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完生日的第二天早饭后，大哥要我陪他上街去走一走。

出了大门，他眼睛望着地上说：“ 老三，Ｍ让你今天去找她一趟。”

我急忙转过身来望着他，想听他往下讲。

他却低着头只说了四个字“：你快去吧！”

我看他确实不准备再说什么了，就大步朝车站走去。刚跨了几步，又听见大哥在背后喊：“老三，你要坚强些！”我不想停下来，但还是转过身向他做了一个请他放心回去的手势，便跑去追那趟即将进站的公共汽车。

我赶到位于三里河的国家经委大楼，找到新迁来的地质部办公楼。传达室的那个老头看了我的复员证书后，仍不让我进楼，只拨了“总工办公室”的分机，告诉Ｍ：“下面有人找。”

那座蓝色琉璃瓦顶的建筑是当时在北京最雄伟的仿古楼群，人还未到楼前就已感到自己的渺小，何况还警卫森严！我站在金碧辉煌的宽大门厅的一个角落里等她，更加生出一些自卑感！

来了！她穿着一身整齐的蓝色“列宁装”出现在楼梯口，向下张望着，发现我靠着墙规规矩矩地站在那里等她，便匆匆跑下大理石面的阶梯向我走来。

“瘦了！苍白了！憔悴了！”我心 里喊着，觉得自己 腿在发

软，想蹲下去，我向后紧紧地靠在墙上。

她迟疑着，离我三步远停下来，只说了声“ 你来了！”那双已经明显红肿的眼里便闪出了泪光，那身子也明显地开始摇晃。一股强大的热流冲进我的心脏，我跨向前去扶住她，急速地向两旁寻找坐椅，靠窗有一排长椅但已有人坐在那里说话，还诧异地望着我们。

我轻声对她说：“ 我们到外面去吧！”她随我挪动着脚步，我挽着她的手臂走出大门，穿过马路，穿过西边那块已收割的菜地，来到从玉渊潭流出来的那条小河边。我们在河边土坎上坐下来，她把手臂轻轻地从我的臂弯中抽出来，两眼呆望着河沟里那混浊的流水，一句话不说。

从侧面看去，她那弯曲的背，那低垂的头，那滑到额下的几綹头发，那凹陷下去的面颊，那干裂发灰的嘴唇，无不诉说着这些日子她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和所经历的可怕的痛苦！我还有什么要问的，还有什么可抱怨的！

“Ｍ，你受苦了！”我长吁了一口气，冒出了这么一句话！

“ ……”

“你别担心我，我是从狂风暴雨中走过来的！”我一半是对着自己说。

“ ……”

“我愿接受你做出的任何抉择，只希望你千万保重自己！”

这是我这些天来反复想过的、一直想对她说的话！

她一下将脸埋进自己双手里，双肩剧烈地抽动起来。我猛地抱住了她，一阵深沉地鸣咽冲出我的胸膛。“老天，你对我们何其不公啊！”我望着铅灰色的天空欲哭无泪，欲喊无声！

她突然直起腰来，从肩上拿下我的手，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放在我手里，站起来掏出手绢擦干了眼泪整理了一下头发、衣服，头也不回地往大楼走去。

她就这么走了！我拿着她的信往起站了几次没站起来，更无力迈步去追回她了！

“一切都无可挽回了，我还要打开这封信么？”我回过头来，看着手里那封沉重的“ 判决书”，最后还是忍不住抽出了信纸，泪眼模糊地读了下去！

长黄：还是让我用你在地下党的化名称呼你。这个名字已深深刻在我的心坎上了。这个名字是和我走上革命道路，跟我入党、参军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名字能使我勇敢坚强，能使我冷静地提起笔写完这封给你的告别信……

长黄：不久前支部书记叫我去谈话了！告诉我组织上对我们的结婚申请做了认真的研究，对你的政治历史情况进行了认真的调查。他说正好你的学校在进行肃反运动，正在对你进行深入审查，他们在看了你的审查材料后，认定你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因此建议我认真考虑我们的婚姻问题！他说：“明确的讲，组织上有规定，若爱人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本人不得从事党内机要工作。”我申辨说：“你的历史问题组织上已做了明确结论，虽然开除了党籍，但还保留了军籍，仍然享受复员军人的政治待遇！”他说实际情况比我知道的要严重得多。

我问严重到什么程度？他说这只能由组织上掌握。我提出申请要求调离机要工作岗位。他说：“ 给你再明确点吧，按他的政治情况你若真要和他结婚，你自己就不能留在党内！你究竟是要政治生命还是要感情，你回去想好了再来告诉我。组织上还是尊重你本人的意见的！”

