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信泉（1912.3.26-1992.4.2），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三十九军军长。

湖南平江人，1930年参加红军，是我军一位有名的战将，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他率领部队从东北一路打到了镇南关。

吴信泉中将

朝鲜战争爆发后，吴信泉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三十九军军长，率领部队入朝参战。

三十九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自红军诞生之日组建至今完整保存下来的一支英勇善战的老部队，以善于打硬仗、打恶仗而闻名全军全国。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都是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军的主力之一。

在朝鲜战场上，这个军又是志愿军的主力之一。

在朝鲜战场上三十九军创下了“四个第一”：

第一次战役中，他指挥部队与美军激战于云山，首开中美军队现代历史上第一次交锋的纪录，重创美军的王牌部队骑兵第一师，歼灭“联合国军”2000余人，其中美军就有1800多人。

第二次战役中，他抓住机会，指挥第116师率先进入平壤，成为志愿军第一支进入平壤的部队。

第三次战役中，吴信泉指挥部队再拔头筹，率先攻入汉城，先头部队占领南朝鲜总统府。

第四次战役中，吴信泉指挥部队激战东线，第117师在向横城勇猛穿插的作战中，歼敌3300余人，其中俘美军800余人，创志愿军一次战斗生擒美军人数最多的纪录。

从朝鲜回国后，吴信泉相继担任过东北军区副参谋长，沈阳军区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92年在北京病逝，享年80岁。

1950年那个不平静的夏天。

我们军部驻扎在河南省漯河市。

刘震军长和吴法宪政委已调走，我任军长兼政委。

7月7日这天，吃过晚饭，我和妻子俞惠如带几个孩子，副军长谭友林和他的妻子鲁方也带着孩子，在树荫下乘凉。

只见军司令部作战科参谋李方明急匆匆地走到我跟前：

"军长，野司来电话，请你亲自去接。"

我回到房间电话机旁，拿起话筒，只听：

"喂！你是三十九军吴军长吧？"

"我是吴信泉。"

"林司令员请你迅速来武汉，有要事面谈。我们已经派好了轻油车，明早8点到漯河火车站接你……"

"知道了，再见！"

放下话筒，我忽然想起了13年前的今天——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发动了中国人民永世不忘的芦沟桥事变。

现在，林总这么着急要召见我，去武汉有什么要事呢？

我暗自思量起来：很可能与刚刚爆发的朝鲜战争有关，但没有想到要带兵出国作战。

这些天来，我以一个高级军事指挥员特有的习惯，每时每刻都在注视着朝鲜战局的发展。

当晚，我同谭友林副军长、李雪三副政委、沈启贤参谋长等人打了一下招呼，说去武汉，林总有要事交代，但没有表露自己心里想到的朝鲜战争问题。

第二天——7月8日清早，我带一名参谋和一名警卫员在漯河火车站登上野司派来的轻油车。

下午3时许，我来到了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司令员林彪在汉口的住宅。

林彪和第三政治委员谭政、政治部主任陶铸正坐在屋子里等着。

我穿着刚发下来的国防军绿色军装，戴着大檐帽，走上前去向他们敬了个礼。

他们握着我的手说："吴军长，你来得很准时呀！快坐下，快坐下。"

我便在谭政、陶铸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

林彪操着浓重的湖北口音对我说：

"信泉同志，今天请你来，谈谈你们军的行动问题。目前，美军已在朝鲜登陆，和朝鲜人民军僵持起来了。看来朝鲜战局有向北发展的趋势。同时，美军又占领了我国台湾。所以，整个形势日趋严重了……"

讲到这里，他稍稍停顿了一下，接着讲：

"东北现在没有什么正规部队，只有四十二军在北大荒垦荒生产，地方部队也不多。中央军委已经决定：调你们三十九和三十八军（在信阳）、四十军（在洛阳）同时开往东北，在辽南一带集结待命，一个星期准备。"

他回头望了望身后墙上的地图，继续说：

"你们军的一一五师在广西，把剿匪的事情交给留在当地的一五二师，直接开往东北。你们军的一一六师和一一七师在河南生产，立即停下来，收拢部队，抓紧时间做好准备，迅速北上。车运问题由总部直接安排，你们尽快编造好车运计划报总参……"

