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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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边疆”是一个地理和政治概念，它与国家相联系，专指靠近国界的领土。然而，学术界中对该术语的理解却是因人而异。

德国地理学家、地缘政治学开创者弗里德里希·拉策尔认为，边疆是国家、经济及民族领域的边远地区，各类物质资料在此进进出出，使得一个民族与国家得以生存。

另一位德国学者于尔根·奥斯特哈默则认为，边疆是一种在大的空间范围内形成的、并非局限于地方的、渐变式的接触情境形式。

在一片可以在地图上标明的土地上，生活着两个种族起源不同、文化取向各异的群体，他们大多是借助武力或武力威胁来保持彼此的交往关系，而不是通过某种统一的、至高无上的国家和法律秩序对其加以规制。

其中一个群体扮演着侵略者的角色，其成员的主要兴趣是对土地以及其他自然资源的占有和掠夺。

在英国语境中，边疆一般指国家或民族之间的政治界线，通常具有军事化性质。并且，边疆在空间上既可以是线性的，也可以是一片区域。

相比较而言，美国语境中的边疆则并没有界线的意思，反而具有“畅通区”或者“机遇之地”的含义。

这样，边疆更多地涉及与自然环境的冲突，而非邻国之间的矛盾。可以看出，人们对边疆概念的理解往往与其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发展紧密相连。

俄国官方文献中第一次使用“边疆”的概念是在第一代沙皇伊凡四世时代。

1582年，伊凡四世下令将罪犯发配到谢夫斯克、库尔斯克等“边疆城市”，当时这些地区的确位于俄国的边境地带。正是这位“恐怖的伊凡”开启了俄国漫长的扩张之路。

1552年和1556年，俄国先后兼并了位于伏尔加河中下游的鞑靼封建国家——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将边界向南延伸至里海北岸。

1581年，俄国哥萨克翻越乌拉尔山脉，揭开了征服西伯利亚的序幕。

至18世纪末19世纪初，俄国已是一个地跨欧亚美三大洲的庞大帝国，那些兼并而来的土地则成为帝国众多的边疆省份，其面积远远超过欧俄本土。

边疆之于俄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正如英国学者约翰·达尔文所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俄国已牢牢掌控难以治理的波兰，从而取得其伸入欧洲的突出部，为俄国心脏地带提供防御的堡垒，以及在大国外交中施力的杠杆。

乌克兰则已被打造成财富来源，俄国增强其在黑海地区商业影响力的工具，新兴小麦出口经济的发动机。

乌克兰的繁荣及其铁路网，有助于增强俄国对高加索边境地区的掌控，而高加索地区既是通往中东的路桥，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在伏尔加河流域外围形成天然防御。

1914年之前，里海沿岸的巴库周围发现油田，已为高加索增添了新的战略价值。

俄国的边疆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特点：首先，俄国边疆大多为少数民族居住地，具有多民族色彩。

帝俄广阔的领土上生存着拥有不同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化的各类民族群体，新兼并土地上的原住民成为俄国的少数民族，被称为“异族人”。

因此，俄罗斯帝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俄国大部分异族人生活在边疆地区，帝俄边疆也通常被称为“民族边疆”。

20世纪初，俄罗斯帝国的疆域已超过两千多万平方千米，而非俄罗斯民族人口占比达到55%。

俄罗斯帝国主要的民族边疆包括芬兰大公国、波兰王国、波罗的海沿岸、乌克兰、高加索、中亚、西伯利亚等地。

除了少数自愿并入俄国的地区之外，俄国对民族边疆的兼并基本依靠军事征服。

其次，俄国的许多边疆具有殖民地性。与英、法等开拓海外殖民地的国家不同，俄国对外扩张的特点是基于本国领土向外延伸。

俄国征服西伯利亚、高加索和中亚等地区无不是觊觎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因而俄国开疆拓土的过程是典型的殖民扩张行为。

19世纪下半叶，即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时期，这些边疆地区充当俄国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

同时，沙皇机构对边疆少数民族普遍推行俄罗斯化政策，并在个别地区采取军事高压管理的模式。

毫无疑问，这些边疆地区从性质上属于俄国的国内殖民地。

最后，俄国边疆地区的殖民地性和多民族性决定了其存在严重的不稳定性。

俄罗斯帝国的多民族特质、社会团结的脆弱性、薄弱的基础设施，时时在提醒最高统治者：若没有独裁统治这个“钢骨架构”，庞大帝国可能一出现争端迹象就会崩解。

德国当代历史学家于尔根·奥斯特哈默认为，殖民统治中心与边疆之间的关系永远充满矛盾。

边疆总是处于动荡之中，因此对帝国而言，它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威胁。它所威胁的是帝国在完成征服之后所面对的首要任务：维护秩序与安定。