我转身要走了，他又叫住我说：“ 一个党员，党性强不强首先看她是否对党坚信不疑。你应当完全相信给他做组织结论的东北军区归管处党组织，完全相信正在进一步审查他的学校党组织，也要完全相信地质部党组织。在关键时刻决不能动摇这种信任！”又说：“组织上是一直关怀你，信任你的。送你上大学，毕业后又立即将你放在极其重要的保密工作岗位上。我们相信你不会辜负党对你的培养和信任，能够正确处理个人和党的利益之间的矛盾……支部书记最后还说他有责任提醒我，现在正在开展肃反运动，要求我更应该注意从各方面跟你划清界线，因为你还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长黄：六年前，在成都双流徐瓦窑那个茅屋里，你领着我宣读入党誓词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今天你怎么就离开了党？你怎么会离开党啊……

现在，党要我离开你，我该怎么办 ？？？？

为什么要相信党就不能相信你？

为什么要党就不能要你？

为什么所有的人，连你我的亲人都回答我只能要党不能要你，还都说这是为了我的前途着想？我甚至还可以肯定你自己也将给我完全同样的回答！而大家为什么都不想想失去了你，我的前途还有什么可着想的？

长黄：你常笑我脑子里有不少唯心主义的东西，要我成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但现在，我只能相信这一切全是命运的安排，我还愿相信有天堂，有来生，从而还能保留住我们再相爱的希望……

长黄：令生今世你要忘掉我这个软弱的女人！这个对你背信弃义的根本不值得你爱的女人！

对我唯一的安慰是深信你的坚强，你的勇敢，深信在这个世界上还会有比我好得多的女子来代替我，跟你生死相随，伴你患难与共！

最后的请求是，看完后毁掉这些不能见天日的字句！

她的字迹愈来愈潦草，且被斑斑泪痕浸湿而变得模糊不清。最后既未署名也无日期。

我己不记得我在那小河沟旁呆坐了多久，我只记得当时读完信后我竟然出奇地平静，似乎在心灵深处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早就在等着这个惟一可能的结局。我的心湖，已是狂风过去后的疲惫的沉寂，我的脑海，已进入暴雨结束后的凄凉的安息！

我感觉，那个曾经以“小天真“”、石凝“”、长黄 ”为化名的英气勃勃的革命者的生命，那个热情、豪爽、幼稚、浪漫的青年人的生命，至此完全结束了！

我企求，一个新的生命、如烈火中的凤凰涅槃，驻进我那正在变冷的驱壳！

1955年８月，我从深沉的痛苦之中挣脱出来，开始了建立新生活的奋斗。

回到学校，我到校党支部向书记兼校长赵峰汇报了我在婚姻问题上的遭遇，呈诉了我感受到的沉重思想负担。按照地质部组织上的说法我已经被视为投敌叛国分子，甚至是派遣回国的特务。我请求领导上对我的历史问题重新调查做出公正的结论。老校长说：“ 学校的肃反运动并未将你当成运动对象来审查，这说明学校党支部对你并无政治上的怀疑和岐视。对于地质部为什么那样对待你我们不清楚，也不同意。但我们无能为力。”

然后老校长语重心长地安慰我说：“ 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要经得起各种挫折和委屈。我知道你已经承受过很少有人经历过的严峻考验。我相信这一次你也能经受住。你还年轻，咱们学校青年女教师不少，还怕找不到对象？我都可以给你介绍一个。你要扔掉包袱，轻装前进，只要工作上做出成绩，政治上要求进步，自然会获得大家的尊敬，也一定能解决好个人感情问题！”

老校长的话真给了我莫大鼓舞，最重要的是给了我一颗政治上的“ 定心丸”。我向他表示了感谢和全身心投入工作的决心，并请求领导上给我重担，给我考验！

新的学年开始后，学校安排我教高一两个班的化学课，还担任高一１班的班主任。正好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专门为中学化学教师成立了函授班，我也报名参加了。函授班每月集中辅导两个半天，寒暑假集中面授及进行实验课两个月。

学校教师工会成立教师合唱队、话剧队、乒乓球队，我也都报名参加了。作为教师，每天我备课、讲课、听课，和同学们一起上自习课，为个别同学进行课外辅导；作为班主任，我组织主题班会，文艺晚会，带学生到野外秋游、野餐，对个别同学进行谈心和家访；作为函授班学员我阅读大学化学系规定的各科教材，完成作业；我还要参加教师的文娱体育活动。因而每天都工作到深夜，有时，星期天、节假日都不回家。

