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4月，传来了和谈双方达成了先交换伤病战俘协议的惊人消息！

我们帐篷里沸腾起来了，这是多么让人高兴的事！我们那些受尽折磨的伤病难友可以脱离苦海了，而我们自己也回国有望了！但这时我们也更担心我们这些“战犯”会被美方作为人质扣留下来不予交换。

于是，我们起草了一份给我方和谈代表的备忘录，详述了在巨济岛“战犯”集中营被关押的近千名“战犯”的人数、组成、被美方无理判为“ 战犯”的原因和经过。请求我方代表在和谈会上揭露美方企图长期扣押我们作为人质的阴谋；要求美方立即取消“战犯”罪名，立即释放我们回到各自的战俘营，等待交换遣返祖国。

我们代表团成员首先在这份备忘录上签了名、按了血手印，又传到各小号内让战友们签名按血印，然后将这份长长的备忘录交由地下“ 联络员”，送给劳动党巨济岛地下党送往北朝鲜。

我们希望它能平安地穿过敌人的严密封锁，出现在板门店我方代表手里，我们的思想全集中在这上面了，白天黑夜大家谈论的几乎都是这个问题。我心里更加急躁起来，日子似乎过得更慢了。

7月27日下午，我们从托雷上尉那里知道了和谈终于在今天上午签了字、战争终于从此结束的消息，我们忍不住当着他就欢呼和相互拥抱起来！眼泪在笑声中流满了各自的脸颊。

托雷也搓着手愉快地看着我们。我忽然觉得应该感谢他及时把这样的好消息告诉了我们，于是又转过身去和他握手致谢。大家也都过去跟他握手表示感谢。

大家抢着说“：让我们共同庆祝今天这个节日吧！战争终于结束了、双方的敌对行动总算停止了！、双方军人不再生死相拼了、双方的人民不再互相仇视了！”

托雷一面微笑着和我们握手，一面说：“ 我也和你们一样，希望早日离开这荒凉的岛子，回到我的妻子和儿女身边去呢！”

十几天之后，巨济岛上的朝鲜回国战俘集中营的战友们开始遣返了。

满载着战俘的车队开始从“ 战犯”集中营的大门外驶过，我们拥向面朝公路的铁丝网，激动地向那些有幸首批遣返的战友们挥手道别！车上的人民军战友有的认出了自己的代表，便发出“敬礼”的口号，大家向我们庄重地敬礼！

车队过完后，我们回到帐篷里，各人都躺在床上，不说话。我知道大家和我一样心里都被焦虑、渴望、等待的情绪折磨着。我们不止一次向美军管理当局去信质问为何不立即将我们遣返，一直没有回答。

从８月初到8月底，眼看一车车的战友们被送走，而我们自己毫无动静，大家都有些沉不住气了。本来不多的饭食每餐都有剩余，来送饭的朝鲜战友忧虑地看着我们，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把剩余饭取走了。

下围棋停止了，讲故事停止了，学外语停止了，大家躺一会儿，坐一会儿，出去走一会儿又回来躺下了。

我被派去问托雷上尉我们是否将被长期扣留下去？托雷耸耸肩做出无可奉告的姿势。我问的次数多了，他就说：“ 张，我自己也希望你们早日回去。我在这里和你们一起成天在铁丝网里呆着，已经觉得自己也成了囚犯！请你告诉大家再耐心等一等吧！”

当天下午，托雷拿着一个足球来对我说：“ 张，你们到操场上去玩玩足球吧！”

我努力做出高兴地样子翻译了他的话，并请大家一起到操场上去玩。但大家到操场上只玩了半个钟头就不想玩了，倒是周围各分号的战士们羡慕地拥到铁丝网前面来“观战”。于是我请托雷允许我们把球依次给其他各分号的难友们玩。他同意了。

从此，“战犯”集中营反而有了运动场上的欢笑声。只是我们这个小号内仍然气氛沉闷。我们知道，如果敌人要扣留人质，我们首先难以幸免！

我不知道怎样来描述当时我们的心情，很难找出合适的词句能恰当地说明那种可望而不可及的难熬心情，因为我们所企望的不是一般的利益，而是自由和尊严，是新的生命！

到了8月终，托雷来告诉我们好消息：“和谈双方达成了交换双方‘战犯’的协议，你们可以回国了！”我们心上的一块大石头落地了，我们也更急切地盼着回国了！

９月初的一天，托雷上尉来到我们住的帐篷对我说：“ 你和孙少校拿上行李出来吧，车在门外等着送你们走。”