林彪说话的速度很慢，说话的声音很轻。

嘴里不时地发出"嗯、嗯"的习惯声音……

接着，谭政带着湖南湘乡的乡音对我说：

"部队往东北开，暂不要向下面讲出国作战，只讲加强东北边防，保卫祖国边防，朝鲜战争的局势很严重，加强东北边防，有备无患嘛。部队思想转弯又不能太急，要一步一步地转……"

随后，陶铸带着一口夹杂着湖南老乡话的普通话对我说：

"部队移防前，要把停止生产的工作搞好，认真地检查一下群众纪律，发扬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部队走了，要给当地政府和老百姓留下一个好印象……"

当林彪、谭政、陶铸向我交代完了任务后，我当即表示：回去后，坚决按照首长的指示办，停止生产，收拢部队，加紧准备，迅速北上。

我起身告别，于当晚返回军部。

第二天——7月9日，召开军党委扩大会议。

我传达了林彪、谭政、陶铸三位首长的指示，大家展开热烈的讨论。

参加会议唯一的师长张竭诚（一一五师师长王良太在广西指挥部队剿匪，一一六师师长吴国璋调到越南当军事顾问）发言说：

"我们坚决拥护和执行党中央做出的决定，虽然入朝作战地形不熟，语言不通，困难很多，但我们是有信心克服这些困难取得战争胜利的。"

这次会议确定了下列准备工作，确保部队按时向东北开进：

一、进行简要动员——只讲加强东北边防，不讲入朝作战；

二、收拢部队——命令回家探亲的干部战士立即归队，动员临时来队家属返回家乡；

三、结束生产——做好各种善后工作，尽量减少损失；

四、各单位普遍检查一次群众纪律——借群众的东西一定要如数还清，损坏的东西一定要按价赔偿；

五、作战部门赶紧编造车运计划——一面与铁路部门联系，一面上报总参。

眼看我就要带着部队乘军列北上了，我的妻子愈惠如于1950年7月18日生下了第7个孩子吴安平。

我望着她刚生下小孩子比较虚弱的身子，久远的历史镜头一个又一个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我们结婚到现在正好10年了，而我们夫妇在一起生活的时间还不到一半。

我常常想起我国著名的女作家谢冰心说过的一句名言："年轻时没有年轻过……"

老七安平这孩子降临在我们家三天之后，我就离开了他和他的母亲。

走前，我对她说："惠如，真对不起你，你每次生孩子我都在前方打仗，从未照顾过你。这次我又要走了，你在后方又要工作，又要照顾孩子，真够辛苦了。"

她说："信泉，我习惯了，你这次出国作战，不仅是抗美援朝，而且也是保家卫国，任务光荣的。我保证把后方工作做好，把孩子照顾好，你放心走吧！"

我听了她的所说，向她竖起大拇指就走了。

1950年7月21日，军直和一一六师、一一七师乘数十组军用列车从河南向东北驶去。

三十九军原为红四方面军的二十五军。

1932年，红四方面军到四川开辟川陕根据地后，留下红二十五军坚持鄂豫皖根据地，第二年经突围到鄂豫陕开辟新的根据地。

原根据地留下一些游击队由高敬亭率领坚持到1938年国共合作以后，成立新四军四支队，他任支队长。

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根据地，以劣势装备和兵力打了两个漂亮的大胜仗，消灭国民党十七路军的两个旅，开辟了鄂豫陕游击根据地。

1935年5月，吴涣先、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汇合后组成红十五军团。

接着，红十五军团以劣势兵力打了崂山、榆林桥两个歼灭战，巩固了陕北根据地，为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实现三大红军陕北会师创造了立脚点。

1935年10月底，红十五军团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打了直罗镇歼灭战。

1936年，红十五军团参加东征打阎锡山，然后又参加西征，打"三马"和胡宗南，都立下了战功。

在抗日战争中，红十五军团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徐海东任旅长，黄克诚任政委。

首先参加歼灭日本精锐部队坂垣师团的平型关大战，1938年4月配合一二九师粉碎日寇对晋东南的九路围攻，1939年又配合一二九师粉碎日寇对晋东南以长治为中心的大扫荡。