最开始我是力求用满负荷来占有我的全部精力和时间，不让自己身心有一丝空隙让那些烦恼痛苦钻进去！但却很难做到，不论多累，每晚一躺进被窝，Ｍ的影子必然要从心里跑到脑子里来。特别是周未回到家里，她用过的梳子、面油、睡过的被子、枕头、无不散发出我极为熟悉的她的体香，无不使我触景生情、见物思人。

尤其是到半夜她常进入我的梦里，或勾起我们往昔相爱的种种情景，或与我化为比翼鸟，化为连理枝，化为梁山泊祝英台从英台墓中翩翩飞出来的那双蝴蝶，这一切使我常从梦中惊醒，泪湿枕巾！我知道她已恋恋不舍地在我身边留下了她的魂！在那样的时候我耳边便响起她爱唱的《 秋水伊人》：

“ 望穿秋水，不见伊人的倩影；更残漏尽，孤雁两三声；往日的温情，只换得眼前的凄清；梦魂无所依，空流泪满襟，几时归来啊，伊人呀……”

每逢这不眠之夜，我便同样魂飞Ｍ而去， 第二天无论妈妈做多香的家乡菜给我吃，无论爸怎样陪我出去散步，或去浴池洗澡、聊天、劝慰，我仍难以打起精神。我内心常叹息：“祝英台既已去，梁山泊复何求！”于是又生出感慨：“ 新社会不应该重演梁祝悲剧……”

最后，我终于下决心把所有与她有联想的东西全部收起来请妈妈拿走！那拿不走的心里的记忆也深深地密封起来。

一个星期天，妹妹兴冲冲地回家来，后面还跟着一个长得相当漂亮跟她年龄相仿的姑娘。妹妹给我介绍说：“三哥，这是我中学同班同学小Ｂ，现在在北京师范学院化学系大专班学习，明年暑假毕业。她听说你在教高中化学，特来向你请教呢！”

那姑娘很大方地喊了声“ 三哥，你好！”

听她重庆口音挺重！我便说：“ 欢迎你来玩！你毕业后是回四川还是留北京？”

她答：“ 已经告诉我们这个班毕业后全留在北京教书，我也想留北京“！

“那你得把北京话学好！”

她马上改用京腔说：“那是当然，我是见了你这老乡才说家乡话呢！”

“没想到你才来一年多，普通话说得比我这个‘老北京’还地道！就凭这一条，你当老师就比我强！”她倒害羞了：“三 哥 ，你 过 奖 了！”

那天玩得挺愉快。妹妹送客人走后对我说：“ 三哥，小Ｂ怎么样？当我的三嫂成不成？”

我说：“我猜到你带她来的用意了，真难为你替我操这份心！但现在我刚开始工作，担子很重，不能分心呢！”

“谁要你分多少心了，星期天你总得喘喘气吧！你要是认为她还可以，那我就多领她回来玩几次，你们互相熟悉了解一下总行吧，人家又不会咬你几口！”妹妹那张嘴实在厉害。

我只好说：“ 行行，只要是你的同学、朋友，无论男女带家来玩，我都欢迎！”妹妹装着生气的样子说：“ 我才不带男的回家呢，下星期我还带她来。你一定得回来！”

妈妈笑眯眯地插话了：“ 下星期我还要你三哥替我买米买煤，他肯定得回家！”

我心想“：原来是你们合谋演出‘拉郎配’呀，”顿时一股暖流涌向心间！

那姑娘后来还来了几次。最后一次我听她跟妹妹说，她们班上正在试点发展党员，她已递了入党申请书，她作为班上的团支书很有可能第一批入党。我听了后，心里凉了大半截！我告诉妹妹无论如何要先给她讲清我的历史情况，特别是已被开除党籍之事。妹妹答应了。而小Ｂ也就再未来过。

这件事对我多少有些刺激，幸好我已经是“久经沧桑难为水”，它只促使我以更大的精力投入工作、学习！但我也明确意识到我内心那块空地必须尽快填实，否则，无论担子多重，工作多累，都无法去填补因失去爱而留下的空虚，都必然会影响我心理上甚至生理上的健康！

开学两个月后，我的工作和学习不仅走上了正轨且运转良好。我确信自己“ 立业”的任务已奠定了初步基础，便开始认真考虑“ 成家”之事！这时我那些在北京的一起归来的难友们知道我婚姻上遭到不幸，也都劝我：“重打锣鼓另开张！”、“拿出集中营斗争的勇气来主动出击！”

