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中旬，彭起超从福建前线风尘仆仆来到北京。一下了火车，他就径直奔向中南海，要马上见到伯伯。

1958年秋，彭起超从哈军工毕业，被分配到福建漳州机场，任机务大队副大队长。当时台湾海峡战云密布，炮击金门之后，漳州机场是我空军部队与蒋空军争夺海峡制空权的重要战斗基地之一，彭起超工作之忙之累不言而喻。庐山会议后，部队奉命向干部传达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文件，会场里的彭起超如坐针毡，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怎么，为革命出生入死、戎马一生的伯伯突然间成了右倾反党集团的头子？这不是《天方夜谭》吗？这到底是怎么啦？闽南正是高温酷暑季节，彭起超却觉得浑身冷汗涔涔。

不等彭起超想明白，领导已经找上门了。要端正认识啦，站稳立场啦，和彭德怀划清界线啦……领导的“教诲”说了一大堆，彭起超沉着脸，一言不发。僵了几天，彭起超直接去找师长刘焕歧，要求请假去北京看望伯伯。刘师长把办公室的门关起来，给彭起超倒了杯开水，坦率地说：“说老实话，我不太相信彭老总会反党，顶多是有点错误罢了。你去看看他也好，安慰一下，少说伤心的话。快去快回，我准你的假了。”

彭起超出了军营大门，拦下一辆顺风车，匆匆忙忙奔漳州长途汽车站了……

彭起超在中南海门卫处费了不少口舌，等到日头偏西，才好歹进了永福堂。

见到满脸油汗的侄子，彭德怀吃了一惊：“你怎么回来了？”

彭起超心里好像堵着什么，半天才缓过气，告诉伯伯：“我不放心您，找个理由请下假，回家看看。”

吃罢晚饭，伯侄俩坐下来。沉默了一会儿，彭起超结结巴巴地说：“伯伯，我记得在延安时，你教育我说：如果今后你彭起超做了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我就不认你这个侄儿；同样，要是我做了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你也可以不认我这个伯伯。是不是这样？”

彭德怀点点头，轻轻摇着破旧的芭蕉扇，面无表情，静静地听侄子往下说。

“我们部队传达了庐山会议的文件。中央文件上说，你在庐山上反党、反毛主席，是右倾机会主义头子。我不相信，可又不敢不信，那是党中央的决议啊！我整整三天晚上睡不着，我跑回来，就是想问问你，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事情的真相是什么？”

又是一阵沉默。彭德怀望着侄子焦灼的目光，吐了一口长气，站起身来缓缓踱步，思忖良久才发问：“你们领导传达了我写给主席的那封信没有呢？”

“什么信？没有传达啊！”彭起超一脸茫然。

“那好，你是个老党员了，职务上也够看文件的资格喽！我想，你先看看我的那个所谓‘反党的万言书’吧！”

彭德怀从办公桌里拿出一份铅印的文件，递给侄子。彭起超屏息凝神，低头细读，屋子里安静得可以听得到自己的心跳声。

“伯伯，我看你这封信没有什么错呀！”彭起超看罢文件，昂起头，打破了房间里长时间的沉寂。

彭德怀苦笑，叹道：“这可是我‘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纲领’哟！是对党和主席的‘猖狂进攻’哟！”他用手把茶杯里绿莹莹的茶叶捞出来，放到嘴里慢慢地咀嚼着，好半天才接着说下去，“我知道你想知道伯伯为什么会成为‘罪人’，我也有责任把事实真相告诉你，由你自己去分析判断。

庐山会议本来是想纠正‘大跃进’以来出现的普遍的‘左’的错误，但临近会议结束，仍是开神仙会，吟诗唱和，看戏跳舞，轻描淡写，我心里很着急。总理鼓励我和主席谈谈，不少同志也让我找主席谈谈。可惜，那天我去找主席的时候，卫士挡驾没有谈成。我考虑再三，才给主席写了7月14日那封信。明明白白说是给主席个人做参考，怎么就成了‘彭德怀的意见书’？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就印发全会批判？”

彭德怀的情绪变得激愤起来：“7月23日，毛主席给我一闷棒！这一棒叫作打‘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且还将历史上的旧账翻腾出来，又一连打了好几十棒。唉，只打得我遍体伤痕，然后立案画押，以后不准翻案，不准辩驳。