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呆呆地看着他！

他又重述了一遍。这次我明白他所说的话了，一下子从床上跳了起来，又转身去拉老孙。

老孙显然也听懂了托雷的话，他坐起来要我问一问托雷为什么只送我们两人？朝鲜战友何时走？

我问了托雷，他回答说：“先送你们回到你们的同胞中去，好一起回国。他们当然也快了。”

于是，所有的朝鲜战友都过来抢着为我们收拾行李：一床军毯，一条毛巾，一把牙刷，一个饭盒，一双筷子。看着他们那种难舍难分的样子，我们那种即将回国的欢乐情绪又被离愁冲淡了。

从1952年5月7日谈判代表团成立到今天，我们在一起整整度过了15个月，而这又是什么样的15个月啊！

我们和朝鲜战友们一一拥抱告别。老阿爸爷抱着我哭出了声，说：“ 我等着你们从中国重访朝鲜时再见！但你们要早点来啊，要不我可能等不到那一天了！”

我也哭着对他说：“ 阿爸爷，我永远不会忘记您给我讲的故事，也永远不会忘记您！我一定要争取早一点重访朝鲜去看望您，您的家乡地址我已经牢记在心上了！”

当天，我和老孙被押送到一个紧靠港口的铁丝网内，这儿显然是专为这一个多月来押送战俘上船回国临时修建的转运站。到了那里，我和老孙又分别被送往战士队和军官队。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说一句话就被分开了。等我扭过身去看他时，只见到他向我摆了一下手，就被押进另一个围着铁丝网的小营门 。

我在战士队见到坐着整整一帐篷的在济州岛被判为“战犯”的战友们。他们都是在历次斗争中被敌人抓出来的“领头暴乱分子”，其中有不少是原来“ 71”战士队的战友。

大家一见我进来都惊异地站起来，接着是一阵欢呼：“张翻译回来了！”大家围过来和我握手，拍肩！我高兴得说不出话来，眼泪也止不住流了下来。整整15个月相互思念、担心，汇总在一起无法用语言表达了！

我在人群中看见了马兴旺营长，他正站在后面微笑地望着我。我挤过去紧紧握住他的手问：“您怎么没分到军官队？”

他说：“我自一被俘就说我是炊事员，登记卡片上也填的是战士，现在要遣返了，看来仍然是按战俘卡片来区分军官和战士的。”

我问：“刚才大家是在开会么？”他告诉我大家正在研究怎样向敌人提出要求，让我们去会见咱们的红十字会代表，以便有机会向祖国亲人控诉敌人的罪行。

我惊喜地问：“咱们祖国的红十字会代表真到巨济岛来了么 ？”

“这是我们的估计。因为刚才站岗的美军扔了一包中华牌香烟进来，大家分析这包烟是我们的代表带到岛上来的！大家正议论找谁去跟美军谈判呢，你回来得正是时候！”

正说着，张达走过来把那包中华牌香烟递给我说：“你看看，这上面还印有天安门的华表，谁都舍不得打开包来抽呢！”

拿着这包来自遥远祖国、闪着红色光芒、包装非常精致的香烟，闻着它那沁人肺腑的香味，看着它上面“中华牌香烟”几个亲切的中国字和那象征五千年灿烂文化的白玉石华表图案，我的心和手都在颤抖：“ 中华，中华！两年多来，我们呼唤过您多少遍啊！”

我立即根据大家的意见起草了一份《致美军管理当局》的英文信，信中要求“ 让我们立即会见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否则我们将拒绝上船！”

经过交涉，看管我们战士队的美军士兵同意让我们派代表去见负责的美军少校。于是，我和马兴旺同志一起，拿着大家赶制出来的纸花束，向美军管理人员住的帐篷走去。

中国“战犯”战士队的小铁丝网位于这个港口转运站的最里面，小营门口正对着一条几米宽的甬道，往前走，甬道两侧是关押朝鲜人民军“战犯”战士队的、用铁丝网隔开的一间间小营场。

见我们手持纸花束走过，朝鲜战友们都拥到铁丝网跟前来问我们干什么去？我便用朝文说：“去要求会见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大家高兴得鼓起掌来。

但到了美军管理人员帐篷，那位美军少校却十分傲慢地说：“我不知道有什么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到岛上来，你们都立即给我回去！”