有位难友甚至说：“ 你跟我学，我知道自己的条件不怎么样，我找对象只要满足三个条件就成！”我问他哪三个条件？他说：“ 人、女人、活女人！”我听了好心酸！我们尽管落难，但还不致于可怜到这种地步！我想，除了政治上我不再找党员之外，其他条件我决不降低，除非自己也成了“ 人、男人、活男人！”。只是有一点我心里很清楚，那就是现在我找“ 对象”仅只是为了成个家，至于谈情、说爱、浪漫，对我已像是上个世纪的事，我自觉在感情上已经很苍老了！

为了找“ 对象”，我开始注意学校里的年轻女教师，我先着眼于新从师范学院分来的三位四川“ 老乡”。这不全是我家乡观念重，还因我希望成家后生活习惯合得来，可惜打听的结果是，一个有心脏病，一个已有男友，一个已婚。

在一次早操时，我遇到了老校长。他说：“听说学生爱听你的课，你们高一１班班风也很活跃，你干得不错嘛！”我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他又亲切地问我：“ 怎么样？找到对象没有？”见我摇头，他说：“ 语文组的小杨就挺好，要不要我跟你介绍一下？那丫头是我的同乡呢！”我说：“谢谢您了，我自己先试试吧！”他拍拍我的肩：“ 行，小伙子有志气！我等着喝你的喜酒！”

小杨正好和我同教研组的、我们尊称为二姐的王老师住同一宿舍，我从二姐那里了解到小杨原来有个男朋友在鞍山工作， 不久前 小杨还去 了一趟 ，但回 来后情绪 很不好 ，可能 ……

过了不久，在一次周未舞会上，我请小杨教我跳交谊舞，她欣然同意了。在跳舞中我说：“听说你暑假去东北探亲了，我等着吃你的喜糖呢！”她突然停下来，我一脚踩在了她脚背上。我赶紧说：“ 对不起，对不起！”她摇了摇头，又领我跳起来。等一曲终了，我们坐在一起休息时，她说：“以后请别再提那件事了。我和他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我真心地向她道歉：“太对不起了，我确实不知道……’，

乐曲又开始了，她站起来说“：我再领你跳一次吧！”这次我跳得极为小心，生怕再踩痛她那双穿着带襻的黑绒布鞋的秀气的小脚！那天晚上，我有点失眠了。

从那次跳舞以后，我就常去”二姐“ 宿舍借书、还书，谈新上演的电影，谈教师工会准备为庆祝校庆举办文艺晚会、“ 二姐”将在京剧“ 打渔杀家”中演桂英之事等等，当然也“顺便”看看小杨，也和她谈天。我发现她似乎并不讨厌我，如果去玩的还有其他男教师，她往往较多地把她那灿烂的笑容给了我，这开始增强了我的信心。

当学校表扬小杨的课堂教学并任命她为学校初一年级的“级主任”后，我偷偷地看了她的课表，并“擅自”去听了她一节语文课。我坐在她当班主任的那个初一１班的教室最后面，当她进了教室走上讲台，我跟学生一起站起来向她致敬时，她立即发现了我这个1.75米的高个子，她的眼晴显然亮了一下，但仍很沉着地开始了她的讲课。

实在说，我即使并不认识她，不带任何感情来听这一节课，我也得承认她的课讲得有声有色。她对字词的讲解和当即组织的学生课堂练习、对课文写作特点的分析，都很生动也符合初一孩子们的心理，课堂十分活跃。我望着她在台上那从容自如、对学生充满爱心的动人教态，心想：“真遗憾我不会雕塑，否则我将创作出一件多么感人的人民女教师的塑像来！”

正好学校教师工会为庆祝校庆，决定在文艺晚会上加演一出话剧，导演程老师在确定剧中一对夫妻角色的人选时，将我和小杨选上了。我自然是十分高兴，小杨在排练时也很投入。

我们因表演逼真获得好评，而我们的感情也更亲近了。从那以后我开始周未跟她一起乘车回城，星期天下午又约好一起坐车返校。我还发现每当学生的作文下来时，她总是在教研组内工作到很晚，我便自告奋勇等着她改完作文打着手电送她回宿舍。我们的感情发展得很快，到１９５５年底我们已经有点难舍难分了。这时我感到必须将我的“政治历史问题”如实地告诉她，请她认真考虑，早作决断。由于觉得难以启齿，便写了一封信，又买了一本伏契克写的《绞刑架下的报告》，将信夹在书里送给了她。