同年秋天，配合友军（国民党军）进行町店战斗。

1940年春天，三四四旅和冀鲁豫支队等组成第二纵队，下辖4个旅（新一、二、三旅和三四四旅），接着讨伐石友三，将其大部歼灭。

随后南下增援新四军开辟苏北根据地，包括盐阜、淮海两区，粉碎敌人从1941年至1943年对苏北根据地的大扫荡。

而后进行了高杨、阜宁以及两淮（淮阴、淮安）战役。

八年抗战，我军纵横驰骋、足迹遍及陕西、山西、山东、河北、河南、安徽、江苏等8省，部队发展到7万余人（主力部队与地方武装各3.5万人）。

1945年10月在黄克诚师长兼政委的率领下挺进东北。

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参加三下江南战役，歼灭国民党七十一军八十七师大部，给新一军以沉重打击；

在夏季攻势中，攻克怀德、大黑林子、昌图，歼敌1.5万余人；

在秋季攻势中，攻克彰武、温家台，歼敌1.5万余人。

我军参加辽沈战役，突破锦州，会战辽西，解放沈阳，歼敌6.8万余人；

在平津战役中，主攻天津，首占金汤桥，歼敌2.3万余人；

挺进华中，相继参加衡宝战役和广西战役歼敌1.2万余人。

我军在零下40度的东北严寒中，战斗在白山黑水之间，在炎热如火的江南原野上，不分昼夜追歼逃敌，从松花江一直把胜利的红旗插到了祖国的南大门镇南关上。

火车昼夜不停地行驶在津浦线上，很有节奏地发出"哐当、哐当"的重复响声。

每驶进一个车站，其他的客车和货车都给我们乘坐的军用列车让路。

我知道，这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自对全国铁路系统做出的安排。

那时候，连队干部战士坐在闷罐车里。

从连长、指导员、排长到各班的正副班长，还有全连的共产党员，都向战士做政治思想工作，最主要的就是做好巩固部队的工作。

东北战士和南方战士，相互之间提出了挑战应战，条件有好几项内容，其中有一项就是："不离开连队，不离开车厢……"

在一一七师三四九团二营四连的闷罐车厢里，谁都知道连部通信员董伯友的家在唐山，有的战士就对他半开玩笑地说：

"小董，车快过唐山了，你得自觉点。"

"放心吧！车过唐山时，我趴在小窗户上看一眼就满足了。"

董伯友说完，又去找到指导员宋焕祥说：

"指导员，我家就在唐山铁路边上。车过唐山我要是睡觉了，到时候你叫醒我，让我看看家房顶上的烟筒吧……"

结果，车过唐山时正好是半夜，宋焕祥和董伯友都睡得十分香甜，一觉醒来车已经到了山海关。

董伯友倒没有当回事，宋焕祥却向他一再表示歉意，心里一直为没有满足战士这种最低的要求而感到内疚……

1950年7月25日，军部乘坐的混合列车到达辽宁省辽阳。

各师部队到达辽南集结后，我和军里其他几位领导同志把工作安排了，便驱车前往沈阳东北军区司令部。

我走进了军区参谋长贺晋年的办公室，一见面，他就来了这样一番开场白：

"吴军长，东北是你们三十九军打仗最多的老地方。你们过去在这里打了不少漂亮仗，这里有很多你们的老朋友哟……"

"贺参谋长，有几件事情向你请示，希望能够尽快解决。"我毫无拘束开门见山地提出来。

"不必客气，你说吧！"

于是，我一口气把几件事一古脑儿地全都端了出来：

1．我们在河南休整时复员老、弱、病、残3000多人。军区答应拨给我们一个独立师的兵员班以下人员编入我军，排以下干部留地方继续扩军。

2.1948年打完沈阳时，我们师参谋长汪洋留在东北军区警卫师当师长。我们在河南生产时这个师的师长吴国璋又调到越南去当顾问。现在师长缺员，我们要求汪洋仍回一一六师任师长。

