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评选历史上最孱弱、最窝囊的王朝，东晋和南宋是无论如何也躲不过去的。

首先，两个王朝均来自于前朝皇帝托孤重臣的背叛，属于监守自盗，道义上先天不足；

其次，王朝中期被外族打崩打残，宗室南逃，后来在江南利用地理优势，由根本不具备承继法统的小儿子甚至是八杆子才勉强打到的王室疏宗举着所谓正统的旗号重新立国；

再次，都窝在江南一隅混吃混喝，浑浑噩噩，对外软弱，对内强硬，缺乏进取之心，所以号曰“偏安”；

最后，苟延残喘百余年后，一个死于内部崩塌，一个重新亡于外族，终于还是没能寿终正寢。

由于相似性太多，历来多有史家对两朝进行比较，相同论者大多持上述观点，相异论者则多从气节方面作比，赞晋而非宋。

像南宋人王应麟就认为，东晋并没有想像中的那么弱，如果只用“清谈”来定位更是不公平的，因为东晋不仅在外交上表现强硬，十六国中还打败了一个（前秦）、灭了三个（成、南燕、后秦）。

焚石勒之币，江左君臣之志壮矣。僭号之国十六，而晋败其一，灭其三。不可以清谈议晋。（《困学纪闻》）

清人钱大昕也持相同观点，认为东晋和南宋虽都偏安江左，但在气节方面却是前者远胜后者。

东晋君臣虽偏安江左，犹能卓然自立，不与刘、石通使。旧京虽失，旋亦收复。视南宋之称臣称侄，恬不为耻者，相去霄壤矣。讵可以清谈轻之哉！（《廿二史考异》卷一八）

事实果然如此吗？

钱大昕所谓东晋“卓然自立”之说，出自《晋书》卷七《帝纪第七》：咸和八年（333年） 正月“丙子，石勒遣使致赂，诏焚之”。

清人阎若璩校勘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时，也同意王氏“赞晋非宋”的观点，并认为是自揭王朝之短（王氏得毋自伤其本朝乎）！

其实，与钱大昕一样，阎若璩的理解过于片面和狭隘。王应麟作为弱宋的当事人，对本朝的态度更多的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无非是想借东晋焚币之事来讽谏一下当权者，不能一味地对金国委屈求全，而是要挺直腰板做人，所以他并不是真正认为南宋不如东晋。

对于东晋君臣焚币拒和之事，我们虽然不能全盘否定其中一部分人所表现的民族气概，但也不能就此认为他们确实有自强之心和恢复之志。

因为，东晋君臣此举并非因为骨气，而是有其不得不然的历史原因。

是谁制造了永嘉之乱、晋室灭亡？是谁逼得世家大族斯文扫地、衣冠南渡？是谁让中原百姓惨遭屠戮、流离失所？

就是后汉刘曜以及后来建立后赵的石勒等人。

所以，在这种极端的民族仇恨下，如果司马睿、王导等当权者接受江北的和议之请，无异于和最大的敌人把酒言欢，这不仅会让南渡的这群离乡背井、妻离子散的士族和流民们更加离心离德，还会让江南的吴人土著看不起。如此一来，他们跑到江南建立的抗胡流亡政权本身也会失去合理性和存在的价值，偏安也就无从谈起。所以，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考虑，王与马不得不在表面上采取这种“不与刘、石通使”的强硬态度。

至于东晋和南宋国力上孰强孰弱、态度上孰真孰假，我们比较一下两个王朝在与北方政权交往中的真实表现就能一目了然。

先看一下东晋。

江左的抗胡口号是由王导率先叫响的。

在南渡士族中，王导素有“江左管夷吾（管仲）”之誉，

桓彝初过江，见朝廷微弱，谓周顗曰：“我以中州多故，来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将何以济？”忧惧不乐。往见导，极谈世事，还，谓顗曰：“向见管夷吾，无复忧矣。”（《晋书·王导传》）

这位“江东管仲”因为曾作出“戮力王室，克复神州”的豪言而为时人所宗。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故事出自《世说新语·言语》，周侯即周顗，也就是著名的“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这而死”中的周伯仁。

说实在的，王导说这句话也因为特殊语境：五胡乱华，衣冠南渡，离乡背井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生计未决，而且前途未卜，还不知道这里是不是流亡的终点，所以整个士族集团人心惶惶。卫玠的话就很具代表性：

