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封建社会自秦始皇一统六国、确立皇帝的神圣地位之后，在两千年的时间内，皇权几乎一直是唯我独尊的存在，皇帝的话叫金口玉言，皇帝的旨意叫金科玉律；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体现了一种对全社会的强制性控制。虽然曾时有外戚、权臣甚至宦官短暂专权，却始终没有改变君强臣弱的政治态势。

唯独东晋是一个例外。

遭受过亡国灭种、立国于忧患之中的东晋政权就橡一个早产儿，不仅先天不足月，后天还营养不良，所以虽然长大成人，身体却一直赖赖巴巴，只是靠着药物和营养品——世家大族之间的牵制——的相互配合，才勉强地活了下来。

这一切均源自于东晋皇权的先天不足。

古代无论王位还是爵位的继承都是有原则的，即：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春秋公羊传》），皇位继承人更是如此。

司马炎以晋代魏之后，大开历史倒车，为拱卫藩篱而封建诸子，子、侄、兄弟都被封在了中原腹心的繁华之地，王室疏宗则都被封到了相对偏远的地区。

这一点司马炎有自己的考虑：曹魏就是因为皇权排斥宗室而导致大权旁落，最终被外臣司马氏摘了桃子，所以他才选择相信自家人——但他好像忘了汉代的“七国之乱”。

毫不意外，司马炎一死，白痴皇帝司马衷让其他王爷大起觊觎之心，“八王之乱”就此兴起，兄弟之间的自相残杀让司马昭、司马炎一系死了个七七八八；随之而来的“五胡乱华”和“永嘉之乱”又导致洛阳、长安两京先后陷落，怀帝、愍帝被掳，武、惠二帝的嫡属更是死难殆尽。

意外而幸运的是，被封在偏远地区的皇室疏宗却因祸得福躲过一劫。最典型的当属“五马渡江”。

永嘉五年 （公元311年），匈奴刘渊攻陷洛阳，俘虏晋怀帝，劫余的皇族四散奔逃，除阎鼎翼戴秦王（后来的晋愍帝）西走长安外，西阳王司马羕、南顿王司马宗、汝南王司马佑、彭城王司马纮则南渡长江，加上早已在建邺立足的司马睿，史称“五马渡江”。

仅从二字王号就可以看出，这几位都属于王室疏宗，离着皇位应该有八十杆子那么远，如果没有这番战乱，他们平时连见到皇帝的机会都不多。

西晋内乱和外乱的交替发生却给他们提供了接近皇权、甚至登极九五的机会。

而“五马”之中，又因为司马睿提早到达江南而抢得先机。

司马睿，祖父是司马伷，和司马昭虽属异母同胞，但庶子身份却决定了他这一系根本没有继承司马懿、司马昭政治遗产的资格。

因此，虽然司马睿因机缘巧合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但是想凭如此疏远的谱系承继西晋法统，要么自身具备强大的实力，要么借助外力——但是，出镇江东之前，司马睿根本没有政治根基，只顶着一个“安东将军”名号而已，甚至都没有人知道司马家族还有这么一个人，“时人未之识也”。

及惠皇之际，王室多故，帝每恭俭退让，以免于祸。沈敏有度量，不显灼然之迹，故时人未之识焉。（《晋书元帝纪》）

《晋书》卷五九《八王传序》说得更为直接：司马睿无权无势，位卑言轻，与当时的“八王”没有任何可比性。

琅邪譬彼诸王，权轻众寡，度长絜大，不可同年。

在这种情况下，司马睿就需要一个强大的外力扶助，才有可能成功。

幸运的是，他身边有王导。

两晋皇族谱系

司马睿的东晋政权从一开始就像是一次被父母包办的婚姻，自始至终一直都在王导的主导下进行。

永嘉前后，匈奴刘渊在北方起兵作乱，而晋怀帝和东海王司马越还在进行最后的权力斗争，天下乱成一锅粥。

出于政治（外援）和经济上（江南漕运）的双重考虑，永嘉元年（公元307年）七月，司马越表奏琅琊王司马睿以安东将军的新身份与王导南渡建邺，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

注意，这个时候，王与马已经在一起共事了，这源于以下两层原因：

其一，司马睿封琅琊王，封地与王氏祖地重合，因这层关系，两人早在洛阳时就过往甚密；

其二，王导是东海王司马越的谋主、琅琊王氏的王衍的从弟，时“参东海王越军事”，所以当被司马越安排下江南时，司马睿第一反应就是把王导要过来。

时元帝为琅邪王，与导素相亲善。导知天下已乱，遂倾心推奉，潜有兴复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执。帝之在洛阳也，导每劝令之国。会帝出镇下邳，请导为安东司马，军谋密策，知无不为。

