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之交，有这么一位奇葩人物：他先后对两个皇帝拍马屁，但结果却完全相反——一个被他拍得亡了国，另一个却在他的帮助下巩固了皇权。
此人就是叔孙通，有人称他是“专门以阿谀奉承博富贵”的儒生败类，更多人却尊其为“汉家儒宗”。
叔孙通是鲁地薛县人。春秋战国以来，鲁国身为周王室的直系封国，有着“周之最亲莫如鲁，而鲁所宜翼戴者莫如周”的说法；所谓“周礼尽在鲁矣”，鲁国被视为典型周礼的保存者和实施者。因此，儒生，也就成了鲁国的最大“特产”之一。
秦朝建立后，秦始皇在鲁地召集了70多个特别突出的大儒，将他们任命为“博士”，此外还有为数不详的儒生，这些人的任务是参与政事、负责为朝廷出谋划策，叔孙通就位列其中，不过最初他还不是博士。
从史书记载来看，秦朝廷经常就大事进行君臣集议，比如议帝号、议封建、议刻石颂功德、议封禅等等。参与的人员，除了皇帝、宰相、大员之外，主要就是这些博士、儒生了。这也从侧面证明了，秦朝的“坑儒”并非排挤儒生，其中央权力架构也不是后世传言的高度专制。
不过，开会讨论固然是个好形式，但如果负责拍板的领导有私心，结果极有可能是“劣币驱逐良币”、谎言战胜真话。
公元前209年，大泽乡起义爆发后，陈胜的军队规模如同滚雪球般快速扩大，很快多达数十万，消息传来，关中为之震动。按照老规矩，秦二世召集诸位博士、儒生，和颜悦色地问道：“楚地戍边的士卒攻下蕲县、进入陈县，对这件事各位是怎么个看法？”
这些大儒的反应很有意思，他们几乎异口同声：“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原陛下急发兵击之”。啥意思呢？就是说：做臣子的不能聚众，聚众就是造反，这是死罪不能宽赦，希望陛下赶快发兵、收拾这些刁民。
其实这种反应才是真实的儒家，毕竟这一群体的诞生，就是为了服务于君权。但对于这种真话，秦二世听了却勃然变色，为啥呢？这些年，他自认为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在自己的威严下，怎么可能有人胆敢造反？如果承认这种情况，岂不等同于承认了自己的失败？
人群中的叔孙通注意到了秦二世的脸色，他迅速心领神会、走上前说道：“这些人都是胡说八道，如今明主在上、法令在下，全天下人都真心归附朝廷，哪有敢造反的！只是一伙不足挂齿的盗贼罢了，郡县长官就能轻而易举把他们收拾了。”
这一番说辞，让秦二世眉开眼笑。接下来，凡是说老百姓造反的，一律被交给官吏治罪；说是盗贼行窃的，都被免掉职务；只有带头睁眼说瞎话的叔孙通得到了奖赏，被赐以二十匹帛、一套做工考究的服装，并且还被授予了博士职位。
待到众人退朝回到住处后，众人都责备叔孙通：“先生为啥如此阿谀奉承？”（先生何言之谀也？）但他却惊魂未定地说：“各位不知道啊，我几乎逃不出虎口！”他随即找机会逃出咸阳、溜回了薛县。
由此可见，叔孙通公然指鹿为马、大拍马屁，纯粹为了讨秦二世的欢心，好让自己免过一劫。但戏剧的是，他大幅度地淡化大泽乡起义的严重程度，却也在无意中帮助了山东起义军一个大忙，从客观上来说，秦朝的灭亡，有他一份功劳。
在逃回老家后，叔孙通先后跟随项梁、楚怀王熊心、项羽，由于他精于察言观色，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在哪都混得风生水起。
公元前205年，刘邦攻下彭城，叔孙通自然是望风而降。据说，由于刘邦向来讨厌儒生，叔孙通连忙脱下穿了十数年的儒装，换上了一套按照楚地风格裁制的短袄。通过这种一贯的投机手段，叔孙通很快在汉营站住了脚跟。并且，由于经常为刘邦举荐些鸡鸣狗盗、但却骁勇异常的猛男，叔孙通被任命为博士、封号稷嗣君。
然而，叔孙通最为得意的杰作，就是帮助登上皇帝宝座的刘邦设计了一套系统的仪礼制度。正是这一看似溜须拍马的举动，让他获得了“汉家儒宗”的尊贵地位。
在当初的反秦过程中，刘邦与秦朝反其道而行之，废除了那些严苛的礼仪制度；加上他的功臣集团大多是出身草根的布衣，不懂得什么人伦礼仪，因此，整个汉营的领导层洋溢着一股“大老粗”的气质，与贵族项羽集团截然相反。
然而，随着天下平定、这群人转身入朝为官时，不懂规矩、没大没小的弊端就出来了，史称“高帝患之”。不是刘邦的性格变了，而是他的身份今时不同往日：若非形势需要、不得不礼贤下士，哪个领导不喜欢被人尊敬的感觉？
这个时候，叔孙通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像当初敏锐察觉出秦二世的不满一样，他很快领会到刘邦的焦虑，随即主动请缨：“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原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
在得到刘邦的首肯后，叔孙通跑到鲁地召集了30多个知名一时的儒生。有意思的是，有两个儒生不愿意掺和这事，并且对他大加痛斥：“你侍奉了将近十个君主，而且无一不是依靠阿谀奉承而获得宠信。再说了，目前匆忙改制礼乐，既无现实条件，也不合古制。你赶紧走，别玷污了我们的名声！”
叔孙通不仅不生气，反而笑着说：“你们真是鄙陋的儒生啊，一点也不懂时势的变化。”（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
虽然有小插曲，但叔孙通还是把事办成了。对于制定汉朝礼仪，他的原则是“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即：根据时代和人情的变化，来节制人们言行的一种方式。按照这一宗旨，他采取了“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的方案，说白了就是一锅大杂烩，但却很好地适应了时代的发展需要、吻合了新王朝的需求。
公元前200年，随着长乐宫的建成，刘邦召集权贵重臣举办了岁首大典，首次施行了叔孙通所编排的礼仪制度。史书记载，这次庆典的整个过程中，没有一个敢大声说话、行动失当的人，原本那些不知规矩的功臣们一个个被束缚得老老实实。刘邦终于体验到了当初秦始皇的感觉：“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立下大功的叔孙通被封太常、获赐黄金五百斤。不过他也挺仗义，不仅帮助那些跟随自己的儒生们当上了郎官，还把自己的五百斤黄金全部分给他们。这么一来，几乎没人说叔孙通的坏话，转而称赞他是个“知当世之要务”的大圣人。
身在秦汉之交的乱世，以溜须拍马崭露头角、并最终身居高位，叔孙通在史书中获得的评价是积极的：“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有意思的是，他与“鲁两生”的故事成了后世一些文学作品的题材来源。其中一部分作者跟叔孙通一样，嘲笑鲁两生不识时务；但另一部分则赞颂鲁两生秉承操守、恪守儒家品德。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叔孙通和鲁两生已经成了两类知识分子的象征，当今社会也能看到这类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