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1日，在经过湘江东岸绞肉机般的惨烈战斗后，中央红军暂时脱离灭顶之灾。但是，情况更加艰难，前路仍然迷茫，往哪个方向走、如何生存下去成为摆在中央军委和红军面前的首要问题。

需要坐下来喘口气、研究一下了。

12月5日，中央红军跨过老山界，摆脱了尾随的桂军；12月8日，来到了位于湘、桂、黔三省交界处的通道县。

在这里，中央军委召开了决定今后工农红军和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第一次会议。

1934年12月12日，在通道县城一户普通人家的偏房屋内，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提议，中央军委召开了一次临时会议，参加会议的是博古、李德、周恩来和教员、张闻天、王稼祥六个人——这是一个意义非同寻常的信号：军事三人组变成了六人组，尤其是教员被允许参加高层会议了。

会上，李德率先发表意见，但仍然是老生常谈，即红军应该从通道向北，继续与在湘西打游击的贺龙、萧克部会合，共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令人意外的是，教员第二个发言了。他对李德的意见表示坚决反对，因为这一战略意图从中央红军离开江西苏区的那一天起就已经不是秘密了，根据中革军委二局破译的国民党电报显示，蒋介石早已知晓中央红军要与湘西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意图，并提前调兵在湘南的城步、靖县、武岗一带，布成一个口袋形的阵势，修筑了南北跨度约100公里的碉堡群，大有请君入瓮之势；其次是部署了联合粤、湘、桂、川、黔等部十六个师的兵力从红军纵队的左侧、右侧和后方三面紧紧尾随，尤其是负责后方追击的先头部队始终紧咬住担任中央红军后卫掩护的红五军团。

所以，必须放弃北上与贺、萧会合的念头，继续向西进入贵州，并在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东北部边休整边寻找机会。

出乎意料的是，参会人员除了李德因为病情加重提前离会外，包括博古在内的所有与会人员一致同意了教员的计划，因为博古也认为减员严重且疲惫不堪的红军亟需喘息和休整，而黔军公认的渣到极致的战斗力可能会带来机会。

因为是临时决定召开的，这次会议没有留下过多的痕迹，就连规格和名称到现在都无法统一，像李德称其为“飞行会议”（《中国纪事》），而成仿吾则认为是“军委扩大会议”（《长征回忆录》）。不过，这些细枝末节的问题都不能妨碍它给中国革命带来的转机。

首先，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和湘江战役的惨败，两年多来李德和博古在共产国际支持下的绝对权威受到来自党内和军内的严重质疑和挑战，这从参会人员的变化以及形成的决议就可以看出。

其次，自1932年宁都会议以后，这是教员第一次有机会参加高层军事会议，并且能够一抒胸意一展所长。

第三，会议确定了西进贵州并暂时在贵州东北部寻求发展的计划，而小城遵义就在那片区域。

会议当天，军委就下达了西进的命令。

红军的下一站叫黎平。

黎平，位于黔、湘边境的一座小城，风景优美，安详静谧。

1934年12月13日，几乎没放几枪，驻守黎平的黔军就一哄而散，红军先头部队顺利进城——黔军的战斗力果然不是盖的。

由于行军路线的突然转移，数路追兵完全没有反应过来，中央红军自离开江西之后第一次得到了近乎奢侈的休息机会。

中共中央决定利用这次机会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长征途中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李德继续因病缺席。

博古第一个进行发言。他重申了红军的下一步行动计划，简单休整之后，还是向北进入湖南，继续完成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既定计划，在湘西建立革命根据地。

这位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对共产国际的盲目迷信和被教条主义的严重毒害，让他空抱着一腔热血而看不清是非，找不到方向。

果然，听到博古近乎偏执的错误坚持之后，几位一直战斗在一线的军团长坐不住了。他们无法理解博古为什么不反思第五次反“围剿”尤其是湘江战役遭受惨烈失败的原因，为什么在明知国民党军已在通往湘西的路上设下重重封锁的情况下，仍然固执地坚持继续往人家的口袋里钻、枪口上撞？

枪林弹雨刀山火海中洗礼过来的军人发言没有委婉，更没有弯弯绕，尤其是心头已经积压了近两年的憋屈和怒火一旦打开了口子，局面就开始无法控制了。

博古鄂然，这个年轻人在懵里懵懂中被共产国际赋予中共和中国革命的最高权力之后，一直是顺风顺水，很多时候即便是错了也没人敢挑战他的权威——当然他不认为自己错，因为按照共产国际的既定方针做怎么会错呢？——他不知道的是，这一点并不是因为他的权力和他背后的共产国际，更不是因为他的个人威望，而是缘于我们党的严肃的组织纪律、政治纪律以及党的干部高尚的人格和个人素养。