我拿出那包中华烟对他说：“我们已得到这包中国出产的香烟，这证明我们的红十字会代表已经来到了岛上！”

他哈哈大笑着说：“不错，根据双方协议，国际红十字会是派了代表到双方战俘营进行考察，为此，从板门店给代表们预先运来了给养。只可惜你们中国的红十字会代表并没有到岛上来，这些中华牌香烟只好由我们分享了！”

我们表示不相信他的谎言，声明不见代表决不上船！

回到战士队营场，全体中国“战犯”举行了一次示威，唱歌、喊口号：“我们坚决要求会见中国红十字会代表！”

这天晚上睡觉时我发现大家脱下的皮鞋都是崭新的，再看大家的衣服从里到外也都是新的。一问，才知道这是前天他们到达时美军强迫他们换下的，以在板门店证明他们优待俘虏。为此，大家进行了坚决抵制，结果在吃了一顿“ 毒气弹”后，还是被美军强行把大家的旧衣服剥下来收走了。不少战友为抢夺旧衣服挨了枪托。

第二天早上一位美军中尉来通知我们准备上船。我们便全体静坐示威。

我再次对美军中尉说：“不见我们的代表不上船。”美军中尉说：“你们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只到了釜山考察，确实没有到岛上来！”我们便要求会见其他中立国的红十字会代表。美军中尉听了后转身去了。

不一会儿，头戴防毒面具全副武装的美军开来了，催泪弹扔进来了。大家立即用军毯蒙头盖上全身。

我听见美军咒骂着进到我们的铁丝网里面来了，正想掀开军毯看一下，忽见一双美军大皮靴站在我跟前，紧接着一颗嘶嘶作响的毒气弹塞进了我的“军毯防线”。一阵极难闻，极刺鼻的浓烟呛进了我的嗓子，使我剧烈地咳起来，两眼非常难受，愈流眼泪眼晴越痛。我站起来跑进了帐篷，那个美军追进来扭住了我的手臂，把我拖到铁丝网外面的甬道上，我睁开眼看见我们的人都被美军拖了出来。

那位中尉认出了我，走过来要我叫大家排好队上船去，我转身寻找马兴旺同志，看见他一面擦着被“ 催出”的泪水一面对我喊：“告诉他，我们要向全世界控诉他们的暴行！”

我对中尉大声译出了这句话。他说：“我不管你们向谁控诉，我的任务是要押送你们上船！”说完一挥手，美军士兵们将刺刀指向了我们，逼迫着我们走出转运站。

到了港口码头，我看见一艘万吨巨轮停靠在趸船外侧。在巨大的趸船甲板上坐满了人民军战友。我们被押着走上趸船，走过他们留出的通道，走向高达十几米的巨轮舷梯。

这时我忽然听到一声“ 张东母”（ 张同志）的喊叫，我循声望去，看见了代表团的朝鲜同志们正坐那里向我挥手道别。我兴奋地举起双手向他们示意“：永远团结在一起！”然后上了舷梯。

“ 再见了，我的亲爱的朝鲜战友们！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们，不会忘记我们共同度过的苦难岁月！”我一面往上爬，一面回过头去想多看他们几眼，他们还在那里向我挥手呢！

我们被押进了一个宽大的货舱，过了一会儿，巨大的轮机轰鸣声响起来了。我感到了船身在转动，便扑向舷窗，只见巨济岛码头转动起来，然后向后退去，愈来愈远。那撞击在石砌码头上的浪花飞溅着，在阳光下闪着银光，

一群群海鸥在浪花中嘻戏着。似乎这只是一个安详的、和平的、从未发生过人间悲剧的普通海岛！

巨济岛退得更远了，像突出在大海中的一座黝黑色的山峰。我想起两年前自己被敌人用登陆舰押送来巨济岛、第一次见到它在大海中的可怕形象时的心情。整整两年煎熬过去了，

我们在这个荒岛上度过的日日夜夜真像一场噩梦！啊！巨济岛，我们就这么离开了你这死亡之岛。那汹涌的海水能洗净我们流在你身上的血泪么？能冲掉我们留下的愤怒的呐喊声么？

能抹去我们在烈士坟旁留下的足迹么？

在汶山会见祖国红十字会代表

1953年９月５日，我们最后一批“ 战犯”战俘 包括近140名志愿军战俘和近千名人民军战俘 被美军用万吨巨轮从巨济岛押送到仁川港，立即又将我们用火车押往汶山市。

我们终于又见到了城市和乡村，看见了平民百姓与绿色的庄稼。尽管还到处是战争的遗迹，满目疮痍，但这毕竟是人间烟火，是一片和平景象啊！

在离开仁川和到达汶山时，列车两旁都有不少穿戴破烂、面黄饥瘦的韩国市民拥上来看热闹。于是，全列车各车厢响起了《 金日成将军之歌》《、 人民军战歌》的歌声，从车窗里飞出去一些衣服、毛毯和写有标语口号的小传单。