3．请尽快解决三十九军补充装备、马匹、大车、弹药。

贺晋年很注意听了我的陈述，一边听一边用笔记在本子上。

等我讲完，他说：

"吴军长，你提的这些问题都应该解决也可以解决。不过，火炮、弹药补充由军区炮兵直接管。我给你写一封信，你去找炮兵司令员万毅同志。"

1950年8月3日，我们召开部队到达辽南集结的第一次军党委扩大会议。

首先，我如实地把敌情告诉了大家：

美国军队以"联合国"名义发动了侵朝战争，仆从军队能来多少尚不知道，但美国有陆、海、空三军现役兵员120万人，已经在朝鲜釜山登陆的有装备精良的美二十二师、二十四师、二十五师，将要登陆的有骑一师，现在与朝鲜人民军在洛东江进行战斗。南朝鲜军队有首都师、一师、二师、三师、六师、七师、八师、九师，总兵力为15万余人，装备差，战斗力不强。

其次，友军情况怎样呢？

朝鲜人民军共15个师，加上地方部队共25万人，苏式装备的有3个师，参加过东北解放战争，有一定的战斗力。

根据现在和今后战局的发展，对人民军极为不利。

人民军与美、伪军在洛东江处于相持状态，美国继续增兵，加上他们强大的空军、海军，人民军难以挡住美国人的进攻。

因此，战火烧到北朝鲜的可能性极大。

但这场战争仍然是局部战争，不可能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即使是战胜国也打得精疲力尽，人民要求和平和医治战争创伤，也就是和平力量超过战争力量，任何集团不可能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我在军党委扩大会上正式传达：

基于上述估计，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四十二军计4个军和3个炮兵师，加后勤支援部队共计25万兵力，集结在中朝边境进行备战，随时准备入朝参战，支援朝鲜人民军抗击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侵略。

最后，我在这次会上提出了我军在集结中必须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做好准备打仗的思想动员工作。

我们军打了22年仗，每个指战员都希望战争结束过和平生活。

过去，我们对部队说，打败日本鬼子好回家；后来，我们又说，打垮蒋介石好回家。

现在，和平生活不过半年，又要重新走上战场去打美帝。

由战争转入和平不需要做多少工作，由和平转入战争，这是180度的大转弯，难度相当大，非要把大道理和小道理都讲得很明白不可；

第二，加速组织准备。

东北军区拨一个独立师兵员给我们军，迅速编入部队；加速维修补充装备，尚缺的车辆、马匹上报补充。

全军所缺干部迅速提升补充；组建军、师、团后勤民工担架部队，排以上干部从部队抽调解决；

第三，加强临战训练。

团以上干部由军办集训班研究美军作战特点及我们的对策；大力加强部队夜间师、团、营、连战术训练；重点是团以下的训练，技术训练着重射击、投弹、刺杀、土工作业，特别注意防空防炮训练；为适应国外作战需要，增强部队中的侦察训练。

第四，加强后勤保障准备工作。

充实后勤部队和干部，军司令部迅速制定部队本身携带弹药数量，军、师、团三级后勤携带基数、药品、战场抢救材料，军、师、团应携带数量，粮油盐除连队带足外，军、师、团后勤也应规定携带数量，由于处于国外作战，交通运输困难，难以及时得到补给，必须加强自身携带数量。

与此相应增加军、师、团大车编制，将所需增加的车辆、马匹数量报军区，请从速解决。

那时候，部队刚到辽南集结，出兵朝鲜问题还没有公开。

但部队中干部战士关于是否出兵的议论多起来了。

因此，我们对保密的要求也更加严格了。

当时，不管是谁，在给家人或好友写信时，都不准谈及出兵的问题，如有违犯就要受军纪制裁。

8月9日，我乘吉普车到安东（今丹东）十三兵团去汇报部队情况。

邓华、洪学智、解方、杜平等十三兵团领导人就住在这里。

我向他们汇报了我们军各师到达辽阳、鞍山一带集结的时间、地点和部队现有人数、武器、装备等情况，特别强调了干部战士的思想状况。

3天后，海军司令员肖劲光、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来到了东北，组织东北边防军。

肖劲光任司令员，肖华任政治委员。

8月13日，东北军区在沈阳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

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主持会议，肖劲光和肖华参加了会议。

高岗在会上讲了当前的形势和东北边防军的作战任务。

十三兵团司令员邓华就同美军作战的有关战术问题讲了话。

会后，肖华到三十九军检查和指导备战工作。

我在这次会上发言说："怕个熊，美国鬼子又不是三头六臂，我们把纸老虎当真的打就是了。打它个人仰马翻，给全世界人民看看。"