还算好，免除‘推出午门斩首’，保留党籍！我们是31年生死与共的战友，既然我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为什么事先不找我谈谈，规劝规劝？在劝而不听再用重刑也不为迟啊！召开八中全会，我就是斗争对象，为什么事先不通知我呢？这不叫作打闷棒又叫什么呢？对同志搞突然袭击嘛！依我看，这个闷棒打得不适当，不仅在政治上要打死一些人，而且在经济上会打出一个大马鞍形。”

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写给毛泽东的信

“庐山会议上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所有问题，其实是鸡毛蒜皮。”彭德怀接着说下去，“又说，浮夸风吹一吹极有好处，风总是要吹的，吹一吹可以教育全党全民。这些讲法，我是不能同意的。浮夸风给我们的事业和人民带来多大的危害啊！”

彭起超不解地问：“对‘大跃进’中的问题提出不同意见，为什么要翻历史老账呢？”

“算老账、揭老底也可以，但是要实事求是呀！主席说与我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这就不符合历史事实嘛！又说我历来有野心，是个投机分子。林彪给我扣了三个大帽子：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说到这儿，彭德怀双颊微微抽搐，痛苦地闭上双眼，大口喘息着。

“我给你讲一点历史吧。我参加党的时候，正是大革命失败、蒋介石血腥屠杀共产党人的时候。在那样白色恐怖的危险中秘密入党，不晓得我是为了捞什么好处去‘投机’的。平江起义后，我们红五军这支能打仗的正规部队上了井冈山，本来是向红四军老大哥学习、取得联系的，没有想留下来。

那时朱老总认为井冈山缺吃少穿，不宜久留，应该到赣南开辟新的根据地。毛主席批他‘流寇主义’‘逃跑主义’，并说下山是死路一条，如果红五军愿留下来，他和彭军长一起守山。在柏露联席会议上，毛说，究竟谁走阳关道、谁走独木桥，事实将很快予以辨明。朱老总决心下山，他心平气和地对毛说，我衷心希望你和彭军长一起守山，打出一个阳关道来。没有想到毛突然态度变化，带着袁文才，一定要随红四军下山，把王佐扔给我，守山的任务全推给我们红五军。

我们上山才二十多天啊！为了革命大局，为了掩护红四军，我和滕代远同志说服了五军的干部战士。我们只有七八百人，敌人是我们的三四十倍，怎么能守得住井冈山？最后快拼光了，为了保存这点革命火种，我们从悬崖峭壁上突围出去，最后只剩下二百多人。我要是有野心，岂能冒全军覆没的危险去守山？”

彭德怀又从中央苏区的反“围剿”讲到长征途中摆脱张国焘的陷阱，亲自保护毛泽东的安全；从东渡黄河讲到百团大战，从保卫延安讲到领兵赴朝鲜作战……一桩桩、一件件史实，都说明在重大历史关头，自己拥护毛主席，忠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耿耿此心，如日月之昭昭。

彭起超看看手表，已是下半夜3点钟了。他怕伯伯太累，几次想打住话头。彭德怀摆摆手，继续说：“我们今后再见面也不容易喽！我要对你们八个孩子有个交代。如果连你们都不了解我，岂不可悲？”他又谈起庐山会议：“无中生有地编造出两个罪名：一是‘军事俱乐部’，一是‘里通外国’。现在正在开军委扩大会议，还在深挖这两个问题。有什么真凭实据？

没有，罗织罪名，到了如此荒诞的程度。聂帅和叶帅做我的工作，为了党和主席的威信，为了大局，我采取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自己毁灭自己，自己搞臭自己。现在想起来，我很后悔，不该在庐山做那个违心的检查。12号我又向军委扩大会议交了一份违心的检讨，咳，现在想起来真是万箭穿心啊！但是，所谓‘军事俱乐部’‘里通外国’的罪名，枪毙了我，也不能承认的，完全是有意陷害嘛！”

彭起超问伯伯：“参加庐山会议的都是党的高级干部，为什么不为您和黄伯伯、张伯伯、周叔叔说点公道话呢？”

“难啊！党内的民主作风不见了，一个人的意志就代表了所有人的思想，习惯搞一言堂了。”彭德怀叹道，“主席一讲话，对我就是群起而攻之了。”

“都是哪些人批判你最凶？”

彭德怀想了想，平静地说：“必欲置我于死地的是林彪、康生、柯庆施、陈伯达这些人，我怀疑他们是别有用心。”他又重重叹气、摇头，“庐山会议开了一个不好的头，从此党的作风问题就严重喽……”

