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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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858年，东罗马帝国皇帝米哈伊尔三世派基里尔和梅福季赴卡萨汗国传播基督教义。二人经过北高加索，对该地区的基督教发展提供了帮助。但此后，希腊人在北高加索的影响逐渐被罗斯教会取代。

1022年，特穆塔拉坎王公姆斯季斯拉夫击败了卡索格王公列捷吉亚。为了纪念这场胜利，姆斯季斯拉夫下令在特穆塔拉坎修建了一座圣母教堂。

特穆塔拉坎教区也成为俄国教会历史上第一个主教区。

当然，特姆塔拉坎公国此后逐渐走向衰亡，罗斯国家对北高加索地区的宗教影响并没有维持太久。

在北高加索，奥塞梯人是受到早期基督教影响最深的民族之一，这也是19世纪沙皇机构传教活动能在奥塞梯地区取得成功的原因。

俄国学界普遍认为，奥塞梯人早在公元10世纪便接受了基督教信仰。

比如，苏联史学家斯基茨基认为，阿兰人于921—925年间在君士坦丁堡牧首尼古拉·米斯吉科的主持下皈依了基督教。

当时，阿布哈兹王公格奥尔吉推动了阿兰人接受基督教的进程。

牧首米斯吉科在致格奥尔吉的信中说道：你在阿兰人等接受基督教洗礼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

希腊传教士耶夫费米曾为阿兰人施洗，在此之后阿兰主教区正式成立。该主教区逐渐演变为都主教区，成为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的第61个都主教区。

12世纪中叶，特穆塔拉坎罗斯公国走向衰落，此后该地信奉基督教的济希人归于拜占庭教会管辖。阿迪格人和阿兰人曾深受格鲁吉亚教会的影响。

格鲁吉亚女王塔玛拉试图通过基督教传教活动来加强格鲁吉亚在阿迪格人中的影响，女王的名声因此遍布北高加索山民地区。

根据书面文献记载，14—15世纪，在罗斯人和希腊人的影响下，切尔克斯人已属于东正宗教信徒。

即使在特穆塔拉坎公国灭亡及13世纪蒙古入侵后，阿迪格人与罗斯人之间的联系也并未中断。

据传，许多卡索格人和亚斯人加入了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的卫队。

13世纪，蒙古人征服了奥塞梯。以勇士奥斯为首的奥塞梯人希望通过复兴基督教来团结全民族反抗蒙古人的统治。

勇士奥斯统一了南北奥塞梯，并大力发展基督教。他派人修建教堂并刻下碑文记录自己的功绩。

然而，奥斯死后，一些奥塞梯人受其近邻卡巴尔达人的影响转而信奉伊斯兰宗教。

改信伊斯兰宗教的奥塞梯人开始毁坏东正宗教堂，并擦去曾刻在教堂墙壁和墓碑上的文字。

他们甚至毁坏了奥斯刻在奴扎尔教堂墙壁上的遗文。

从此，一部分奥塞梯人加入了伊斯兰宗教，一部分逐渐退回到多神教信仰，而剩下的名为基督教信徒的奥塞梯人实际上却信奉着一种混合着基督教、多神教和伊斯兰宗教的信仰。

北高加索基督教的衰落与伊斯兰宗教的传播密切相关。

长期以来，高加索地区最主要的意识形态矛盾就是基督教与伊斯兰宗教两大宗教之间的斗争。

大国之间的冲突与角力也使得高加索地区难以保持稳定不变的宗教文化状态。

早在5—6世纪，当时的两个敌对势力——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就开始在北高加索地区持续施加影响力。

实际上，这片土地吸引大国统治者的原因不仅在于丰富的自然资源，还在于极其有利的地理位置，该地区无论在军事战略还是经济贸易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拜占庭与波斯之间的斗争是为了控制“大丝绸之路”沿线，这对居住在该地区部落的文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公元7世纪，阿拉伯帝国如日中天，其版图西至大西洋，东抵印度。在与萨珊王朝和哈扎尔汗国的战争中，阿拉伯帝国的教徒涌入达吉斯坦地区。

8世纪的阿拉伯帝国版图北抵大高加索山脉，许多伊斯兰宗教信徒进入里海沿岸的杰尔宾特城，在该地建造清真寺。

这是伊斯兰宗教在北高加索最早的传播。

当时，杰尔宾特城成为北高加索伊斯兰宗教的大本营，许多伊斯兰宗教传教士从这里出发向北高加索其他地区传教。

11世纪，塞尔柱突厥人踏上达吉斯坦土地，从此苏菲派也在北高加索得到传播。经历蒙古统治后，北高加索的伊斯兰化逐渐深入。

从15世纪起，伊斯兰宗教已经成为北高加索最主要的宗教。

奥斯曼帝国的入侵使北高加索山民彻底伊斯兰化。在卡巴尔达地区，克里木汗曾强制该地民众信奉伊斯兰宗教。

不过，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比如当时的一些阿迪格人仍然坚持信奉基督教。

实际上，北高加索基督教衰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拜占庭帝国的覆灭。

此前，北高加索的基督教教区归属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管辖，教区的主教和许多神职人员均来自拜占庭。

