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觅伯伯的踪影

天刚蒙蒙亮，彭梅魁就翻身下床，给全家准备好早饭，再把孩子交给张春一，就匆匆忙忙离开了家。今天是国庆节，她要去看望伯伯，知道车不好坐，所以起了个大早。

到了中南海，还不到8点。彭梅魁掏出证件递给警卫，没想到警卫不接证件，冷淡地说：“你要见的首长搬走了，你回去吧。”

“什么时候搬的？搬到哪儿啦？”彭梅魁的心往下一沉，连忙打听消息。她没有想到，伯伯这么快就搬家了，而且不在中南海过国庆节。

警卫是一问三不知。彭梅魁知道再问也是白费口舌，便坐上公交车直奔动物园，那里有开往清华大学的31路。

快到清华大学了，彭梅魁一路走一路问，连问了十几个交通警察，人家都说不知道。彭梅魁腰酸腿软，坐在马路边上歇口气，禁不住心里一阵埋怨：伯伯呀，您搬家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呢？要我到哪里去找您啊！她又责怪自己，上次为什么不问清楚伯伯要搬到什么地方呢？她心情烦躁地坐了半天，又来了劲头，还要继续找下去。

功夫不负有心人。彭梅魁在一○一中学门前那个岗亭遇到一位老交警，她刚问完，那个人就目光审慎地看着她，反问道：“你是彭德怀元帅的什么人？”彭梅魁告诉他自己的身份，同时把工作证给他看。老交警乐了，他热情地说：“我们刚知道彭元帅搬到这一带住，你找我算是找对了。我告诉你：从这儿往西走，见胡同往南，顺路到头再往西拐，看见面朝北的灰大门就是！”

好复杂的路线，彭梅魁在心里默记了好几遍才记住。她向老交警连声道谢，顾不上口干舌燥、饥肠辘辘，只盼着脚下生风。中午时分，她终于走进了那座灰大门。

彭德怀正在“怀馨堂”里忙着整理二十多箱书籍和文件，突然发现侄女从天而降，吓了一跳。他从小马扎儿上站起来，像往常那样伸出手握住彭梅魁的手，双目有神，又恢复了沉稳平静的心态。

“梅魁啊，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又是怎么找到这里的？”彭德怀对侄女的神通广大倍感惊讶，忙不迭给侄女倒上洗脸水，让她洗去满脸的汗渍。

彭梅魁把自己的长途寻踪过程讲了一遍，彭德怀露出难得的笑容。他说：“哎，你受苦了。我不是告诉过你嘛，我的名誉不好，叫你不要来看我，以免妨碍你的工作。”

“什么名誉不好？有错改了就好呗！”彭梅魁轻松地用毛巾擦脸。伯伯情绪好转，着实让她高兴，她把自己怎么找工厂党委书记汇报的情况详细告诉了伯伯。

彭德怀默默地听侄女讲完，心里琢磨着那位工厂领导干部意味深长的话。他赞成侄女对组织的忠诚态度，点头说：“是啊，要做老实人。”

吃过午饭，彭德怀带侄女到吴家花园里到处转悠：“这里叫吴家花园，是有钱人的大宅院。可时过境迁，现在这里已经不是花园喽！你看，到处是残垣断壁，草木凋落，完全是一座荒园喽！”

彭德怀像一位饱学的老诗人，对眼前这座古典园林的荒芜衰落生出些许感慨。不过，他很快又回到军事家的角色上，似乎他正在看地形，要指挥部队打一场大仗。他告诉梅魁：“我打算把这里好好整理整理，开荒种田，挖塘养鱼，再种上果树、蔬菜，让吴家花园为我们服务。”

这位农民的儿子，一旦回到土地上，那种发自内心的愉悦都写在脸上。

此时此刻，天安门广场上旗如海、人如潮，气势如虹的阅兵式刚结束，有多少人会注意到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陨落了一个彭德怀？无边的游行队伍挥舞着花束和彩带，扛着显示“大跃进”伟大成就的标语牌和各式模型，纵情欢呼着通过天安门广场，“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云霄……

那天，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专门同元帅和军中的大将、上将们合影留念，其中独缺彭德怀和黄克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唯一一次与如此众多的解放军高级将领在天安门上合影。

吴家花园里的工作人员和负责保卫兼看管彭德怀的警卫班战士们围坐在一起，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建国十年大庆的现场实况转播。彭德怀也在旁边听了一会儿，就悄悄离开了。他的心情是复杂的，既为共和国十年来的伟大成就而由衷高兴，又为“大跃进”即将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忧患而深深不安。