但是，忍耐是有限度的，既然你博古冥顽不化，那我们就好好掰扯掰扯，仔细算一下一年多来这一笔笔沾满红军指战员鲜血的军事账。

将军们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政治局会议不是这样开的，所以，教员开口了。

他再次重申，必须放弃进入湖南的想法，近期可在贵州东北部也就是遵义地区发展，远期可以按照斯大林在1930年提出的建议进入四川发展。在四川，除了相对封闭安全的地理环境外，向北可与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向东可与红二、六方面军也就是贺、萧会合，可谓左右逢源。

这次会议，教员不仅再次主导了会议的方向，而且还展现出了高超的政治智慧：他搬出了斯大林——博古和李德不是迷信苏联和共产国际吗，那我就用魔法打败魔法，斯大林同志的建议你们总不会反对吧！

他的建议再次被采纳，1934年12月18日，黎平会议形成决议，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

决议彻底放弃了去湘西发展的计划，要求“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同时，“政治局认为，为着保证这个战略决定之执行，必须反对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之悲观失望的失败情绪及增长着的游击主义的危险，这在目前成为主要危险倾向”。

值得注意的是，同样由于时间仓促和准备不足，黎平会议并没有触及政治层面，而仅就行军方向和根据地建设等军事问题进行了研究，并要求从今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重大决策必须经过政治局会议的集体讨论，正式把原来的个别人“包办”改为民主决策和集体领导（后来遵义会议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中称：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注：即李德>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因此，这次会议仅仅是一次单纯的军事会议，而所有指战员关心的领导层问题将在不久后正式研究并解决。

12月20日左右，中央红军离开黎平，开始向遵义方向移动。

这时，反应过来的国民党军队又重新开始了追击和围拢。

南面，桂军从广西进入贵州；

北面，中央军从湖南进入贵州，其先头部队距离黎平只有一百二十公里；

东面，中央军周浑元部已与红军后卫部队首尾相接。

如果再加上黔军，国民党的合围又即将形成。

红军加快了行军速度，于12月29日占领位于遵义东南方向的瓮安，这里距离遵义还有不到一百公里。

这时，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让教员和周恩来大为光火，并促成了猴场会议的召开。

离开瓮安，中央红军向乌江行进，跨过乌江不远就是遵义。但是，李德却突然不走了，他要求中央红军放弃遵义计划，从此向北，继续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事后来看，李德的这种坚持主要基于面前的乌江天险，他怕这主条大江会变成第二条湘江，近六万名红军的鲜血让这个德国人害怕了。

教员愤怒了！

12月31日，天降大雪，这时，中央红军到达了距离乌江南岸不远的瓮安县猴场。

在教员的提议下，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史称“猴场会议”。

会上，博古代表李德重复了之前的提议后，教员带着怒火首先发言，他的怒火来自两个方面。

第一，鉴于李德和博古的一错再错和固执己见，他认为继续让他们负责军事指挥对整个红军来说是灾难性和毁灭性的；

第二，与低劣的指挥水平相比，李德的出尔反尔、无视组织原则、把严肃的政治局决议当作儿戏更加让人不能接受——共产国际派来的高级军事顾问连一个共产党员最起码的政治觉悟都不具备。

毫不意外，与会人员再次否决了李德和博古的意见，坚持无条件执行黎平会议决议。为避免再次出现专断独行的军事指挥，会议又专门形成一个决议，即《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要求“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明眼人不难看出，这一条是针对李德和博古做出的。

湘江惨烈失败的自知理亏和几次会议的被连续反对与否决，一贯说一不二的博古和李德已是体面无存威风扫地，这为随之而来的那次党史上最为重要的会议做好了铺垫。

1935年1月3日，军委纵队在江界河渡口渡过了乌江。

1月7日，红军先头部队一军团二师六团兵不血刃地占领遵义。

1月9日，军委纵队进入遵义。

如果以后世的视角来看1935年1月9日那一天的遵义城，首先引人注目和遐想的却是由时任保卫局局长的邓发所安排的中共高层的下榻之所——看似随意的安排仿佛在预示着有些事情将要发生。