那封信连同她的回信我们一直珍藏至今。

尊敬的杨老师：

请充许我冒昧地写这封信给你！

我们相遇、相识、相知已半年多了。近几个月来，我从你的友谊中感受到人间还有真情，我十分珍视你的情谊。但我愈是希望能终生拥有你的友谊，就愈是害怕失去它，因为我曾经失去过一次爱，造成了我心灵上的巨大创伤。为了悲剧不再重演，我决定在向你提出我那种希望之前，向你呈述我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历史问题以及它可能带来的后果，供你认真考虑，作出抉择！几个月来我向你讲述了我的家庭，我的求学以及参加革命斗争的经历，只有这个问题我没有告诉你。在我们学校除了党组织之外还没有任何人知道。如果只打算做一般的朋友我也不准备向你公开。

你见我戴过抗美援朝纪念章，知道我当过志愿军，但不知道我是从美军战俘集中营里遣返回来的。我们部队在朝鲜打了败仗陷入重围，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我们这些没有被打死、饿死、病死的军人都被敌人俘虏！在战俘集中营里，由于我们拒绝背叛祖国、拒绝去台湾而遭到敌人的残酷迫害，我参加了集中营的地下党组织，领着难友们跟敌人进行拼死斗争，熬过了28个月的极其艰辛痛苦的集中营岁月。

没料到回到祖国后，我们一律被当作变节者对待。尽管我还是全体要求回国的志愿军被俘人员的总代表之一，也被开除了党籍。我原来的未婚妻因为她本人是做机要工作的党员，根据她们组织上的要求，竟然取消了和我的婚约！我的被俘和在集中营的详细情况无法在这封信里向你详述，但有一点我可以用我的人格向你担保：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党和祖国人民的亏心事！我的难友们也都可以为我作证。

然而，由于我毕竟已经被开除党籍，我的政治前途必将受到严重影响，我不敢向你保证我们在一起的生活一定是充满鲜花阳光。我更担心会有风霜雨雪，而我是决不愿给你带来痛苦的！

杨老师，我对此事已想了很久，才决定写这封信给你，但也许完全是多余的！那就请你将它烧掉，等于我根本没有写它！

如果可能，我盼望有你的回音，那怕只有几个字！

Ｚ谨 致

第二天，我就收到她托“ 二姐”捎给我的回信。我跑回宿舍急切地拆开读起来。

张老师：

读了你的信，我好激动！原来你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吃了那么多的苦，又受了那么大的委屈。如果你不说，我确实一点也看不出来。半年多来我看见了你的朝气蓬勃、对人诚恳、热爱生活、热爱党的教育事业！对于你在集中营的坚贞不屈，我不是凭你的保证而是凭我对你的现实了解而深信不疑的。

张老师：我以为自己是很幼稚的，我的家庭也很清贫，我两个哥哥都去了台湾，我不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比你强多少。半年来，你给了我好多帮助、鼓舞！

跟你在一起，我真的感到很高兴。觉得你就是我的亲哥哥，觉得有了依靠。我本是在艰苦环境中长大的，我不怕吃苦。张大哥，如果你不嫌弃我，我愿意一辈子跟你吃糠、咽菜、穿布衣、住茅屋！唯一的希望是你要永远对我好，不变心！行么？

小 妹 Ｅ敬 上

“ 我的天，我该怎么办 ？”读完信我又高兴又害怕，高兴的是这个世界上还有姑娘敢爱我，而且是这么好的姑娘！害怕的是她跟着我真能享一辈子福么？最后，我下决心，我要去爱她，我要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使她幸福！

于是，当那个星期天，我们一起进城，在下车要分手时，我问她：“我能去你家看望一下伯父母么？”她告我：她爸在天津上班不一定每周都回来，但妈妈在家，欢迎我去玩。

我高兴地立即跟随她到位于西城新街口北大街的她的家中。当她指着满头银发的老人说：“这是我妈！”我顺口喊了声“妈！”老人乐得合不上嘴，我却为自己脸皮甚厚而有些害臊了。

我偷眼看小杨，她也脸红了。我未来的岳母大人那天用油炸馒头片沾白糖来款待我，那个好吃呀，让我记一辈子！当她送我去车站回家时，也接受了过新年上我家去的邀请。

我兴奋地回到家里对妈妈说：“ 妈，过新年我要送您件最好的礼物，您猜猜是什么”妈看看我那难得高兴的样子说：

“你总不会给我带一个儿媳妇回来吧 ？”我一下抱住老人“：妈！您怎么猜得这么准？”妈指着我的鼻子说：“ 傻小子，你的脸上写得清清楚楚的呢！”爸在里屋说：“ 我一直在发愁何时能抱上孙子！”“ 明年！明年我给您抱一个孙子回家！”我满怀信心地大喊一声！