送走了彭梅魁，他又钻进书堆里。晚上，他漫步到吴家花园南门外，跟景希珍要了一张木椅，站上去，面向东南方向眺望。天际处影影绰绰地闪耀着礼花的光芒，那是天安门上空燃放的国庆焰火吗？彭德怀仰着脸，出神地凝望着。

可爱的老农民

国庆节刚过，彭德怀就动员警卫班战士在吴家花园开展“大生产运动”。北京已是秋色萧瑟，秋叶纷飞，年过花甲的彭德怀也进入了人生之秋。可他仍然像当年在太行山为战胜灾荒而带领军民生产自救那样，卷起裤脚，光着两只脚，手里拎着铁锨，身先士卒，跳进瓦凉瓦凉的水塘里。

他弯腰从水里捞起一把黑乎乎的淤泥，送到鼻子前深深一嗅，连声夸道：“好泥！好泥！”警卫班的战士不好意思了，也纷纷跳下水，跟彭德怀挖塘泥。让小伙子们惊奇的是，这个老头儿不服老，常常和战士争扁担。他和战士朱广惠合抬一个柳条大筐，每次都把筐绳往自己这边拉。小朱不让，他笑呵呵地说：“我比你年纪大，就得让着你。”

一周以后，战士们感到累了，就同彭德怀商量：可否请有关单位来支援几天？彭德怀鼓励大家说：“我们要发扬红军长征和八路军的南泥湾精神，红军不怕远征难，我们面前无困难。”他又让人去买来花生和水果，休息的时候请战士们吃。

那天，彭梅魁又来看望伯伯，正赶上彭德怀和战士们抬塘泥，弄得一身泥水一身汗。他抹一把沾着泥点的下巴，对侄女笑道：“出出汗，全身上下可舒服了。”

司机赵凤池夺过扁担，让彭德怀和侄女说话去。彭德怀上岸来，又说：“劳动对我来说是很需要的，我们国家经济不发达，人民生活还有很多困难，我不能为党工作，还可以为人民减轻负担嘛！明年开春，我和警卫班的战士、工作人员，一起开荒种菜，池塘里养鱼、种藕，这样，不就是叫这片荒园为我们服务了吗？我还要种一分地的试验麦田，看看能不能也放颗小卫星。”

大干了一个月，吴家花园改天换地，面目一新：荒草闲地和沟沟坎坎都被平整成农田，新翻过的土壤松软潮润；池塘的淤泥全部挖了出来，加深扩宽后的池塘，四周齐整。

过度劳累的彭德怀明显地消瘦了，可“大生产运动”的战果让他颇为满意，他指着陈年塘泥，乐呵呵地对大家说：“这东西可是最好的肥料，我们真是一举两得，双丰收。塘里先种点藕，开春去买鱼苗、菜籽……这回我们这个大院子才是真正的花园喽！”

最让彭梅魁哭笑不得的是，伯伯居然从挂甲屯的供销社买来一口高三尺的大水缸，放到正屋东南角屋檐下，作为粪缸。为怕臭气泄露，他特地做了一个木头盖子，盖到缸上。他又买了一个带盖的搪瓷便盆，每天要把自己的大小便便在便盆里，再倒进大缸积存起来，等发酵后作为农田的肥料。

看到伯伯忙忙碌碌的，彭梅魁劝道：“臭烘烘的，多麻烦，快别弄这些了！”

彭德怀正色道：“这叫自力更生，积少成多。加上挖出来的塘泥，我明年种菜就不用买肥料了。现在供给农村的化学肥料很少，我要是不买化肥，不就可以多卖些化肥给农民了吗？同时也可以为国家节省化肥。如果有更多的人这样做，那么数量就是很可观的了，意义就更大了。”

彭梅魁心里一阵隐痛：伯伯呀，您处处想着人民和国家，您怎么会是党的“敌人”？

不能再“认错”了

进入吴家花园的三周后，即10月21日清晨，毛泽东亲自打来电话，约彭德怀到中南海一晤。

两个月前，秉性耿直的彭德怀在庐山上为民请命，犯颜直谏；一雄独尊的毛泽东指斥曾与之风雨同舟的老战友说，他和彭德怀历来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彭德怀认为这话有违史实，和毛泽东争得面红耳赤。彭德怀历来都坦言自己“见事迟”，对毛泽东并非事事顺从。