我们的车厢也唱起了《 东方红》《、祖国颂》，扔出去美军强套在我们身上的崭新的美军制服。站在我们车厢两端的美军士兵这次没有干涉我们，还笑着对我们举起大拇指。

傍晚，我们抵达汶山市一所由军用仓库临时改成的拘留所。可能是怕我们再闹事，用一排排小铁笼子来关押我们，每个笼子里只能装下一二十人。

第二天早上，我们看见一位美军中校陪着几位穿着平民服装的人走过来，其中竟然有一位身穿中山装年约５０岁的慈祥长者。

我们大家都站起来拥到铁笼边上。只见这位长者快步走过来对我们说：“我是祖国派来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今天特来看望你们，慰问你们！”

唰的一下，所有的瘦骨嶙峋的手都伸到铁笼外来了，都伸来向这位祖国的使者，祖国的亲人！

大家抢着争着要跟他握手（ 后来我们知道他是党中央派来的潘芳同志）一些年纪小的战友已经哭出了声。

潘芳同志一面轮流和跟前的同志们握手，一面环顾大家高声地说：“同胞们，同志们，几年来祖国深知你们所受的苦难，充分了解你们的英勇斗争，全国人民一直关心着你们的命运，为了你们早日回国做了最大的努力……”

他下面的话被愈来愈高的痛哭声完全淹没了。啊，祖国派来的亲人，我们终于真切地听到祖国的声音了！原来祖国并没有忘掉那些虽已陷入地狱仍在为她奋战的儿女，党没有忘掉那些尽管落入魔掌仍在用生命捍卫着她的战士。祖国啊，党啊，我们有多少心里话要对你讲！

整个拘留所被哭声震憾着，地上洒满泪水！潘芳同志也掏出手绢擦着满脸的眼泪。他向大家摆手说：“同志们、同胞们，请不要再难受了！今天就将送你们去板门店，今天你们就将回到祖国的怀抱！祖国人民正在殷切地等着欢迎你们呢！”

潘芳同志总算走到我们这边来了，我一把抓住他的手使劲摇着。他深情地望着我，点着头。我旁边的难友又把他的手抢过去握着，有人终于喊出了大家的心里话：“感谢祖国亲人来看望我们！我们将永远做祖国的好儿女！”大家情不自禁地都跟着喊起来。

我看见那位美军中校和其他几位国际红十字会代表远远地站在门口互相说着什么，看那种神态，好像他们终于理解了这些中国士兵对自己国家的感情。

中午，给我们送来了最后一顿午餐：一个个纯大米饭团，大家反而吃不下去了。

卡车在门外发动了，心急如火的我们被送上车，离开汶山，驶向板门店。

车队在蜿蜒的公路上奔驰，路窄，坡度陡，转弯多。车速已够快了，但我们仍希望它快些，更快些，谁也顾不上欣赏沿途洒满阳光的山野风景，它再美也是异国的！

车子爬坡了，过了一个山口，下面是一片绿色的洼地，远远地我们看见了在洼地中央有几座绿色的帐篷，帐篷前面好像是一个用树枝搭成的门楼，我的心剧烈地跳起来了，那就是板门店吧！

山脚下有一道不太高的单铁丝网防线顺着山势在草丛中延伸过去。呀！这肯定就是分界线。前面就是中立区了，那里就真是板门店了！

那座牌楼越来越近，上面的四个金色大字也愈来愈清楚了。啊，看清了，那是“祖国怀抱”四个字啊！它们那金色的光芒那么耀眼！我的泪水一下子就涌出来了：祖国，祖国，祖国啊……