1956年的新年我们家过得非常非常愉快。兄嫂弟妹回来了。小杨表演了她那北方姑娘的高超手艺：一个人做全家八口人的饺子，从和面到把煮熟的饺子端上桌子，总共只用了一个钟头！我看得出来妈真的喜欢上这个未来的儿媳妇了！妹妹在我耳边憋了句京腔“：我三嫂真棒！”

春节，我冒着大风去小杨家里，将母亲给我留了好些年的一个订婚金戒指，戴在了她的手指上，我说：“ Ｅ！从现在起我要叫你小妹了，行么？”她泪光闪闪地点了头，第一次接受了我的亲吻！我想：“我们将一起去迎接未来，不论是艳阳天还是暴风雨，已经义无反顾了！”

1956年３月的一个星期天，我们北师大化学系函授班学员正集中在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教学楼的实验室里完成“ 分析化学课”的实验。快放学时，Ｍ突然带着一个游击队时期的女战友小杜来找我，真令我不知所措！小杜忙说：“我来北京出差，想见见你这个宣传队长，又不知你在何方，只好请Ｍ领我来了！”

我感到Ｍ在观察我的目光，便叫了声她地下党时期的化名，低头说：“你来了！”我没听到她的回话，抬起头来发现她竟是满眼泪水，这更使我惊慌起来。我面向小杜说：“我们出去走走吧！”

北师大化学系教学大楼是在原辅仁大学校园里，园内有花园、假山，我们找到凉亭的一角，坐在栏杆上。我问了小杜转业后的情况，为她能上完大学并在中科院四川地质分院工作而高兴。我说：“你们都已大学毕业，而我才大学一年级，并且还是函授班，真落后一大截了！”小杜认真地说：“ 队长，你是国家的有功之臣，我们哪能比呢！”

我苦笑着摇摇头说：“谢谢你还敢来看我，你可能还不清楚，从政治上说我已经不仅是块废料而且是个危险品！”这时，Ｍ站起来说她要离开一下，一会儿回来。

小杜对我说：“Ｍ是找你的，你对她干吗这样！她这次来是要跟你重归于好！”

“轰”的一声，我的脑子立即胀大了！

“真的！她跟你分手后并未同意跟那位司长结婚，而是一直坚决要求调离。前几天，组织上通知她东北大兴安岭地质队需要技术员，问她是否愿意去。她想，虽然大兴安岭条件非常艰苦，但这是摆脱那个鬼司长的控制与你重修旧好的机会，才决定来跟你商量。长黄，你一定要理解她的处境，谅解她做了那个不得已的决定。她的痛苦决不比你轻，你们的感情经过了那么多磨难，她是非常珍惜的，望你也能珍惜它！我们这些战友听说你们分手了都为你们难过！”小杜说到最后已是眼泪花花的了！

“……”我双手抱住脑袋，陷入了深深的惶惑、迷惘和一种伤疤被猛然揭开血流不止的痛苦之中。

“你说话呀，长黄！”小杜急了。

“小杜，叫我怎么说呢……你不知道这半年多的变化。我现在已经有了对象，而对方也是跟我一样在感情上曾受过很大创伤，我们是在一起互舔伤口而滋长着生活下去的勇气的。我怎能再给她以打击呢！”我的声音愈来愈低。

“原来是这样！”小杜也犹豫了，但随即摇了我一下说：“但是Ｍ呢？她刚刚燃起的一点希望之火就这么被浇灭？相比起来，你们的感情基础总是深厚得多，何况，你想过没有，同病相怜不一定就是爱情！”

“所有这一切都得让我好好想一想。请你告诉Ｍ，我后天下午在家等她好好谈一谈。”我站起来，发现Ｍ坐在不远处一块石头上，那姿态像是在听候判决，我的心再次感到刺痛，急忙离开了她们。

那两天，我思想斗争得十分激烈！Ｅ和Ｍ的影子交替在我眼前晃动。新情和旧谊、现实和理想、对方和自己、当前与未来，种种矛盾交织在一起，想过来再想过去，最后我极为艰难地做出了一个决断：说服Ｍ，为了她的事业，她的前途，她应当选择一个政治条件好，专业相同，能长期跟她一起工作、生活的伴侣。带着这个想法，我在第三天下午提前回到家里。先跟爸妈谈了Ｍ的新情况及我的想法，他们认为只能那样了。