在延安整风时，受到错误批判的彭德怀曾委屈地争辩道：“毛主席99.9%正确，难道就没有0.1%的错误吗？”面对全党越来越强的神化毛泽东的政治趋势，他一直坚持独立思考，新中国成立后尤甚。他对毛泽东太熟悉，他的性格又太倔强、太刚烈、太较真儿，始终不肯把毛泽东的意见当成必须绝对服从的圣旨上谕。从井冈山到朝鲜半岛，毛泽东也不止一次根据他的意见修改了自己的指示。

1954年，彭德怀与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后草坪

彭德怀不懂得审势度时和韬光养晦之策吗？不懂得“功高震主”“祸从口出”之类的中国式处世格言吗？不是的。他当然懂得，否则就不会八次提出辞军职、脱军装，远离权力中心去搞农业了。

1958年，彭德怀在军内的威望达到了高峰，连高傲冷漠的林彪也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当众大声呼吁：“我们要团结在彭老总的周围……”彭德怀并非没有觉察到毛泽东对他的猜忌益甚，成见日深。一次，毛对彭半开玩笑似地说：“老总，咱们定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对毛内心世界的偶尔披露，彭德怀也想尽力消除误会，所以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大批教条主义，彭德怀始终顺着毛泽东的意思，说明他也有私心杂念。

为什么在上海刚被毛泽东痛责过，几个月后在庐山上要逆龙鳞上谏书呢？因为情况变化了，中国人民要遭大难了。在一头是毛泽东、一头是人民的天平上，彭德怀义无反顾选择了人民这一头。庐山会议开始批判彭、黄、张、周时，彭德怀从毛泽东的口诛笔伐中痛苦地发现，毛竟然会想到与他分手的问题。他倔强地回答：“分手不分手那是你的问题。”

现在，毛泽东把电话打到这个西郊偏僻的吴家花园，使彭德怀又惊又喜，心中不禁燃起一丝希望：看来毛主席还不想和我分手啊！如果能和主席再次心平气和地当面交谈，或许能够消除他对我的误解，那该有多么好啊！

彭德怀连早饭也没有顾得上吃，马上让赵凤池开车，按毛泽东的指示，直驶中南海颐年堂。他三步并成两步，进入室内，抬眼细看，发现除了坐在中央位置上的毛泽东，两侧还有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毅、彭真、李富春、谭震林等人。他们早就各就各位，正襟危坐，静静等待着重要角色走上前台。

彭德怀明白了，原来毛泽东安排的不是个人之间的交谈，而是以中央的名义找他谈话。他向在座的中央领导同志一一注目致意，然后走到最靠边的一张空着的沙发上默默落座，表情平静而从容。

毛泽东看了看身着黑色旧中山装、面容消瘦的彭德怀，清清嗓子说：“我们一起来商量你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学习问题。中央同意你9月9日的来信，读几年书极好。每年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和农村去参观和调查研究也是很好的。你年纪大了，就不要去人民公社劳动了。”

彭德怀侧耳细听，颔首答道：“同意主席的话。”

毛泽东又问：“你准备怎么学习？”

彭德怀答：“主要学习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吴家花园离党校近，希望在党校参加学习，准备学四年。”

毛泽东点头表示同意，转身让彭真找杨尚昆，由他们俩负责安排，又说：“不要学那么长的时间，两年就够了嘛。”

彭德怀还是最简单的回答：“同意。”

毛泽东没有再往下说，他扫视一遍在座的众位中央负责人，又把目光聚焦到角落里的彭德怀身上，不时地清清嗓子，好像在等待什么。自庐山会议以来，毛泽东亲自披挂上阵批判彭德怀，抛出一顶顶政治帽子，揭老底，翻老账，一时间寒云滚滚，神鬼噤声。他是不是觉得党内斗争的弦绷得太紧了？在座的人都看出来了，毛泽东是在等待彭德怀再次向他认错，以便顺水推舟，有所表示。

令在座所有人暗自惊诧的是，彭德怀面色如铁，默不作声。

彭德怀已经明白毛泽东此刻的意思，如果现在当着大家的面，痛心疾首地做一次检讨，再次“认错”，请求主席和中央的宽恕，就有可能打开横在他和毛泽东之间的僵局，他的处境或许会有所好转，这是绝路逢生的最后机会。但是，他能再去做那种违心的检讨吗？不能了。