无论从洛阳时的“倾心推奉”还是下邳时的“军谋密策”就可以看出，王导早已成为司马睿的谋主。

这一点很好理解，中原大乱的时候，无论是劫余皇族还是世家大族都在为自己寻找后路，司马睿在谋求生路的同时，还想借机在乱世中分一杯羹；而琅琊王氏的王导也想找一个大腿，以便提前进行政治投资（像吕不韦和子楚，即后来的秦庄襄王）。所以，两人一拍即合。

此时的江南，已经出现了司马睿和王导希望的政治契机。

衣冠南渡之后，聚集江南的无论是侨姓世族还是吴地土著，面对看上去随时可以南下的北方诸胡，都一致认为必须尽快建立一个替代政府来号召天下，保护他们的家族利益。

司马睿和王导同时看到了这个巨大的历史机遇。尤其当二人环顾自周的时候，发现司马睿已经成为新政府首脑的最佳人选之一——武帝、惠帝一系已经死绝了。

但是，形势却不容乐观。

来到江南一段时间，吴地土著世家大族没有一个前来拜码头的。在他们看来，司马睿作为一个普通王爷，不仅谱系疏远、行踪落魄，来江左也只是讨生活的，所以根本入不了他们的法眼。

王导和从兄王敦商量后，决定通过给司马睿造势在扩大影响。

及徙镇建康，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导患之。会敦来朝，导谓之曰："琅邪王仁德虽厚，而名论犹轻。兄威风已振，宜有以匡济者。"

在三月上巳节这一天，在王导、王敦兄弟的簇拥下，元帝亲赴水边与民同乐，只见他坐着肩舆，仪表威严庄重，王氏兄弟和许多过江名流都恭恭敬敬地骑马跟在后面。见到如此场面，以纪瞻、顾荣为代表的江南土著世族惊讶之余，敬畏之心也油然而生，不由自主地跪拜在路旁。

王导见时机成熟，又趁热打铁到纪、顾二人府上进行拜访。经过深入交流，他们一致同意投司马睿一票。领头人表了态，其他江南土著也纷纷表示拥护，这样，司马睿终于在法统上得到认可。

会三月上巳，帝亲观禊，乘肩舆，具威仪，敦、导及诸名胜皆骑从。吴人纪瞻、顾荣，皆江南之望，窃觇之，见其如此，咸惊惧，乃相率拜于道左。导因进计曰："古之王者，莫不宾礼故老，存问风俗，虚己倾心，以招俊乂。况天下丧乱，九州分裂，大业草创，急于得人者乎！顾荣、贺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结人心。二子既至，则无不来矣。"帝乃使导躬造循、荣，二人皆应命而至，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自此之后，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

从谋划、实施到与江南世族领袖谈判，王导亲历亲为，主导了整个过程并最终大获成功，司马睿此时可谓感激涕零。

永嘉初，用王导计，始镇建邺，以顾荣为军司马，贺循为参佐，王敦、王导、周顗、刁协并为腹心股肱，宾礼名贤，存问风俗，江东归心焉。（《晋书元帝纪》）

法统问题解决了，却还缺少一个身份证明。

王与马共天下的权力悖论

做人要有身份证，做官要有官印，做皇帝要有玉玺。

司马睿名义上当了皇帝，却没有玉玺。

公元前228年，秦始皇嬴政破六国一统天下，称始皇帝，用和氏璧刻传国玉玺，上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从此，玉玺成为中国历代正统皇帝的信物。

三国时玉玺在魏，后归晋。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前赵刘聪攻破洛阳，俘晋怀帝并玉玺。

也就是说，司马睿江东继统的时候，玉玺还在前赵手里。因此，司马睿被北方政权讥为“白板天子”有名无实，甚至连东吴末代帝王孙皓都不如。

元帝东渡，历数帝无玉玺，北人皆曰司马家是白板天子。（《太平御览》卷六八二引《玉玺谱》）

乘舆传国玺，秦玺也。晋中原乱，没胡。江左初无之，北方人呼晋家为"白板天子"。冉闵败，玺还南。（《南齐书·舆服志》）

司马叡之窜江表，窃魁帅之名，无君长之实，局天脊地，畏首畏尾，对之李雄，各一方小盗，其孙皓之不若矣。（《魏书》）　

名不正则言不顺，司马睿的皇帝身份遭人质疑很正常，本地人不敢说，但外人和后人敢说。

在后来的四十年内，北方政权更迭频繁，玉玺也在其中流离辗转。东晋咸和四年（公元329年），后赵石勒灭前赵，得玉玺；后赵大将冉闵杀石鉴自立，复夺玉玺，冉闵死后传子冉智。东晋穆帝永和八年（公元352年），晋安西将军谢尚通过冉闵大将蒋干得到玉玺，送至建康。史传“玺至建康，百僚毕贺”，从此，东晋才正式为世人所承认。