晚饭后，Ｍ单独来了。我们立即出去，沿着长安街、南河沿、东华门散步，一面走，一面谈。

经过半年多的别离和最近两天的深沉思考，彼此都相当冷静了。先是我反复谈了我的想法，首先是有两个问题必须从实际出发；一是尽管她变换了工作地点，但我们政治上的差距未变，在北京她难以拿到组织上的结婚许可证明，到东北也不一定能拿得到；第二我由于不懂地质，又是那样的政治条件，调往地质队的可能性也不大，长期两地分居十分痛苦！当然我也详细地谈了半年来我是在什么情况下去追求立业、成家的。我实际上并不只是为了谋生，更重要的是在追求我的劳动的权利、爱的权利、生存的权利！我希望她能理解我为什么这么快就“ 另有所爱”，并且谅解我不愿再去伤害又一个无辜的、心灵也受过创伤的姑娘！

她开始一直听我讲，后来才谈她自己在断绝关系后的痛苦思考。她越来越后悔自己听从了那种“ 要把政治生命放在第一位”的劝告，并且她还发现确实有人在借题发挥、别有用心。她又单纯认为只要调离了 ＸＸ司，不受那位司长的控制，就能解决问题，因而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要求调动之上了。现在看来，一切都晚了。说着说着她哭了起来。我也十分难过，不知该怎样去安慰她。

夜深了，我们还冒着寒风在街上来回走，我们都意识到这一分开就是永别……

半夜，我们走不动了，停下来坐在街沿上，又冷、又累，街口已不见人影，只有昏黄的路灯将灯杆的影子淡淡地投在空寂的人行道上。

我终于挽着她回到家中。里屋还亮着灯，爸妈显然也没睡。两位老人是十分喜欢Ｍ的，肯定在为她终不能成为他们的儿媳而难过。Ｍ进家就放声大哭，喊：“ 爸爸，妈妈，我怎么办呀！我不愿离开你们呀！”

我抱住她，再也止不住自己的泪水。妈妈在里屋抽泣。爸说：“孩子们，别难过了！古人说，月有阴睛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真的古难全啊。古人才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小Ｍ，这儿永远是你的家，任何时候你来北京都欢迎你回家来！”

里屋的灯灭了，我拧了条热毛巾给Ｍ，让她擦了脸，扶她上了床。她好像孩子一样抽噎着，任我给她脱了鞋、脱了外衣躺下了。我关了灯没敢脱衣服就躺在她身边，脑子里一片空白。极度的疲劳终于把我们拖入了梦乡…

快天亮时，我突然惊醒，我感到她的滚烫的嘴唇压在了我的唇上，让我喘不过气来。我坐了起来。她在我身边喘息着说“：长黄！我要走 了，你再亲我最后一次吧！”

“ 啊！我的Ｍ，今生已不能共忱，来世一定同床！”我紧紧地抱住了她那剧烈颤抖着的身子，吮吸着她泉涌的泪水，迎接着她那疯狂的热吻，天地旋转了，时间长河停止了流动，我们死死抱在一起向着无底深渊坠落下去……等我再次醒过来，她已走了，永远地走了，只留下枕上无数泪痕！

1956年暑假来了，正好学校有一对老师要结婚，那位女老师是Ｅ的好友，动员她一起举行婚礼。那位男老师也来动员我。我是求之不得只怕Ｅ不愿意。我又拜托我们教研组的“二姐”去动员她，没想到Ｅ痛快地答应了。

好在那时婚礼十分简单；学校开了证明，我们骑车冒着雨去区里的婚姻登记站领了结婚证书。学校把我同宿舍的男老师迁走，在那间１０平方米的宿舍里，把两张单人床一并就做我们的新房了。妈妈来给我们的被子换上绸缎面。我们各人做了身新衣服，又买了一对新枕套和一条双人床单，便一切就绪了！

７月２０日那天举行了集体婚礼，老校长当我们的证婚人。当我们一起向他鞠躬时，他笑着对我说：“ 小张，怎样，我说你准能找到对象，没错吧？”又说：“ 我跟你建议找我们的小杨丫头也没错吧！但你要记住，你若欺负她，我可饶不了你哩！”我恭恭敬敬地向他敬了一支“ 大前门”烟表示真诚的感谢！