在庐山上的反复检讨，是为了顾全大局，这使得他每每想起就痛彻骨髓，如万箭穿心。他的脑海中倏忽闪过军委扩大会议上一幕悲壮的场景：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少将挺身而出，严词驳斥吴法宪对自己的诬陷，被当场戴上手铐押出会场。能在“军事俱乐部”、“里通外国”这些可怕的罪名上“认错”吗？绝不能！那将毁掉多少同志！不能再“认错”了！

在历史面前，彭德怀毅然做出一个重如泰山的抉择。

颐年堂里的空气凝固起来了，每个人都觉得时间突然过得很慢很慢。在一片沉寂中，彭德怀慢慢站起来，感谢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关心，然后向他们点头告辞，转身出门。

挂甲屯里的深刻思考

立秋以后，彭德怀成了高级党校的一名特殊学员。高级党校校长杨献珍十分同情彭德怀的不幸遭遇，特地安排了两位教员，到吴家花园为他辅导。彭德怀每周去党校两次，参加集体学习。

彭德怀开始了有规律的谪居生活。他把每天的日程排得满满的，天刚蒙蒙亮，他就翻身下床，到院子里打一套拳，舒展一下筋骨，再到菜园子里转转，干点儿活；早饭后，他专心致志闭门读书，认真做笔记；下午，看文件、报纸和杂志；4点左右，走出大门，在村子里走走，算作休息；晚上，依然是看书，写笔记。

刺骨的西北风夹着沙尘，一天紧似一天地扑向大地，转眼就是年末岁尾了，挂甲屯披上了腊月的皑皑白雪。一天晚上，警卫战士朱广惠在站岗，不时瞟一眼彭总的屋子。灯光透过窗户上的冰花，柔柔地撒在雪地上——他老人家还在灯下攻读啊！半夜时分，沙沙沙的脚步声传来，小朱惊讶的发现彭总正向自己走来。

“是小朱啊。”彭德怀站在战士的面前，关切地问，“这么冷的天，还不到屋里值班？”

“这是警卫规定，我们年轻人火力旺，不怕冷。”

彭德怀笑笑，伸手摸摸小朱的衣服，又拉拉他的手说：“衣服这么薄，手这么凉，快到屋里暖和暖和。既然你们有规定，这会儿我替你站岗。”

“不，不！”小朱慌忙谢绝，“首长累了，快回去睡觉吧！”

“我睡不着，看书看多了……”彭德怀嘟囔着，边说边推战士进屋。这些天他正在反复阅读列宁的重要哲学著作《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并在书页上写下了许多心得和批语。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批他“对马列主义基础的许多学说根本不大懂”、是“经验主义”，“不是马列主义”，这些话深深刺痛了他，他下决心要弥补自己在理论修养上的缺憾。他刚刚看完列宁分析唯心主义的一节，联想到《人民日报》每天连篇累牍的“形势无限好，高潮日日高”之类的虚夸报道，不禁感叹万分，于是写下几句感想：

人们如果把认识加以片面夸大，认为只要主观意识就可以创造出奇迹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就不能不在具体事物中滑进唯心主义泥坑里。

彭德怀弯腰抓起一把雪，抹到自己发烫的额头上。他还沉浸在对哲学问题的思考中，不知不觉，下一班换岗的战士来到跟前、那战士吃了一惊——怎么是彭元帅替我们站岗？

自1960年的隆冬起，彭德怀在学习大量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经典哲学著作的基础上，开始冷静地审视毛泽东现时的政治经济学。半年的闭门思过，读书反省，他看到了什么呢？席卷全国的“反右倾”运动，导致数百万敢讲真话的干部群众挨整被斗，“大跃进”的灾难性后果已初露端倪，国民经济全面吃紧，粮食和副食品供应捉襟见肘，广大群众人心惶惶……

开春以后，吴家花园大墙外的几株老榆树刚刚发出嫩叶，还没等到结下一串串榆树钱儿，挂甲屯饥饿的农民就一窝蜂地把树叶撸光。这件小事震撼着彭德怀的忧心愁怀。观一叶而知秋，他惊愕地望着那大片光秃秃的树枝，不禁打了一个寒噤，预感到中国人民将遭遇一场可怕的大饥荒。

彭德怀在庐山上委曲求全，违心检讨，并没有给党和人民带来什么好处，相反，全局性的“左倾”错误愈演愈烈。他满腔愤懑，放下哲学著作，又埋头读了一个月的政治经济学，誓把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弄懂。