拜占庭帝国灭亡后，当地教区极度缺少神职人员，人们的宗教活动难以维持，基督教的发展因此受到很大限制。

俄国兼并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后，卡巴尔达和切尔克斯封建王公们开始寻求沙皇的庇护。一些封建领主表达了效忠沙皇的意愿。

1559年，阿迪格使者来到莫斯科，向沙皇伊凡四世表示自愿臣服俄国。

1560年，伊凡四世与卡巴尔达公主玛利亚成婚，此后许多卡巴尔达封建主进入莫斯科宫廷任职并接受东正宗教洗礼。

1559年阿迪格使者访问莫斯科成为北高加索东正宗教发展的重要事件。从那时起，俄国东正宗教会开始与阿迪格人建立直接联系，并派遣神职人员前往当地。

然而，俄国此举却令土耳其人深感不安，奥斯曼帝国随后派出军队击败了维什涅韦茨基。

16世纪末17世纪初，即俄国混乱时期，俄国东正宗教会与北高加索山民之间的联系彻底中断。

此后，在奥斯曼帝国和波斯两个大国的渗透下，伊斯兰宗教在北高加索地区的影响日益加深。

俄国东正宗教在北高加索地区的传播起初得益于哥萨克移民现象。

从捷列克哥萨克到黑海哥萨克，沙皇机构在北高加索组建了庞大的哥萨克军团，以备军事战争之需。

在此过程中，北高加索地区东正宗教人口数量显著增长，由此加快了当地教会管理体系与神职人员队伍建设的步伐。

随着时机的成熟，俄国在北高加索正式设立了东正宗教主教区。

哥萨克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群体，其本意为“自由之人”。

一般而言，俄国哥萨克是指为躲避农奴制而逃亡至东欧草原南部地带的农民。

最初的哥萨克主要生活在顿河和第聂伯河地区，而后许多哥萨克又迁移至伏尔加河中下游、乌拉尔河沿岸及西伯利亚和高加索等地。

15—16世纪，南俄草原地区尚未得到国家政权的有效控制。

哥萨克在该地区逐渐形成了具有自治和军事性质的团体，他们选举一名“阿塔曼”作为首领，主要从事打猎、捕鱼及一些掠夺活动。这些哥萨克亦被称为自由哥萨克。

16世纪以后，俄国利用哥萨克能征善战的特点为国家驻守边疆、抵御外敌，自由哥萨克逐渐变成为沙皇服役的职业哥萨克部队。

哥萨克在俄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沙皇俄国开疆拓土、卫国戌边立下了“汗马功劳”。