因此，俄国想要管理好如此庞大且复杂的多民族边疆地区绝非易事。

俄罗斯帝国的边疆治理模式历经了漫长的演变过程。

边疆地区在地理环境、民族构成和宗教文化等方面各具特点，俄国因而采取不同的方式加以治理。

维护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有效联系并确保边疆地区的稳定是俄国历史发展中永恒的主题之一。

对于俄国统治者而言，武力征服或许只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便可完成，但后续如何治理诸多形色各异的边疆地区却成为一直无法彻底解决的难题。

自俄罗斯统一国家形成以来，沙皇专制统治下的中央集权制度不断强化。

18世纪初，彼得一世废除衙门制度，将全国划分为省、州等行政单位，派遣亲信担任地方总督，大大加强了中央对地方政权的控制力。

从此以后，俄国历代沙皇虽然多次对地方行政制度进行改革，其目的终究是为了更好地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帝国的稳定发展。

在此基础上，沙皇机构并未制定统一的边疆治理模式，其边疆统治制度不仅因地区而异，且在不同历史时期也时常发生变化。

19世纪，沙皇机构制定边疆治理政策多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根据各边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程度、民族文化特点、地缘战略意义乃至并入俄国的方式和过程等进行综合考量。

在俄国统治阶级内部一直存在两种声音，一部分人主张将边疆异族人地区纳入全俄统一的行政管理体系，以便建立完整的帝国政治和文化空间。

另一部分人则承认不同民族地域的特殊性，认为在边疆行政及司法管理上遵循地方传统。

这两种思想的矛盾实际上是俄国边疆治理始终难以走出的困境。

拿破仑战争期间，俄国向西进一步扩张，导致边疆地区与内地省份之间的文化差异日益扩大。沙皇机构所面临的处境也与以往截然不同。

在那些新兼并的地区，当地的上层精英——波兰和瑞典-芬兰的贵族、比萨拉比亚的波雅尔及格鲁吉亚王族，历史上长期以来与各种不同的国家打交道。

这些贵族精英们非常珍视其自治传统，并且这种自治与俄国地方贵族所经历的相去甚远，因而他们有着很强的文化优越感。

因此，沙皇机构起初给予一些西部边疆地区较多的自治权，这种治理类型最典型的是芬兰大公国和波兰王国。

1809年，原属瑞典一个偏远省份的芬兰正式并入俄国。

同年3月28日，沙皇主持召开芬兰议会，宣称自己为“芬兰大公”，并保证不破坏芬兰原有的法律基础，保留芬兰臣民所拥有的各项基本权利。

此后，芬兰在俄国统治下享有广泛的自治权，主要表现在：芬兰拥有自己的议会——地方自治代表会。

拥有自己的管理体制和仅仅只有芬兰机关工作人员的司法制度，这些工作人员仅服从于作为沙皇代表的总督，不臣服于俄国中央部门。

没有议会的批准，任何一项涉及芬兰内部制度的法律都不能实施；沙皇委派的芬兰总督拥有对所有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监督的权力。

芬兰在行政和司法上的自治程度超过了瑞典统治时期。这实际上是俄国统治者渴望获得芬兰贵族精英的忠心而做出的让步。

正因如此，一些俄国学者甚至认为，芬兰大公国是与俄国拥有平等地位的王朝联盟。

这种观点忽视了一个明显的事实：芬兰自治的前提是当地事务全都处于沙皇的权杖之下。

自1809年芬兰议会后，直到1863年该会议从未再次召开。这也反映出芬兰自治在很多方面都是表面文章。

大改革时期，芬兰自治权得到进一步扩大，这也不可避免引起沙皇机构的担心。

此外，波兰起义给俄国统治者敲响了警钟，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兴盛使得俄国最终走向保守的对内政策。

从亚历山大三世时期开始，沙皇机构一直试图限制芬兰的自治权利，防止芬兰内部滋生反对俄国统治的民族主义力量。

波兰王国是另一个享有自治的俄国边疆地区，这种情况持续到1831年。

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亚历山大一世的外交手段取得成功，建立了俄国统治下的波兰王国，沙皇本人也成为波兰王国的沙皇。