4月，他重读《中共中央第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决议》，看了一遍又一遍，彭德怀百思不得其解，本想和妻子倾吐心曲，然而，浦安修给他的只有抱怨和眼泪。彭德怀仰天长叹，感到空前的孤独、无奈和无助。与生俱来的不屈从命运和压力、执著追求真理的秉性，使他顽强地战胜了内心的巨大痛苦。

他长久地凝视着这份彻底改变了他命运的红头文件——那是以党中央的名义发给全党、全军和全体中国人民的，是要永存史册的，然而，它却是个不实事求是、强词夺理、经不起历史考验的错误决议——彭德怀决心郑重其事地回答它。

窗外，春燕呢喃，春光旖旎；室内，寂静无声，孤灯只影。彭德怀不分昼夜地伏案疾书，整整两个月，他倾尽心力，写出了一本长达五万余字的笔记，总题目是《对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看法》。

彭德怀首先对《决议》做出一个总的评价：这个决议是脱离当时国内实际情况的，它违背了我党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的精神，避开实际情况，采用算旧账，进行人身攻击的办法，在政治上、思想上提高到离开现实的高度原则，加以推测而得出来的。

“会后又在全国普遍开展反右倾运动，这就使得在当时本来已经存在的‘左’的东西更加严重，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更大的损失。”

彭德怀分析道：从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在经济建设上提出许多无根据的计划，就造成了严重损失。庐山会议没有重视这个问题，因而1959年农业减产已成定局。1960年这种形势仍将继续。

“庐山会议既不正视这一严重事实，又不悬崖勒马进行调整，反而想从反右倾机会主义打开一条出路。结果事与愿违，愈陷愈深。人民将付出很大代价才能改正这个错误。”

彭德怀尖锐地批判当时那些司空见惯的时髦口号和做法，什么“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矫枉必须过正”、“大办”、“大搞”、“大上”……他认为，“这些全民大办并不是人民群众多数自觉的，而是严重的强迫命令、脱离群众的现象”，“这不是群众运动，而是运动群众”，“已经发展到了不可容忍的程度”，“左的蛮干，是党的各级机关的有些领导同志一意孤行、脱离群众……企图跳进共产主义的问题”。

彭德怀痛心地列举了“大跃进”中亲自调查到的不能容忍的现象：“在‘苦战三年，幸福万年’的号召下，不分昼夜寒暑，甚至在严寒季节命令社员脱掉衣服劳动，以至吊打、系绑等”；“因粮食不足……人们体质减弱，疾病丛生，积劳成疾，不少人因而残废”，“死亡者有之”。

在庐山，林彪给彭德怀扣上几顶恶帽子：“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决议》也在“伪”字上大做文章：“由于他的一套伪装爽直、伪装朴素的手法，他的活动是能够迷惑一些人，并且已经迷惑了一些人，对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前途是具有很大危险性的。”

对这种肆意诬陷，彭德怀愤然批驳道：“真的是伪装爽直、伪装朴素吗？我认真回忆了自从加入共产党几十年以来的历史进程，对党和对同志是坚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是根据自己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而言论和行动，就根本没有什么‘伪装直爽’。在任何场所说话，从来也不看别人脸色，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对于“伪装朴素”这种荒诞不经的指责，彭德怀哭笑不得，只用寥寥数语驳斥道：“本来不值一提，但《决议》中既已作为问题指出来，也就不能不解释一下。……其实，我也同其他同志一样生活，也没有什么特别朴素。但在中国革命长期斗争中，我也没有故意浪费一文钱，这也是事实。”

平江起义时，彭德怀把八年来积存的薪水全部作为红五军的军费，对自己的家庭，他写道：“每年平均寄回家用不到200元，始终维持下中农生活。从平江起义到解放战争结束，我全家十余口人，流浪乞讨，全无任何顾及，四十余年如一日，这也不是什么伪装得了的。能不能举出任何事实说明一面铺张浪费，另一面又‘假装朴素’？”

在《看法》的最后，彭德怀关心的还是国家的大局，他写道：“八届八中全会应当实事求是，总结经验，而实际却不这样做……把人们引到避开现实去算旧账，这样做的结果，是不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势必出现一个少慢差费的大马鞍形，真使人痛心！”

彭德怀言犹未尽，又在《决议》上面批道：“宁左勿右，再来一个宁左勿右，将要出现一个十分严重的局面！”

1960年的春天，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大饥荒如黑衣魔鬼向饥饿的人民伸出巨大魔爪，在全国上下一片“继续跃进”的鼓噪声中，有谁能听到彭德怀在北京西郊发出的焦灼悲怆的呼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