周恩来、朱德和刘伯承三位军事巨头住在黔军师长柏辉章家里，柏是黔北最大的地主和遵义县城最大的官，当然住所也是城里最奢华的豪宅，这里同时也成为红军总司令部和军委作战局的办公地点。

教员则与王稼祥、张闻天一起住在进了另外一位黔军将领易怀之的公馆里，对于这栋房子，据时人回忆，教员曾站在大门说房子规模很大，应该“是个大人物住的地方”。

博古和李德的住处则多少有点耐人寻味，他们不光没有被和其他红军领导安排在一起居住，反而被分别安排在了柏辉章公馆附近的两个小院子中。

1935年1月15日，在司令部所在地柏辉章公馆二楼的一个房间里，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晚七时，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教员、朱德、张闻天和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和凯丰，总参谋长刘伯承等先后到场；会议扩大到军团一级干部，一军团林彪、聂荣臻，三军团彭德怀、杨尚昆等都参加了会议；而之前的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则只是列席了会议。

会议重点讨论了两个问题。

一、部署红军下一步的军事行动。鉴于国民党军队又围追堵截了上来，遵义及周边地区已不适合建立新的根据地，红军应该迅速北上，在川南渡过长江，与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会合。

二、总结红军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和教训。

因为自湘江战役以来已经讨论了多次，第一个问题很快达成一致，第二个问题则不出意料地引发了激烈争论。

首先，原军事三人组的博古和周恩来分别作了报告。

两个报告的过程描述基本一致，两人都总结了自一九三三年博古和李德进入中央苏区并担任最高军事指挥以来，红军在军事上逐渐由主动陷入被动、由胜利走向失败并最终完全退出了中央苏区。

但是，在原因分析和教训总结方面，两个报告的核心观点却又天差地别。

在博古看来，虽然自己和李德“在军事路线上”有一定的失误，但“敌人的过分强大”才是导致最终失败的主要原因，最后的结论更是说“战略上是正确的，错误是执行中的错误”，几乎把失败的责任完全推给了一线指战员。

而周恩来的分析则完全基于诚恳客观的自我批评。他认为，一年多来，广大红军指战员执行坚决作战勇敢，但在付出了重大牺牲后仍未转变被动局面并遭遇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包括他在内的“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

第三个发言的是张闻天（洛甫）。

几乎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曾经与博古同属留学苏联的“二十八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的张闻天，首先对第五次反“围剿”中错误的战略战术、转移过程中明知敌人层层设伏却仍然教条地坚持到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等问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接下来，在批驳博古所谓“敌人的过分强大”的理由时，张闻天和教员在黎平会议上一样大量引用了斯大林语录，说博古此举不仅推卸责任，还消极地认为敌人不可打败，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张闻天的发言言语犀利、脉络清晰、有理有据，让在座的人无不大吃一惊。

博古和李德惊讶之处在于，曾经的自己人居然也与毛泽东等人站在了一条战线上；而其他人所惊讶的则是张闻天的发言似曾相识，部分脑子转得快的已经把目光投向了仍然在沉默中的教员。

不错，有史料表明，不仅张闻天的发言是教员提议的，观点是自中央苏区的时候就开始向毛泽东学习和交流的，就连遵义会议也是教员、张闻天、王稼祥三人向周恩来提议并发起的。

毛、张、王三人组中，教员和王稼祥接触最早。第二次反围剿前，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来到中央苏区，三人中，任弼时自始至终都支持教员，顾作霖则是同项英他们带着共产国际和上海中央的指令，在根据地指手划脚，给教员的军事指挥带来了严重的掣肘。教员稍作分析后，就开始不动声色地做起了争取王稼祥的工作。本来，教员部署并亲自指挥的前两次反“围剿”的胜利，就已经让王稼祥对其深感佩服，当后来教员把自己的战争经验写成一幅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进、敌疲我打，游击战里操胜券；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赠给王稼祥后，王稼祥更是大为赞赏，从此彻底转向了教员。在宁都会议教员被剥夺军事指挥权时，王稼祥就曾拍案而起，大呼“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只是因为身单力薄，最终未能阻止会议决议。

