物品也多种多样。
对于诸侯、王、公、卿、二千石等高爵或高官，赏赐都很丰厚，成为豪族财富的一个重要来源。
其中，俸禄、封邑、赏赐是君主所赐，用来换取官员们的服务和忠心，即“君主的赏赐或俸禄是为了在物物交换的基础上换取官吏的服务”。
经营田产、手工业、商业、畜牧业等是豪族们扩展、巩固其财富的手段，此外，关中豪族们还有一些其他形式的财富，比如豪华宅第、金银珠玉等，一些腐败的实权官员还会通过贪污受贿或者卖官鬻爵来获得大量的财富。
从西汉到东汉四百年间，关中豪族中不同的家族有不同的兴衰变化史，收入来源中，以上所列举的成分在各个家族中所占的比例也不尽相同，比如以经营为主的豪族，其工商业赢利收入占比就多。
以高爵、厚禄为主的家族，其封邑的收入及俸禄占比就较多，但总体上来说，关中豪族之财富来源在四百年间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