起初，波兰的自治体系要比芬兰更加完善。

新成立的波兰王国拥有自己的宪法、议会、军队和货币，在性质上属于君主立宪制国家，只不过该国家的国王和行政首脑是俄国沙皇。

波兰王国的立法权归俄国沙皇和议会所有。除此之外，俄国在波兰设立总督一职，多数情况下波兰总督成为沙皇在该地区的全权代表。

事实上，波兰王国的自治地位在现实中却大打折扣，其内部事务受到俄国统治阶层的严重干预。

比如，波兰议会的上议院议员必须由沙皇任命，作为波兰国王，沙皇在议会中拥有绝对否决权。

此外，亚历山大一世还任命其弟康斯坦丁大公出任波兰王国军队司令，代其统治波兰。

这样一来，波兰的自治权利和宪法原则经常遭到限制和侵犯。

显而易见，俄国的专制集权与波兰的政务制度无法兼容，沙皇机构也逐渐意识到，若要保障西部边疆的安定，给予波兰人太多的自主权并非明智之举。

另外，国家和民族独立地位的丧失对于波兰人而言一直是难以解开的心结。

波兰人通常面临两种选择：一是接受俄国提供的方案，在这个框架内与俄国人和平竞争，以推动本民族的发展；二是可以在必要时通过武力恢复自己的独立地位，重建多元文化国家。

因此，波兰人一直在适应俄国统治或者起身反抗这两个极端中间摇摆，并不存在接受俄国同化这一选项。

俄国对此的反应则是要么妥协，要么压制，但却从未给予波兰人真正的独立。

随着时间的推移，波兰人的反抗意识愈发强烈，终于在1831年发动起义。这场运动最终导致波兰丧失了原有的自治权利和政务制度，波兰王国被列为俄国边疆省份。

1863年起义则彻底浇灭了波兰渴望获得自主权的希望，随之而来的是沙皇机构的强制俄罗斯化政策。

波兰命运的前后转变也是俄国边疆治理政策变动的直接体现，专制皇权下的俄国始终无法调和中央机构与异族地区的诸多矛盾，最终只得选择以同化和压制的手段延续帝国寿命。

与芬兰和波兰不同，作为东部边疆的西伯利亚一开始便被纳入俄国统一的行政治理体系。

1708年彼得一世推行地方行政改革时成立西伯利亚省作为全国八大行省之一，首府设在托博尔斯克。原先的西伯利亚衙门改组为西伯利亚省驻莫斯科办事处。

至18世纪末，西伯利亚行政机构几经调整后，分为托博尔斯克省和伊尔库茨克省。

19世纪20年代的斯佩兰斯基改革是西伯利亚地方管理体制发展的重要事件。

斯佩兰斯基是俄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起初深得亚历山大一世的信任，成为沙皇身边的重臣。

斯佩兰斯基试图在俄国推行一系列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改革，因而遭到传统贵族阶级的反对，从而失去沙皇崇信乃至被流放。

1819年，结束流放生涯的斯佩兰斯基出任西伯利亚总督，在对该边疆地区深入考察后，决定全面整改西伯利亚地方管理体制。

1822年，沙皇机构批准了斯佩兰斯基主持编纂的10份法律文件，其中包括《西伯利亚各省管理章程》、《异族人管理条例》、《流放犯人条例》等，涉及西伯利亚地方治理的方方面面。

经过这次改革，西伯利亚边疆分为西西伯利亚总督区和东西伯利亚总督区，总督区下设省或州等次级行政单位。

总督是总督区的最高首脑，具有全权处理总督区内经济、行政和司法审判问题的大权。总督区设立监察咨询机构，对总督起着牵制和制约的作用。

斯佩兰斯基改革优化了西伯利亚地方管理模式，也使得该地区能够更好地融入俄国地方行政系统。

然而，沙皇机构在西伯利亚边疆治理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其中流放制度和“惩罚式垦殖”政策长期存在，给西伯利亚带来无尽的苦难。

俄国视西伯利亚为殖民地，大肆开采自然资源，限制当地工业和贸易发展，使其成为欧俄地区的经济附庸。

再者，西伯利亚远离俄国权力中心，这使得地方行政官僚贪污腐败、滥用职权的现象极其严重。

因此，尽管斯佩兰斯基实现诸项改革措施，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西伯利亚边疆的殖民地属性，最终导致该地区分离主义思想的滋生。

19世纪中叶，以格·尼·波塔宁和尼·米·亚德林采夫为首的西伯利亚地方主义运动兴起，西伯利亚知识分子们渴望摆脱欧俄地区的束缚，寻求经济自主和政治自治，甚至一度主张西伯利亚脱离俄国实现独立。

西伯利亚地方主义思想的长期存在反映出俄国中央与边疆矛盾的不可调和性。

笔者认为，俄国边疆地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沙皇专制统治下俄国内外政策变动等情况决定了其边疆治理模式存在地域上的制度差异和时间上的动态变化。

当然，如果抽丝剥茧，也不难发现沙皇机构各个边疆统治政策的共同特点。

其一是中央集权化，无论是自治模式，还是统一行政体系，地方政权均牢牢掌控在沙皇手中，中央机构之于边疆地区而言拥有绝对的核心权力。

其二，俄罗斯化。如果说19世纪下半叶之前，沙皇机构还对许多异族人保持宽容的民族政策，那么此后大部分边疆地区都毫无避免被安排上俄罗斯化的命运。

俄国的语言、宗教、学校教育成为边疆同化政策的有力武器。

其三，一体化趋势。沙皇机构对待各边疆地区所采取的治理措施虽然不尽相同，但其最终目的是建立帝国统一的政治文化空间，实现全国行政与司法管理的一体化，当然俄国统治者直到帝国解体也未能如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