不过，有了玉玺，只是身份有了保证，想掌握国家话语权还必须有枪杆子。

遗憾的是，东晋的枪杆子同样掌握在世家大族手中。

传国玉玺

东晋立国百年，皇权一直无法与世族抗衡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皇帝手里无兵、少兵，国家主要的军事力量一直掌握在世家大族手里。

东晋的军队分禁军和都督区军（州郡兵）两种。

其中，禁军负责宫内宿卫和京师安全。终东晋之世，虽然禁军一直有数万人存在，但一是这部分军队大部分时间掌握在世族手中，二是与庞大的都督区军（州郡兵）相比，其数量又是微不足道的，在特殊情况下（如王敦和苏峻之乱）根本起不到护卫皇室的作用。

都督区共有八个，即扬、荆、江、豫、徐兖、交广、益宁雍梁以及会稽区，可视为八大军区。八区之中，荆、扬因各居长江上、下游，军事地位又最为重要，所以驻兵也众，仅荆州兵就常在六至十万之间。扬州身处帝畿，镇将更是不仅兵强权重，而且基本上都由世家大族充任，皇族和寒族甚少有机会涉足。终东晋一百一十余年，扬州都督多以中央执政兼任，如王导、庾冰、谢安，并委任家族其他成员实驻。

数字最能说明问题。

东晋104年历史上，八大都督区镇将共合计251人次，其中世族为194人次，占比77％；寒族32人次，占13％；而皇族10人次，占比仅4％。

世族控制了都督区兵权的3/4强，皇族只占可怜的4%。

而寒族之所以能获得13%的占比，除了益、梁、交、广等边远地区不为世族所重外，他们自身的人才凋零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孝武帝太元年间，北府兵创立。北府兵直属中央，长驻京口，最强盛时达七万之众，兵权最初由高门大族执掌，但随着高门大族的无人可用，像刘牢之、杨佺期这样的下级世族逐渐获得了军队的实际领导权。

总之，东晋的军队建制及兵力分布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禁军兵少而方镇兵众，呈内轻外重之势，即所谓“方州重于朝廷，是非操于牧督”。

二是上游（荆、江、扬）驾驭下游（建康），即所谓“建业拥天子以为尊而力弱，荆襄挟重兵以为强而权轻，且相离以相猜，而分为二”。

三是兵权由世家大族轮流执掌，像王、庾、桓、谢，在特定时期内甚至形成家族世袭，如桓温、桓玄父子。

拥兵在手自然会挟兵自重，方镇往往不把朝廷放在眼里，对国家政局的稳定造成极大的威胁。中央政权虽然试图通过频繁换将来作出限制，或者培植爪牙巩固皇权，但却不仅作用微乎其微，还经常因此招致世族的打压和反扑。

王敦之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世族专兵

和夫妻关系一样，任何蜜月期都是有时效的，所谓的“王与马”也脱不出这个魔咒。

最初的王与马是非常甜蜜的，双方共同造就了晋朝的中兴，司马睿因此一会称王导为“仲父”，一会称其为“吾之萧何”，甚至在即位时非得拉着王导一块在主席台就座。这段政治佳话被时人称为“王与马，共天下”。

俄而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导劝帝收其贤人君子，与之图事。时荆扬晏安，户口殷实，导为政务在清静，每劝帝克己励节，匡主宁邦。于是尤见委杖，情好日隆，朝野倾心，号为"仲父"。帝尝从容谓导曰："卿，吾之萧何也。"

帝初镇江东，威名未著，敦与从弟导等同心翼戴，以隆中兴，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

这其实只是一种表象，司马睿和王导的互相成就才是皇权与世族相成相安的政治基础，尤其是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二者的关系实际上更像是一种为了实现各自目的而进行的相互利用和利益交换。

隋人王通说：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倾；以权相交，权失则弃。既然司马睿和王导的结合以互相利用、互利互惠开始，当双方的地位和名份都慢慢稳固下来的时候，“利尽则散”的恶果就逐渐显现出来了。

这就是最高权力的重新布局和二次分配。

司马睿对权力的布局在过江不久就开始了，尤其是在当他发现自己存在极大的继统机会时，就意图利用法家思想来实现中央集权。

渡江，元帝以为（阮孚）安东参军。……时帝既用申、韩救世，而孚之徒未能弃也。（《晋书阮孚传》）

时帝方任刑法，以《韩子》赐太子。（《晋书庾亮传》）

当成功即位后，王导这位在继统江左、延续晋祚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的辅政大臣，在司马睿眼里就逐渐成为一把悬在自己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尤其是其从兄王敦镇上游武昌，两人一内一外，控制了整个东晋朝局，王敦甚至有了利用手里的兵马谋晋篡位之意。