讲完了我问身旁的谭友林副军长："老谭，你有什么意见？"

"军长，你的话表达了我们三十九军指战员的心愿，我举双手赞成。说得好，说到了大家的心坎上。"谭友林说。

我们这支部队敢于胜利善于胜利，既能打运动战，又能打攻坚战，也能打防御战。

部队士气旺盛，有自我牺牲精神。

在整个解放战争中打的都是胜仗，部队中曾一度产生居功骄傲、自满情绪和本位主义。

在河南整训时，我们对这种不良倾向作了整顿，已有好转。

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雪三亲自布置了以美帝武装干涉朝鲜，侵占我国台湾，我们能否置之不理为中心内容的形势任务教育、仇美（仇视、蔑视、鄙视）教育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教育，各级政工干部深入连队和干部战士一起，结合形势，联系历史，举行控诉会，组办演讲会，看电影、听广播、参观图片展览，揭露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激发了对美帝的刻骨仇恨，明确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必要性。

我翻开当年的工作日记本，那里面记载着我军出国前的临战训练，是分两个阶段进行的：

第一阶段比较简单，主要是进行单兵技术，如射击、投弹、爆破、反坦克、土工作业训练以及班和战斗小组的战术训练。

第二阶段比较复杂，主要是进行从排到营的山地、村落、城市进攻战术演练。

我们组织各级指挥员反复学习毛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不但必须应用于战役的部署方面，而且必须应用于战术的部署方面。"

大家说：无论对付任何敌人都是战无不胜的法宝。

大家对林彪在指挥东北解放战争时总结出来的六个战术原则也很爱学习。

因为，许多指挥员那时在我军的前身"二纵",从战争的实践中亲身感受到：

"一点两面"（集中优势兵力于我主要的"攻击点"、勇敢包围至少两面）;

"三三制"（战术组织形式）;

"三猛战术"（猛打、猛冲、猛追）、"三种情况三种打法"（如果敌人守，就完成一切准备后再攻击；如果敌人要不退，先将敌人围而不攻，准备好再打；如果敌人退，就要猛追，不要等命令）;

"四快一慢"（向敌前进要快、抓住敌后进行攻击准备要快、突破后扩张战果要快、追击要快、总攻发起时间要慢）、"四组一队"（火力组、突击组、爆破组、支援组组织起来

成为一个战斗集体，这是当时四野参谋长刘亚楼总结出来的）,过去打国民党蒋介石很管用，今天把美帝纸老虎当真老虎打也同样是管用的。

洋刚回到一一六师当师长的汪洋，研究了美国军队的战术特点，亲自组织了一次成功的营进攻的战术训练在全师作示范演习，把指挥员的战术水平提高了一步。

汪洋还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红军对于打坦克的问题解决得比较好，于是在全师掀起了用炸药包、爆破筒打坦克的训练热潮。

我们军集训了团以上指挥员，沈启贤参谋长提出一个很好的建议：主要针对美军特点，结合朝鲜地理情况，做一个很大的朝鲜地形的沙盘，着重研究了美军战术和山地攻防，进行近战、夜战、打坦克、防空以及步炮协同问题，通过理论学习、沙盘作业、地图作业和实兵演习，提高干部组织战斗指挥战斗的能力。

这次集训的缺点，虽然对敌作战防空问题重视了，也想了一些办法，但主要是消极防空，如隐蔽、伪装、疏散、挖防空洞等，而积极地防空训练，即组织运用手中武器对空射击训练不够。

入朝作战之前，我们知道美国飞机厉害，但不知有多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