彭德怀双目低垂，话音有气无力，身体歪斜地靠在椅子上，实在讲不下去了。这一个晚上，他对自己几十年的革命历史的全面回忆，对庐山会议的追述和分析，宛若一场暴风雨猛烈冲击他那颗伤痕累累的心。彭起超知道伯伯已经心力交瘁，不能再讲了，他站起身，好言劝慰伯伯赶快安歇，随后从屋子里退出来。

彭起超站在小院子里，一股秋风带着丝丝凉意掠过他发烫的脑门儿。黎明前的天幕黑暗而深邃，星斗从云罅中时隐时现，闪烁间似在注视着永福堂庭院里的年轻人，并向他发问：你现在弄明白了吗？彭起超伫立良久，终于从丹田里发出一句无声的呐喊：老天哪，我伯伯没有错啊！

“梅魁，从今以后不要再来看我啊！”

9月下旬的一天，北京汽车制造厂的党员干部传达庐山会议文件。会场里严肃沉重的气氛让彭梅魁喘不过气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集团”的桩桩“罪恶事实”令她万分震惊，惶惑不已。这可是党中央说的呀，而党永远是正确的。从来都是对党绝对相信、认为毛主席就代表了真理的年轻医生心中翻江倒海。

她埋怨起伯伯：党好好的，你干吗要反对党呢？她为伯伯惋惜：过去你为党做了那么多的工作，枪林弹雨都闯过来了，现在成了党的敌人，这不是自己毁了自己吗？本来，在彭梅魁感情的天平上，敬爱的党和慈祥的伯伯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和谐的、平衡的统一体，如今，二者突然分裂，且尖锐对立，这突如其来的巨大痛苦使彭梅魁犹如身体被一劈两半。

彭梅魁面色煞白，精神恍惚地回到家里。同样听完文件传达的张春一倒沉得住气，先安慰妻子几句。冷静下来后，夫妻俩疑窦丛生，感到无法理解。伯伯出身贫苦，舍生忘死地参加共产党，一生驰骋疆场，战功卓著，忠于人民，忠于党，作为一个老革命家，他为什么会去反党？他对老战友毛主席素来敬重有加，感情深厚，他为什么会去反对毛主席呢？

夫妻俩一夜没有合眼。彭梅魁思前想后，最后理出个头绪，对丈夫说：“还是主动找党组织说一说吧。”

第二天晚上，彭梅魁悄悄来到厂党委书记的家里，声音轻得几乎只有自己才能听得见，好像担心吓着领导：“冯书记，我是彭德怀的侄女。”

党委书记没有听清：“谁？谁的侄女？”

“彭德怀。”

“……”

令人尴尬的沉默。冯书记干咳了几声，他在斟词酌句。面前这个年轻女医生进厂工作三年了，却从来没有暴露过她的特殊身份，更没有把元帅伯伯当成炫耀自己的资本，难得啊！现在，开国元勋突然变成罪魁祸首的时候，她竟找上门来……

“冯书记，昨天听了传达，我知道我的伯伯犯了错误。我是个党员，在政治上要和他划清界限……”彭梅魁没有等书记表态，又试探着说，“不过，他一辈子无儿无女，年纪大了，生活上我还应该照顾他，是不是？今后，我还能不能去看看他呢？”

冯书记是个“三八式”的老干部，从打日本鬼子到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彭老总在他的心目中始终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杰出的革命家、军事家，对于让彭老总落难的庐山会议，他同样十分不理解，传达中央文件是照本宣科，他哪敢多说多问一句话。此刻，看着彭老总亲人信任和期待的目光，他心头一热，态度明朗地回答道：“你当然可以去看伯伯，人之常情嘛！再说，他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嘛！”

彭梅魁告辞的时候，冯书记说：“梅魁同志，好好工作，不要有什么思想包袱……”他言犹未尽，只是紧紧地握着彭梅魁的手。彭梅魁百感交集，对老书记的态度也明白了七八分。

好容易盼到一个厂休日，下午，天气阴沉沉的。彭梅魁倒了两次车，来到中南海东门。警卫战士仔细检查她的“特许证”后，跑进传达室里打电话报告上级。彭梅魁心里七上八下，拘谨不安地瞅着警卫战士的脸色，等待放行。还好，时间不长，警卫战士说：“你可以进去了。”

自从伯伯住进中南海，彭梅魁每次跨进这道朱红色的大门槛时，都会感到空气是甜丝丝的，一种幸福感油然而生，总是心情欢畅地一路快步奔向永福堂。可今天，她觉得自己被萧瑟阴冷的秋风包裹着，脚步变得格外沉重起来。她在心里感叹：永福堂啊，永福堂，这天下哪里会有什么“永——福”啊！