卫洗马（玠）初欲渡江，形神惨悴，语左右云：‘见此芒芒，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世说新语·言语》）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首辅大臣的王导无疑是整个士族集团的主心骨，如果他在此时也跟着长吁短叹，南渡集团恐怕会更加惊恐和颓废。所以，王导才强作此语。

在东晋历史上，王导其实是一个被严重高估的人。从他的一生轨迹来看，他自始至终只为保存和壮大家族势力而奋斗，除了豪言壮语只是为了鼓舞士气的权宜之计外，在实际行动中，王导从来没有考虑过所谓的“戮力王室，克复神州”。

到达江南后，作为司马睿的谋主和东晋初建时的实际决策人，王导借司马睿意图承继晋祚、偏安江左的小心思——这与他利用晋王室保全和发展壮大家族力量的初衷不谋而合，而这一点在江北他是永远无法实现的——当晋怀帝和愍帝在长安和洛阳苦苦支撑急待续命的危急时刻，根本没有建议司马睿赶紧过江勤王救驾，而是忙着和辑侨姓士族、团结当地土著，帮司马睿筹建江南小朝廷。

同样，对于司马睿而言，如果在江北，晋朝的最高权力也永远落不到他的头上。所以，自“五马渡江”后，司马睿先是在竞争中胜出，将“法统”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然后就坐山观虎斗，静等江北晋室的最后落幕。

对此，朱熹评论说：“元帝与王导元不曾有中原志。收拾吴中人情，惟欲宴安江沱耳”，可谓一针见血！

刘曜和石勒并未让王、马等很久。

建兴元年（313年），晋愍帝即位，以司马睿为侍中、左丞相、大都督陕东诸军事，命其率兵赴洛阳勤王，但司马睿以江南未定为由拒绝北上。

公元316年（建兴四年）八月，后汉刘曜兵围西晋都城长安。此时的长安，无粮草无兵马，只能靠着坚固的城池硬撑着。晋愍帝再派使者，督促司马睿北上勤王。但司马睿可怜兮兮地回复说，自己无兵无粮，正在江南瑟瑟发抖苟延残喘，根本没力发兵救驾。三个月后，刘曜大军攻破长安城，晋愍帝司马邺成为异族俘虏。

结果，愍帝前脚投降，司马睿接着就兵强马壮了，并大张旗鼓地要开始北伐。

但是，这次喊得山响的北伐救援行动却让负责粮草的淳于伯给“拖了后腿”，原因是水道阻塞，漕运不通，所以无法按时将约定的军粮送到前线，大军只能在建邺集结停滞。“勤王”不成，惹得司马睿龙颜大怒，以“督运稽留”罪杀令史淳于伯，成为江南一大冤案。据说行刑时，替罪羊淳于伯的鲜血逆柱而上，“观者咸以为冤”。

丞相睿闻长安不守，出师露次，躬擐甲胄，移檄四方，刻日北征。以漕运稽期，斩督运令史淳于伯，刑者以刀拭柱，血逆流上，至柱末二丈余而下，观者咸以为冤。丞相司直刘隗上言：“伯罪不至死，请免从事中郎周等官。”于是右将军王导等上疏引咎，请解职。睿曰：“政刑失中，皆吾暗塞所致。”一无所问。（《资治通鉴·晋纪 》）

他们不仅自己无意北伐，就连其他人对北方的军事行动也多方掣肘，最著名的就是祖逖。

自西晋晋愍帝建兴元年（313年）至东晋晋元帝太兴三年（320年），在得不到江南任何资助的情况下，祖逖在江北坚持抗胡，成功收复黄河以南中原地区的大部分土地，并逼得后赵石勒通书修好。

太兴四年（321年），司马睿任命自己的心腹大臣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雍冀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出镇合肥——司马睿和王导的真实意图是：抢夺胜利果实，并监视祖逖。 祖逖忧愤异常，从此一病不起，不久便在雍丘病逝，时年五十六岁。祖逖死后，后赵趁机入侵，祖逖收复的河南大片土地最终又被后赵攻陷。

逖以若思（戴渊）是吴人，虽有才望，无弘致远识，且已翦荆棘，收河南地，而若思雍容，一旦来统之，意甚怏怏。且闻王敦与刘隗等构隙，虑有内难，大功不遂。感激发病。（《晋书·祖逖传》）

这一点朱熹同样看得非常清楚：“当是时，王导已不爱其如此（北伐），使戴若思辈监其军，可见如何得事成”。

可以说，北伐之事，王与马本身就不积极，当长安陷落、晋祚南移之后，南渡侨人士族的生活已基本安定，势力范围也正在重新划分，北伐到此已绝无可能，他们的最高愿望，只在于保境苟安，并尽量避免刺激北方政权，别来打扰他们的小日子。