因此，虽然一些人认为哥萨克是愚昧无知的野蛮人和强盗，但俄国历史上许多著名人物都给予哥萨克以高度评价。

俄国文学巨擘托尔斯泰称，哥萨克创造了俄国。

著名学者谢尔宾纳认为：哥萨克是俄国边疆的开拓者，国家边界的守卫者，是俄罗斯民族的捍卫者和东正宗教的斗士。

由此可见，对于沙皇机构而言，哥萨克的作用既体现在军事扩张上，也是东正宗教的有力传播者与捍卫者。

在俄国征服北高加索进程中，哥萨克是东正宗教信仰在当地滋生壮大的助推器。

如前所述，北高加索最早的俄国移民为逃亡而来的哥萨克，大部分定居于捷列克河流域，故而被称为捷列克哥萨克。

哥萨克的迁入显然会将俄国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习俗带入北高加索地区。

值得注意的是，与后来的黑海哥萨克不同，捷列克河流域的哥萨克通常是为躲避追捕自发移民至此的，因此他们所带动的东正宗教输入起初是一个自然过程，并非俄国的政务行为。

捷列克哥萨克的定居地距离山区不远，与北高加索土著山民的联系日益密切。

哥萨克经常向山民借用牲畜、马匹，并交流农作物的种植经验。

此外，由于大量逃亡而来的哥萨克并无家眷，因而很多人选择与当地山民通婚。

当然，哥萨克与山民的关系并非总是和谐的，双方经常发生争斗甚至军事对抗。

比如，车臣人和当地哥萨克时常为争夺捷列克河谷的牧场而大打出手。哥萨克和山民的村庄通常坐落于孙扎河和捷列克河河谷地带，且并排分布。

每当发生冲突时，哥萨克和山民之间通常都会采用相同的手段，比如袭击对方、偷走牲畜、烧毁村落等。类似的冲突在山脊哥萨克与车臣人之间时有发生。

另一方面，哥萨克与山民共同生活大大促进了双方的贸易联系和文化交流。

早期捷列克哥萨克并未受到俄国的管控，拥自己的自治管理模式，但沙皇机构很快便看中了哥萨克在帝国南疆的利用价值。

一方面收编他们作为哥萨克军以便实现征服高加索的目的，另一方面借助哥萨克推动俄国东正宗教在北高加索的传播。

1723年，沙皇机构将山脊哥萨克归入阿斯特拉罕主教区管辖，这实际上表现出俄国官方教会开始逐步在北高加索施加宗教影响。

1725年，捷列克河流域已经出现了4—6座教堂。

1735年，俄国在北高加索建造了基兹利亚尔要塞，后于1739年构筑了基兹利亚尔军事防御线。

显然，沙皇机构部署这些军事工程意在谋求其在高加索地区的战略地位。

伴随着要塞堡垒和哥萨克村镇的建立，北高加索地区的东正宗教人口和教区数量迅速增多。

由此可见，俄国对北高加索武力征服的同时往往伴随着宗教传播活动，军事行动与文化渗透相辅相成，成为俄国对外扩张的有效手段。

为尽量满足北高加索东正宗教徒的宗教需求，阿斯特拉罕主教区决定派遣可靠的神职人员前往当地处理宗教事务。

这些神职人员当时被称为“特派员”，负责在规定的“特派区”管理该地教会人员并组织宗教活动。

首位特派员是费奥多尔·伊凡诺夫神甫，他被委派监督当地的一个司祭级教区。

1732年，阿斯特拉罕主教向特派员下发指令，准许他们全权监督和管理地方宗教事务。该指令还要求山脊哥萨克首领不得对特派员进行任何干涉。

但是，这种做法实际上带来了严重不良后果，许多特派员经常滥用职权、为所欲为。

比如，基兹利亚尔特派员、费多托夫神甫就因受贿、勒索、非法逮捕哥萨克等罪行于1747年被解职。

在这种情况下，阿斯特拉罕主教区不得不对特派员的权力加以限制。

这种矛盾的状况反映出特派员管理模式存在明显弊端。不难发现，特派员制度其实是沙皇机构借助宗教手段管理北高加索哥萨克的方式。

哥萨克作为沙皇守卫边疆和军事扩张的战士，理应成为东正宗教信仰与俄罗斯文化的捍卫者和传播者。

然而，捷列克河流域的哥萨克与土著山民之间往来甚密，许多哥萨克渐渐融入山民的文化生活环境，接受了当地的风俗习惯，这种情况并不利于俄国在北高加索地区扩张势力。

因此，沙皇机构深刻意识到对哥萨克加强宗教管理的重要性。

当时，北高加索大片地区尚未被俄国兼并，当地也并不具备建立完善教会组织机构的条件，特派员制度虽然存在诸多问题，但却使得俄国教会可以直接参与当地教民的管理，从某种角度而言，这也是沙皇机构加强南部边疆治理的一种表现。

1779年，俄国教会在基兹利亚尔设立监督司祭一职，取消了存在几十年的特派员制度。

基兹利亚尔监督司祭负责管理亚速-莫兹多克防御线上的所有教堂及教民。当时，北高加索地区已有15座教堂，它们通常是为当地俄国居民建立的。

由此可见，18世纪晚期，俄国教会的管辖范围已经覆盖到北高加索部分地区，但这一时期该地宗教活动难以获得有效的管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极度缺乏神职人员。

1777年，亚速-莫兹多克军事防御线建立之初，北高加索15座东正宗教堂总共缺少神甫5人、助祭7人、执事9人、司事14人。

当时，一个神甫往往要同时管理多个相距甚远的教区。

另外，仅有的那些神职人员不但文化水平低下，而且穷困潦倒，经常因无法保障个人生活而向阿斯特拉罕主教恳求发放津贴。

总体而言，几个世纪以来，由于俄国哥萨克移民的大批涌入，北高加索的东正宗教人口持续增加，教会管理体系也渐渐地初具雏形。

然而，18世纪俄国东正宗教会在北高加索影响甚微，且并未形成完善的宗教管理制度，无论是神职人员队伍还是教会机构建设都尚未健全。

北高加索地区的东正宗教徒虽然归阿斯特拉罕主教区管辖，却因多重因素而长期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没有神职人员来为他们举行宗教仪式，没有足够的教堂供他们做礼拜，教徒们无法完成像受洗和终敷等许多重大仪式。

以上这些现象其实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首先，18世纪许多北高加索山民尚未臣服俄国，沙皇军队与土著民族之间冲突频繁，混乱的地区局势不利于教会管理该地的宗教事务。

其次，东北高加索的捷列克哥萨克虽然是东正宗教徒，但他们中间存在大量官方教会所排斥的旧教徒，后者也对官方教会的神职人员不抱好感。

此外，北高加索地理环境复杂，又与俄国本土相隔甚远。这些问题相互叠加，使得俄国的主教们对该地区望而却步。

据统计，整个18世纪，阿斯特拉罕的主教们仅有4次亲自视察过捷列克河地区。

其中，主教梅福季还在切尔夫廖纳亚村不慎身亡。可见，俄国在北高加索地区实现宗教管理十分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