到了永福堂院门口，彭梅魁心里咚咚直跳，轻手轻脚走到伯伯的办公室。门虚掩着，她看见伯伯神情木然，孤零零地坐在那儿，呆呆地望着墙壁。彭梅魁心中一阵酸楚，推开门，声音颤抖地叫了声：“伯伯……”

彭德怀扭过脸，惊讶地望着侄女，喉咙里好像有团东西，张张嘴，竟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

伯伯不是过去的伯伯了，他脸上没有一丝笑纹，也不说话，更不像往常那样站起来，习惯地伸出大手……彭梅魁一时不知所措，僵立在伯伯的面前，咬紧下唇，克制自己，不敢再说一句话。因为一开口，她就要哭出声来了。

彭梅魁、张春一夫妇和女儿在长城的留影

时间似乎停滞下来，屋里静得可怕。彭梅魁觉得过了好久，才听到伯伯低沉沙哑的声音：“梅魁，你来了。我的情况，你可能知道了，伯伯犯了严重的错误……”

“不，不！伯伯，您别说了……”彭梅魁上前，紧紧抓住伯伯的双手，泪水涌出了眼眶。

彭德怀闭上眼睛，极力保持平静，缓慢地说：“梅魁啊，我的名誉不好，从今以后，你就不要来看我了，以免影响你们的工作。”

彭梅魁摇摇头，哭着说：“伯伯，你永远都是我的好伯伯，我和春一会常来看你的。”

彭德怀长叹了口气，沉默一会儿，又问起张春一和孩子的近况。他明白，自己的问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以他对党内斗争历史的认识，自己今后的人生命运凶多吉少。梅魁夫妻俩还年轻，又有孩子，决不能因为自己而毁了他们的一家。因此，他不愿意像对单身汉彭起超那样向侄女讲述庐山会议的真相。

彭梅魁临走的时候，彭德怀说：“我已经让你伯母去找过杨尚昆主任，我不能再在中南海里住了，要搬家喽。”

彭梅魁难过地问道：“搬到什么地方？”

“大概在清华大学和颐和园那一带吧。”彭德怀含糊地说，“我也不清楚，咳，你也别管它了。”他吃力地站起来，紧紧握住侄女的手，半天不忍撒开。走到大门口，他又重复刚才的叮咛，声音悲怆而凄凉：“梅魁，从今以后不要再来看我了，你可要记住啊！”

泪眼模糊的彭梅魁感到自己的五脏六腑都快要破碎了，她连一句向伯伯道别的话都没有说出来，就急匆匆地、头也不回地消失在这座昔日的皇城里。

彭德怀久久伫立在永福堂的门口，望着侄女远去的身影，老泪纵横。

搬离中南海

还有几天就是新中国的十年大庆了，举国上下要以空前的规模来庆祝，中南海里也处处张灯结彩，充溢着喜庆气氛，只有大门紧闭的永福堂例外。那里面是一片搬家前的忙乱景象，彭德怀正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景希珍忙着低头收拾东西。

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前，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求“一边学习，一边劳动”。毛泽东批复“欢迎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同意他读几年书，每年可到工厂和农村做调查。彭德怀对浦安修说：“我现在没有工作了，中南海也没有活动的地方，再住下去会玷污党中央的声誉。你去帮我请求，找个能劳动的地方住，实现我对毛主席的保证：劳动生产，自食其力。”

最终新住所确定在西苑，叫吴家花园。彭德怀看也不去看，就高兴地说：“这个地方好，既远离闹市，又离党校那么近，咱们赶快搬去住！”景希珍告诉他，那个地方乱七八糟的，要好一番收拾才能住呢，大家都希望过了国庆节再搬。

彭德怀不同意：“咱们自己收拾就行，告诉管理科，就搬，就搬！”此刻，景希珍把老首长的元帅礼服和常服、狐皮领军大衣、所有的呢料和布料军装、勋章、军衔，以及所有与军队有关的东西都整理好，摆满了几个桌面。他用手轻轻抚摩着那件海蓝色的、镶着金色花边的元帅大礼服，目光久久落在金光闪闪的元帅肩章上，心底升起无限感慨。

“怎么愣在那儿？”彭德怀嚷道，“哦，你在开展览会哪？”景希珍伤感地说：“老总啊，是不是留点什么做个纪念啊！”彭德怀扫视着各种军装，脸上掠过一丝苦笑，低头把烟蒂死死拧在烟灰缸里。沉默片刻，他粗声粗气地说：“咳！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凡是当老百姓用不着的东西，都不要，统统上交！”