（王敦）既素有重名，又立大功于江左，专任阃外，手控强兵，群从贵显，威权莫贰，遂欲专制朝廷，有问鼎之心。

司马睿明显感觉到了这一点，为防万一，他开始在中下层世族甚至寒族中拉拢势力，意图构建自己的政治班底，以对抗王氏兄弟，刘隗和刁协就在这个时候进入了司马睿的视线。

帝畏而恶之，遂引刘隗、刁协等以为心膂。敦益不能平，于是嫌隙始构矣。

不久，湘州刺史甘卓迁任梁州，王敦盯上了这个职位，就想安排自己的心腹陈颁去湘州接任。司马睿拒绝了这个提议，派自家人谯王司马承去了湘州。太兴四年（公元321年）七月，又安排刘隗为镇北将军镇淮阴，戴渊为征西将军镇合肥，并征发扬州流民为兵，对外宣称要北上抗胡，实际上是为了防备王敦。

及湘州刺史甘卓迁梁州，敦欲以从事中郎陈颁代卓，帝不从，更以谯王承镇湘州。敦复上表陈古今忠臣见疑于君，而苍蝇之人交构其间，欲以感动天子。帝愈忌惮之。俄加敦羽葆鼓吹，增从事中郎、掾属、舍人各二人。帝以刘隗为镇北将军，戴若思为征西将军，悉发扬州奴为兵，外以讨胡，实御敦也。

而且，就在刘、戴两人出镇的八天后，又发生了一件事，让司马睿和王敦之间的关系彻底走向破裂：王导被拜为司空。

司空，传统三公之一，历来位高权重，但在东汉时就因刘秀的刻意架空而渐渐沦为虚职，后来只在给权臣加官时候才拿出来用一下。

王导现在就是这种情况，尤其是“及刘隗用事，导渐见疏远”。

这一系列事件终于导致了王敦之乱。

永昌元年，敦率众内向，以诛（刘）隗为名。

司马睿费尽心思东拼西凑起来的流民队伍根本不是职业军人的对手，王敦很快攻入建康。这时司马睿还是表现出了一个皇帝的从容风度，他换上朝服对王敦说，如果你如果想得到这个位置尽管说就是了，我还是回老家做我的琅琊王，不用为难老百姓。

王敦毫不客气，先是把支持司马睿的刘隗、周顗、戴渊等人全部杀掉，又给自己封了官：除了朝廷加封的丞相、江州牧外，还让自己加“督宁、益二州”。

帝脱戎衣，著朝服，顾而言 曰：“欲得我处，但当早道，我自还琅邪，何至困百姓如此！”敦收周顗、戴若思害之。以敦为丞相、江州牧，进爵武昌郡公，邑万户，……敦又自督宁、益二州。

不久，司马睿忧愤而死，时年仅四十七岁。

抢了湘州刺史位置的谯王司马承也被王敦的弟弟王廙所杀。多年以后，司马承的妻子哭着对儿子司马无忌说：当年王敦借王廙之手杀死你父亲，我之所以不敢告诉你事情真相，是因为王家的势力太大了，你们又太小，不仅无法报仇，还可能因此惹来祸端。

此事见于《世说新语·仇隙》：

王敦昔肆酷汝父，假手世将（王廙）。吾所以积年不告汝者，王氏门强，汝兄弟尚幼，不欲使此声著，以避祸耳。

不仅如此，当年“五马渡江”中的彭城、汝南、南顿和西阳四王，后来也都因种种矛盾先后丧命于世家大族之手。

连皇族都能随便戗害，而且宗室都不敢报杀亲之仇，可见江东世族的势力大到何种程度，皇权又孱弱到何种程度。

后来王敦二次作乱以及苏峻、祖约之乱后，皇权便不再挣扎，而是安安静静地开启了持续百年的“吉祥物”历程。

东晋门阀当政、皇权不振，时人和后人都看在眼里，写《晋书》的唐人认为司马睿管不了臣子，编《魏书》的北人则认为整个东晋都“君弱臣强”。

中宗失驭强臣，自亡齐斧。（《晋书元帝纪》）

自叡之僣江南，至于德文之死，君弱臣强，不相羁制，赏罚号令，皆出权宠。（《魏书卷九十六》）

公元420年，东晋权臣刘裕篡晋自立，才终于结束了这段畸形历史，让司马家族彻底得到解脱。

王敦之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