祖国，我们回来了

车队在牌楼前停下来了，众多穿白罩衣的志愿军军医和护士早就排列在停车场前。

车刚一停，他们就拥上前来。带队的美军中尉从驾驶舱里走下来，向负责接收遣返战俘的志愿军军官敬了礼，交上了我们的名单。我们的军官还了礼，收了名单。看完名单，清点了人数，便点头让大家下车。

车帮一打开，我们这些憔悴消瘦、形容枯搞、只穿了一身内衣的归俘，不等抓住前来扶持的军医、护士们的手就迫不及待地往下跳，一个个扑在亲人的怀中放声痛哭起来。

我最后被扶下车来，由一位年纪和我差不多的年轻护士搀扶着。我只觉得天地在旋转，脑子嗡嗡作响，分辨不出是别人还是自己在哭！分辨不出流出的是悲愤的泪水，还是欢乐的泪水！

我脚步僵直地跟着这位护士进入了帐篷。他替我脱下了全部衣服，向我身上和扔在一旁的衣服上喷洒了消毒药水，用毛巾给我擦干，又拿来全套志愿军的内、外衣。我像一个完全失去知觉和意识的病人，任他一件件给我穿上衣服、戴上军帽，我抚摸着这散发着染料香味的军衣，久久地，呆呆地望着他。

他脸上出现了惊慌的神色，一把将我紧紧地拥抱在怀里，摇晃着我，喊着：“同志，同志，你不能这样，你要说话啊，说话啊！”

我终于听懂了他的话，“啊……”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但控制不住全身的剧烈颤抖。

他把我抱得更紧了，像对一个孩子一样不断在我耳边说：“好了，好了，我的好兄弟，这下可回到祖国来了，回到亲人身边来了。敌人太可恨了！你们的斗争真了不起！这一切我们都知道，都明白！不要再难过了，啊！听话！”

我在他的抚慰下慢慢镇静下来。外面的汽车发动机声又响了起来，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往后挣扎着。

他赶快说：“这是咱们自己的汽车，是来接你们去医院疗养的。不要怕，美国鬼子早就滚蛋了！”

我完全清醒过来，低头捏着自己身上崭新的志愿军军服，知道这一切确实不是在做梦，而是真真切切回来了！自由了！

不再是个俘虏了！

我把头靠在他肩上由他搀扶着走出帐篷，上了停在外面的那辆苏式中型吉普。车上已有十来个难友。那位好心的护士同志和我紧握了手说：“你先去医院，等我收拾完回头就去看你。”

汽车开动了，我们被送往开城志愿军前方医院。

从此，完全结束了我从1951年５月２７日被俘、到1953年９月６日交换回来这一段漫长的永生难忘的岁月

我们回到开城志愿军医院后，享受到了祖国亲人给予我们的极大温暖。

医院的大夫们为我们详细地进行了体检，我们几乎都患有贫血、胃病、气管炎、关节炎等等一系列疾病，不少同志还有外伤。医院给予了我们很好的治疗。给我们的病号饭营养十分丰富。

为了医治我们心灵上的创伤，由贺龙元师带领的第三届入朝慰问团特地派了一个分团到开城来慰问我们。许多著名的艺术大师们为我们这批最后回来的１００多名“ 战犯”专门演了一场十分精彩的节目。

梅兰芳演了《 贵妃醉酒》，程砚秋演了《 洛神》，马连良演了《 借东风》，周信芳演了《 萧何月下追韩信》，马思聪演奏了《 思乡曲》。大师们精湛的艺术表演使我们陶醉了。

“这是祖国五千年文化精华酿成的美酒啊，祖国母亲用它来慰问我们这些受伤的儿女！”我一边看一边想，深深地被打动了！

中央实验歌剧院的音乐家们也为我们唱了好些动人的歌曲，我记得最清楚的是王昆给我们唱的《 白毛女》选曲和《 王大妈要和平》。这使我想起我们在集中营唱这些歌的情景。

第二天，我代表六千名回国的战俘向慰问团做了报告，汇报了我们在集中营所受的残酷迫害和对敌人的坚决斗争；讲了我们对祖国的铭心刻骨的思念和早日回归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强烈愿望。

我本来准备好要冷静沉着地做报告，但当我一看到下面坐着的亲人们都用那么亲切、关切、急切、热切的眼光望着我时，我又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我刚喊出：“慰问团的同志们，祖国亲人们”就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在整个报告过程中，我不只一次停下来抑制自己的激动，掏出手绢来擦去我那出于对敌人的仇恨和对祖国的向往所涌出的热泪。最后我说：