在彭德怀的监督下，景希珍把一件一件东西装进箱子里，包括何香凝老人绘赠的国画《猛虎图》，金日成等外国领导人赠送的礼品……当景希珍把一条老首长心爱的猎枪拿过来的时候，彭德怀伸手接了过去，在手中掂了掂，惋惜地自语道：“咳，早就答应把它给胡子（指贺龙）的，怕现在给他也不合适喽，算了，上交吧！”

在中南海居住的七年间，彭德怀与浦安修只留下这唯一的照片。右为任弼时夫人陈琮英

除了日常生活用品和换洗的衣服，几件红军时代的小纪念物，彭德怀留下最多的东西就是书籍。他把书叫作“孔夫子”，他说过：“别看我是个粗人，我可知道孔夫子的用处。”

彭德怀叮嘱景希珍：“书，一本也不能丢！”于是，现代的、古代的、平装的、线装的，一共装了二十多箱。

9月30日上午，中南海碧波荡漾，岸柳飘舞，辉煌庄严。彭德怀一身旧军装，大步跨出永福堂，径直走向门口那部黑色的吉姆牌轿车。车子缓缓启动，向中南海西门开去。身边的浦安修暗自垂泪，不时回头看看这个住了七年多的家。彭德怀却心如止水，目不斜视，没有为这座风光旖旎的昔日皇家御苑、帝王之居留下最后的一瞥。

在阵阵萧瑟的秋风中，彭德怀就这样静悄悄地走了，没有任何人来送行。车子加速，那象征着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红墙迅速远去了。

车子很快就开到西苑的挂甲屯。据当地村民传说，北宋杨家将中的杨六郎曾在此地晾晒过铠甲，故得此名。民间传说自然不足为凭，然而，千年之后，历史真的为挂甲屯送来一位共和国的挂甲元帅。

彭德怀下了车，跟着仍奉命留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的脚步，朝前面那扇灰色大门走去。

“这就是吴家花园？”彭德怀扭头问了问秘书綦魁英。綦魁英说：“听说是民国年间官僚买办吴鼎昌买下的园林，所以叫吴家花园。”

彭德怀无心考证这座大宅院的原主人到底是何许人，站下来仰着脸仔细看着大门上的蓝色门牌，上面有“教养局”几个小字。綦魁英解释说，民国初年，这里曾设置“戒烟酒教养总局”，后来就沿用这个名字。彭德怀不悦，蹙眉摇头说：“我不是到这里受教养的，我这里不能叫‘教养局’，我们属于挂甲屯，就叫挂甲屯嘛！”

綦魁英说：“我问过邮局，这里也叫北路门。”

进了大门只见这座大四合院正室门外的匾额上写着“怀馨堂”三个楷书大字，两边廊柱上悬挂着木刻楹联：“云山绘合天然画，月下闲观物外春。”彭德怀读罢，淡然一笑，他此时的心境离楹联上的意境何止十万八千里！他突然对院墙内的大片荒地来了兴趣，一个人走过去，转了几圈，目测荒地的面积。

吴家花园长期无人居住，院内杂草丛生，蛇鼠潜伏；室内阴暗潮湿，蛛网密布。浦安修忧愁地打量着这座新居，不禁长吁短叹，不理解彭德怀为什么对这个荒凉的古老院落那么心满意足。

9月30日的夜晚，成群的蚊虫向吴家花园的新房客展开轮番进攻。解放后这么多年，浦安修从来没有遭遇到如此可怕的一夜。她用毛巾被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时时提防着偷袭的蚊子和满墙乱爬的壁虎，在漫漫长夜里等待着天亮。景希珍、綦魁英和赵凤池等工作人员也和蚊子大战通宵，只有彭德怀全然不顾蚊虫的叮咬，鼾声不停，睡得很香。

搬家前，中央办公厅曾派人送来一份大红烫金请柬，邀请彭德怀参加天安门国庆观礼。他接过请柬看了看，淡然道：“这种场合，我和大家怎么见面呢？说什么呢？”他没有什么犹豫，要秘书打电话，说明自己不准备上天安门了。被公开罢官的彭德怀已经接受了命运的安排，他笑对人生沉浮，泰然自若地退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忍辱含垢，离群索居，来到远离中南海的西郊农村挂甲屯。自庐山会议以来，这大概是他睡的第一个踏实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