举行完婚礼，我去把Ｅ的衣服、书籍全部搬到“ 新房”里，我们自己的“家”就正式成立了！

那个新婚之夜，我们躺在打了补丁的蚊帐里，互相凝视着。我觉得自己好像在做梦！我想：“这就是我的妻子了！我们将要生儿育女，我们将共同走过我们在人世间漫长的路。那路是崎岖还是平坦的呢！但不论怎样我一定要珍惜她的爱，要和她一起走下去，直到我们白了头，直到我们离开人世……”

Ｅ问我干吗不说话，都在想些什么？我动情地把心里想的告诉了她！她把头埋进了我怀里……

几天后，爸出钱在王府井北面的翠华楼饭庄办了两桌酒席宴请两家的亲友，庆贺他的三儿子十分难得的婚礼！

婚后，我在妻子如水柔情的抚慰下，不只是感到人世原来还是有温暖的，还感到人生不那么阴暗了！Ｅ的纯真的爱情给了我奋起求生的巨大动力，我愿更加努力工作，让这个世界变得更温暖些！

度过蜜月，我以十分饱满的热情去迎接新的学年，承接了两个毕业班的化学课，一个毕业班的班主任工作。上学年我以全优成绩学完了北师大化学系一年级的课程，现在继续读二年级更深一些的专业课。

在新学年教师工会的换届选举中，我意外地被选任为学校教师工会的宣传部长。尽管工会工作只是业余的社会工作，但在我们国家按宪法规定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我这个没有资格和党员结婚的人，能够参加工人阶级队伍，还当上它的骨干分子，它的政治意义远远超过了我被评为优秀教师。我认为得到的那些选票不只是表明了群众对我的拥护，更重要的是表示了党组织对我的信任！我知道工会领导班子的人选是须经过党支部研究推荐的。这确实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想也许是我政治上又一个春天降临了！正是在这种想像推动下，我向学校党支部递交了一份重新入党申请书。

我在“ 申请书”中写到：“ 我自1947年加入党的队伍起，就一直深信中国共产党代表着祖国人民、代表着真理正义！当1951年我不幸被俘后，在敌人的战俘集中营里，我仍然冒着生命危险去寻找和参加集中营里的地下党组织，并为了坚持党的信念跟敌人进行了顽强艰巨的斗争。回国后，尽管我暂时离开了党，却无时无刻不期待着重返党的怀抱！我请求党考验我对党的忠诚，允许我早日回到党的战斗行列中来！”

我以相当多的精力去做好工会宣传部长的工作。我们教师歌咏队、话剧队、京剧队、篮球队、排球队、乒乓球队都很活跃。我自己作为乒乓球队主力队员之一参加了全区教师球类比赛。我们学校还拿了冠军。

1957年来了，那个春天似乎春光更加明媚。学校召开了我的班主任经验座谈会，区里组织听了我的毕业班化学总复习观摩课。而我的第一个孩子也在妻子腹中躁动着，“ 五一节”，Ｅ在妇产医院顺利地生下一个胖儿子，那是我们爱情之树上结下的第一个果子！

我陪着爸妈去妇产医院隔着玻璃门看望了Ｅ，她脸上那圣母玛丽亚般的笑容实在动人。这时我才知道梵高那幅著名油画是怎么画出来的了。当护士抱着肉团般的儿子隔着门给我们看时，那孩子手舞足蹈，宣告着他将具有跟他父亲同样活泼好动的性格！我转身对爸说：“去年新年我向您许的愿，让您今年抱孙子，现在实现了。请您给他取个名字吧！”

爸爸高兴地说：“ 这小家伙是我们张家的长孙，我得好好想个名字给他！”因为胃上长瘤子动了大手术刚出院的妈妈笑着说：“ 我还以为我见不到这孩子呢！原来是这孩子不让我这奶奶走呀！”

接着学校又给老师评级，我继上学年长了一级之后再次被提升一级，达到中教七级月工资增至70元。这是对我这一年的辛勤劳动和工作成绩给予的肯定和奖励！

所有这一切使我沉浸在幸福之中，唯一遗憾的是这时我愈来愈多地了解到外地许多和我一起被俘归来的难友们却处境非常艰难：失业、失学、失恋，有的甚至被劳教、劳改。

我跟当时在北京的几位难友商量后，由我起草联名向中央军委写了一封申诉信，叙说了大家当年在集中营为党和祖国所进行的斗争，反映了难友们目前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请求中央采取有力措施来改善难友们的处境。

我们认为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是我们的责任。没有想过也不知道这个行动将给我们带来什么后果，只以为国家形势已然好转，中央也许会改变对我们的政策。

我哪会想得到事情竟然完全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呢！

资料来源：

《我的朝鲜战争一个志愿军战俘的自述》张泽石 著

北京：时事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