所以，无论是袁燮所谓“朝夕思虑求胜敌之策”，还是钱大昕所谓的“卓然自立”，都属于给东晋贴金之词，想来司马睿君臣听了都会脸红。

至于王应麟口中所谓的“败一国、灭三国”更近无䅲之谈：前者是覆巢之下无完卵，门阀世族们为了家族利益所起的同仇敌忾，且偶然性因其是前秦自身因素居多。后者则是权臣为了捞取政治资本而打着国家旗号进行的个人行为，目的是攫取最高权力，与东晋政府没有任何关系——灭南燕、后秦后不久，刘裕就篡晋建宋，结束了东晋百余年的世族门阀统治。

再看南宋。

南宋在民族关系问题上一直为人诟病：对金软弱，自始至终拿钱财换和平。

这其实是由于赵构和秦桧的一贯投降主义和岳飞的被冤杀造成的——试想，像下棋一样，开局就要求对方让子，自己人会怎么看你？

其实，与东晋不同的是，南宋一直有一种北伐收复失地的执念，自立国一直到灭亡前夕，他们一共发动过四次北伐。

第一次是绍兴四年至十年（公元1134—公元1140年）的北伐。绍兴北伐是由宋高宗亲自拍板、自上而下的全国性北伐，共分三路大军，西路吴璘、中路岳飞、东路韩世忠，战线西起川陕，东至大海，绵亘数千里。之所以决心和规模如此之大，是因为赵构被“搜山检海”给搞怕了，想亮一下肌肉，让金军别再肆无忌惮地南下，并顺便敲打一下中间的伪齐政权——如果能消灭更好，可以加大江北的战略纵深。但是由于后来战事过于顺利，甚至发现岳飞还有直捣黄龙、迎回二帝的势头时，赵构抽头了。

第二次是“隆兴北伐”，动议出自真正掌权不久的宋孝宗。这时，金国刚刚经历过权力更迭（海陵王完颜亮死、金世宗完颜雍即位），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四月，在宋高宗了阴影下生活了数十年的宋孝宗，完成对岳飞平反和内部调整的宋孝宗借机启动北伐，他要为自己、为大宋争回失去的颜面。这次开局仍然很顺，但却因为将领交恶（李显忠和邵宏渊）而遭受符离大败。

符离之溃让孝宗大受打击，从此在战和之间摇摆不定，并于八月派淮西安抚使干办公事卢仲贤前往金军大营议和。但是，占据优势的金军提出的苛刻条件让他无法接受，双方因此且打且谈，直到隆兴二年岁末才终于达成和议，史称“隆兴和议”。其主要条款有：宋金世为叔侄之国；“岁贡”改称“岁币”，银绢各为二十万两匹；南宋放弃所占海、泗、唐、邓、商、秦六州，双方疆界恢复绍兴和议时原状。这次北伐虽然无论在军事还是外交方面都陷于完败，但名义上对金不再称臣。

第三次即“开禧北伐”，主导者是权臣韩侘胄，始于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四月。与前两次相比，这次北伐有点先天不足：因专权而大受非议的韩侘胄为转移国内矛盾、捞取政治资本而力排众议发动北伐，结果数战不利，更因为四川方面大将吴曦的叛变而导致全面失败。最终韩侂胄被杀，人头被送往金国，并且全部接受金国提出的条件：增岁币为三十万，犒师银三百万两。

这次北伐还有一个比失败更加严重的后果：著名权奸史弥远上台，并主导了此后数十年的南宋朝政。

第四次是“端平入洛”，主导者是宋理宗。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正月初十，宋蒙联军攻破蔡州，灭亡金国，宋军和蒙古军也按约定各自撤军。当宋将孟珙将金哀宗的遗骨运回临安的时候，南宋全国上下一片欢腾。宋理宗决定乘胜追击，收复被金和蒙古遗弃的中原失地和河南府（洛阳）、应天府（商丘）、开封府“三京”，“还谒旧陵”。但是，经过连年战火和蒙古人的劫掠，中原地区早已满目疮痍缈无人烟，根本无力养活大量兵民。在“顺利”占领三座空城后，饥困交加的宋军无奈撤退，蒙古军队则趁势追杀，数路宋军损失惨重，仓皇逃回江南。