“ 祖国亲人们，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了祖国的慰问，祖国的音信，祖国的温暖！我们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珍视祖国这两个字。祖国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在我们被迫离开祖国的的怀抱，受到异国的统治，付出了鲜血和青春之后才更深地理解了的一个概念。祖国是包括了许多具体内容的。她包含了许许多多我们所热爱、所追求的东西：有生我养我的亲人、故土，有给我以知识和智慧的灿烂文化与悠久历史，有我的老师、艺术家和善良勤劳的人民，有爱情和友谊、阳光和自由，有做人的尊严和为社会进行劳动创造的权利，而这一切恰恰是我们集中营生活中被完全剥夺了的东西。那时，这一切是如此遥远又如此珍贵！为了重新获得这一切，我们愿意忍受苦难，拼死斗争。今后为了祖国的富强，不再受列强的欺压凌辱，我们愿意再一次献出自己的青春、鲜血和生命！”

报告一结束，慰问团的同志们就围上来跟我握手，大家抢着说：“你们受苦了！你们真 是好样的！不愧是祖国的好儿女、你们仍然是最可爱的人！”

歌剧院的一个女同志取下她胸前的捷克英雄伏契克烈士纪念章给我别上。王昆同志擦着泪水对我说：“从你开口讲第一句话，我就止不住自己的泪水！”洪深同志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了勉励的话……

这一刻我觉得自己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得到祖国亲人这样的理解，那两年多承受的苦难仿佛都已算不了什么。我不禁想：祖国、亲人，为了你们，下次我还会作同样的选择。

过了两天，1953年９月13日，《 人民日报》报道了这次报告会，提到了我的名字。我的亲朋好友看报后才知道我并没有“ 失踪”，也没有牺牲。不久我就接到了他们写来的充满亲情的长信，讲了在我离开祖国后这几年祖国的巨大变化，和他们对我的深切惦念。

我在第一次读父母和未婚妻的信时，流了不少眼泪，不只是由于激动，更被她们多年来为我所承受的痛苦深深地触动了！

我方板门店和谈代表团的领导黄华同志也专门来为我们做了一次非常生动、丰富的国内外形势报告，给我们这些与世隔绝了两年多的“ 囚徒”打开了眼界，知道了我们的斗争原来正是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与进步的、风起云涌的伟大斗争的组成部分。

所有这些都极大地鼓舞着我们，也治愈着我们心上的伤口。孙振冠同志和我还被送去会见一起归来的朝鲜人民军战俘集中营总领导老朴同志和代表团团长老李。我们这些曾经生死与共的战友，站在自由坚实的土地上热烈地拥抱在一起，重温了我们之间国际主义的战友情谊，为我们曾一起并肩战斗、冲破了敌人设置的重重障碍，终于胜利回归而互相祝贺、互道珍重！

不久，其他战友被送回祖国，我们近３０名原集中营“ 共产主义团结会”的主要领导人和担任机要工作、文秘工作的同志被留下来全面整理我们在美军战俘集中营两年多来的经历和了解到的各方面情况。

后来又让我们参加“解释代表团”的工作，争取那些被敌人强迫扣留下来的中国战俘，能够利用他们被押送到中立区来接受“ 解释”的最后机会，冲破敌特控制回归祖国。

但我们完全没有料到，经过三个月的“ 解释工作”，在16000多名被强迫扣留的中国战俘中，竟然只有400多人拼死摆脱了叛徒们的严密控制，作为“ 间接遣返”的战俘从中立区归来。

这400多名难友回来时，那遍体鳞伤、悲痛欲绝的样子就像是从地狱中逃出来的，真是惨不忍睹。这又使我们再次看到了巨济岛那炼狱之中的熊熊烈火，想像出他们为了回国所做的艰苦努力和所付出的巨大代价。

1954年１月，“解释”工作结束，我们坐上火车，重新跨过鸭绿江，重新踏上了祖国的土地。

鸭绿江水还是那么碧绿，安东市却已焕然一新！桥头聚集了那么多手执鲜花、红旗的祖国亲人来欢迎我们！那一刻，我多么想跪下来亲吻这离别了三年让我朝思暮想的土地啊！

至此，在我的生命史册中特殊的一页完全翻过去了。历史在这一页上用炼狱之火烙上了深深的印痕…

资料来源：

《我的朝鲜战争一个志愿军战俘的自述》张泽石 著

北京：时事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