张闻天则是被博古硬推到教员阵营里的。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因为李德的瞎指挥，导致红军处处受挫，于是张闻天质疑博古，不应该把根据地的军事指挥权和中国革命的未来交到一个外国人手里，引起了博古的极大不满，便让张闻天代替教员担任人民政府主席，他以为这样可以一箭双雕：不仅贬了张闻天，还同时可以架空毛泽东。不料，此举反而让毛、张二人在朝夕相处中消除了误会，加深了理解，张闻天后来也像王稼祥一样对教员佩服地五体投地。

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大规模军事转移开始时，教员又专门提议，转移时他和张闻天、王稼祥要安排在一起，不能分散到各个军团。碍于张闻天（时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人民委员会委员）和王稼祥（时任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当时的身份，博古当时没有拒绝，一直到进入遵义城，三人都始终没有分开。

一年前埋下的种子，现在终于开花结果了。

简短的中场休息后，教员开始发言。据与会人员回忆，他一共讲了大约两个小时，洋洋洒洒、天马行空，从理论到实践，从历史到现实，从战略到战术，从前线到后勤，最后在总结中央根据地和湘江战役等的失败教训时，他把李德所谓的军事指挥比喻为“纸上谈兵”，机械、教条、不懂变通，甚至“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画，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

教员的发言得到了除博古、李德、凯丰之外的所有人的支持和赞同。

重伤未愈的王稼祥坚持躺在担架上参加了会议，为得就是给教员投上一票，他说：“支持毛泽东的观点，建议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

会议一共开了三个晚上，最后，补选教员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解除了博古中央总负责人和李德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职务，并明确了政治局常委的分工，其中，“以毛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教科书上所说的成立周恩来、教员和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则是后来二渡赤水、再进遵义时的事了。

遵义会议无论在党史还是军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用历史教科书中的话说就是“在最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后面的历史发展脉络来看，这个评价一点也不为过。

关于这次会议后的教员，众所周知的是，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属于他的时代；但鲜为人知的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这居然是他第一次进入党的最高决策层！

会议开完，遵义也基本上结束了她最重要的历史使命，红军也要离开了。早在会议的第二天、也就是1月16日，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就返回了部队，因为黔军已经从南面赶了上来并与红军交上了火；东南方向，中央军薛岳部也已经围迫了过来——按照蒋介石的部署，川、湘、粤、桂也一同“渡过乌江，联络各友军，跟踪追剿，以收聚歼之效”，誓要把红军消灭在乌江西北地区。

1月19日，红军中央纵队撤出了遵义。

1月20日，中央军委在黔北重镇桐梓下达“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明确提出由黔入川，渡过长江，与川陕甘边界的红四方面军会合。

但是，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这一计划居然因为川军的顽强抵抗而无法实现——土城一战，因对敌情的估计错误，歼灭战打成了僵持战和消耗战，无奈之下，红军只能暂时放弃在此北渡长江的计划，西渡赤水，试图攻占川南重镇叙永并由此北上。不料，经过三天的强攻，不仅叙永这座小城同样久攻不下，反而在主力暴露后引得敌人的增援部队源源赶来。2月4日，军委被迫再次放弃攻城，转向云南东北部，在最善长的游击和运动战中寻找战机。

红军在川、滇、黔交界处的荒凉大山中整整徘徊了十二天，刚刚被遵义会议冲刷出一线光亮的前途似乎又蒙上了一层阴影。

2月6日，红军到达云南东北部的扎西镇，在这里，中央政治局又召开了一次会议，史称“扎西会议”。

从内容上来看，这次会议实际是“遵义会议”的延续。

扎西会议重点研究和解决了两个问题。

一是政治问题。彻底解除了博古中国共产党总负责人的职务，改由张闻天担任。

二是军事问题。会议继续讨论通过了因敌情打断而未形成的遵义会议决议，同时决定，为适应近期战场态势的突然变化，中央红军“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而是“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

在具体的行军方向上，教员说：之前的失败完全是因为红军的战略意图一直被国民党牢牢掌握，所以才始终甩不掉敌人并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今后我们必须改变策略，重拾运动战，让敌人摸不清我们的方向，找不到我们的行踪。接下来，我们就杀他个回马枪，再渡赤水，打回遵义。

从这一天开始，著名的“四渡赤水”从被动转移转变为主动迂回，在教员的指挥下，国民党从此再也无法摸清红军的行军方向和作战意图，再也无法像从前那样随心所欲地实施围追堵截，只能后知后觉地被红军牵着鼻子，漫无目的地四处奔波。

直到有一天，当他们发现红军终于停下了脚步的时候，抬头一看，眼前已经是北中国的黄土高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