最后一次北伐由于主战派的莽动让南宋陷入了彻底沉沦：联蒙灭金丢掉了蒙、宋之间的战略缓冲，“端平入洛”这一巨大的“面子工程”则不仅将南宋仅存的“里子”败了个精光，还为蒙古大举进攻提供了口实，给南宋提早带来了边患。

诚然，这几次北伐都因为财政吃紧、准备不足、内部矛盾尤其是主和派和投降派在后方的掣肘而导致虎头蛇尾，但不可否认的是，与东晋政权相比，南宋在抗胡态度上无疑更为积极。因为四次北伐不仅都是由皇帝或者首辅主动发起，而且还进行了全国动员，自上而下都有一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主观愿望和动力！

这一点，源自于东晋无论如何都难望南宋项背的一种时代特征和精神内核：家国情怀！

明帝时，王导侍坐。帝问前世所以得天下，导乃陈帝创业之始，用文帝末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晋书·宣帝纪》

晋明帝在位时，一次和王导谈起晋朝发家史，他竟因为自己祖宗的所作所为而羞愧地无地自容。说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我们的国祚怎么能够长久呢。

《世说新语·尤悔》也记载了这一故事：

王导、温峤俱见明帝，帝问温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温未荅。顷，王曰：“温峤年少未谙，臣为陛下陈之。”王乃具叙宣王创业之始，诛夷名族，宠树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贵乡公事。宣王创业，诛曹爽，任蒋济之流者是也。高贵乡公之事，已见上。明帝闻之，覆面箸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

对此，唐太宗李世民在检校《晋书》时也曾评价道：晋明掩面，耻欺伪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奸回以定业。虽自隐过当年，而终见嗤后代。

的确，在经过弑帝、毁洛水之誓并“诛夷名族，宠树同己”后，有观点普遍认为，司马氏以一族之力全面拉低了整个民族的道德水平。

此举的恶果是巨大的，不仅他的后代遭到反噬、被后继者斩杀殆尽无一留存外，还导致了此后数百年内，士族集团对民族大义和国家利益的集体无视。

这也是东晋门阀政治的主要特点：缺乏家国情怀，多为门户私计。

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

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凭却长江，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强对！

《念奴娇·登多景楼》南宋·陈亮

百年东晋，王、庾、桓、谢等门阀士族先后当权，皇帝只是一个国家象征或者吉祥物，所谓“政出门阀，祭由司马”而已。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只在名义上还姓司马，想指望着各士家大族拿着自己的家业、牺牲家族的利益去维护国计民生，无异于与虎谋皮！

王导，为了遏制司马睿加强皇权，不惜策动并配合其弟王敦攻打都城建康；

庾亮，为了争夺长江中游控制权不惜与荆州陶侃大打出手；

桓温，为了“流芳百世”不惜擅行废立，最终却“遗臭万年”。

主政的权臣都“只成门户私计”，对整个国家的风气影响就可想而知了，“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成为东晋君臣的人生信条。

到了宋代，这一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孙国栋先生在《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一文中提到：“唐代以名族贵胄为政治、社会之中坚，五代由军校出身之寒人为中坚”，而宋代，则发展成为以士大夫为中坚。

因为历史原因，宋代开国帝王即开重文抑武之风，科举制彻底完善并大行其是，“善待士大夫”的基本国策让文人士子社会地位得到极大提升，从政热情空前高涨。

杜甫理想中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成为现实，士大夫阶层“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境界和家国情怀也逐渐形成。

正如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所说，宋朝“待士大夫可谓厚矣！惟其给赐优裕，故入仕者不复以身家为虑，各自勉其治行，观于真、仁、英诸朝，名臣辈出，吏治循良，及有事之秋，犹多慷慨报国，绍兴之支撑半壁，德祐之毕命疆场，历代以来，捐躯徇国者，惟宋末独多，虽无救于败亡，要不可谓非养士之报也”。

所以，有宋一代：

文有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有杜范的“是以天下为天下，不为一己为天下，虽万世不易可也”；

有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有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有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武有岳飞、韩世忠、吴玠、刘锜、虞允文、毕再遇，即便在王朝末年，仍有孟珙拱卫长江、王坚死守钓鱼城的壮行。

崖山一战，当陆秀夫背着小皇帝投海自尽时，十余万军民亦随之蹈海殉国而终，一曲“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最强音充塞宇宙，响彻古今！

所以，表面上看东晋和南宋仿佛半斤八两，但如果从精神内核的层面上进行比较的话，两者可谓判若云泥。

你还相信东晋所谓的“卓然自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