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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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统治阶层一直主张通过宗教传播来同化这些教徒，以建立统一的俄罗斯文化空间，维护帝国边疆的稳定。

沙皇机构早在18世纪就尝试在高加索地区开展东正宗教传教活动。

奥塞梯神学委员会及莫兹多克副主教区的成立与变迁是俄国施加宗教影响的具体表现。

高加索战争爆发后，俄国政权与山民武装之间的冲突升级，双方所属的不同文化阵营给这场战争赋予了浓重的宗教色彩。

因此，在战争期间，东正宗教传播一直是俄国统治阶层关心的问题。

19世纪上半叶，时任高加索军司令叶尔莫洛夫提出应重新整顿北高加索地区的传教活动。

这一方面是因为奥塞梯神学委员会工作效率低下，另一方面是因为境外宗教势力的影响日益引起这位俄国将领的关注。

比如，叶尔莫洛夫认为，西方传教士们会对征服高加索和基督教传教事业带来负面影响。

他极力主张驱逐在北高加索印古什地区的苏格兰传教团。

1827年，叶尔莫洛夫在公函中写道：毫无疑问，在山民中普及基督教可以驯服这些未开化民族的蛮性，培育他们应有的道德修养。

然而，在国家政务层面，促使当地民族的思想文化和风俗习惯融入我们的社会才更符合俄国利益。

从这方面而言，外国传教团恐怕无法达到目的。

此外，叶尔莫洛夫强调：如果吸引外国传教士在俄国领土上传播基督教，这无异于向欧洲其他国家承认，俄国的神职人员不具备传教的能力和手段。

叶尔莫洛夫的担忧基于复杂的战争背景。

俄国征服高加索地区不仅遭到奥斯曼帝国和伊朗的抵制，同时也触犯了英国为巩固全球霸权的战略利益。

高加索战争期间，英国曾在山民地区从事间谍活动，希望推延战争以拖垮俄国军队。

这样的情况使得俄国不得不提防来自境外的宗教团体及传教人员。

因此，为防止外国传教势力的介入，叶尔莫洛夫提议组建俄国自己的传教机构，专注于希腊-俄罗斯信仰的传播事业并负责管理奥塞梯神学委员会。

叶尔莫洛夫的建议随后被呈报给沙皇尼古拉一世，沙皇责令圣主教公会总监梅谢尔斯基和内务部官员兰斯基合议此事当如何执行。

经过讨论，俄国统治阶层通过了建立传教组织的提议。

1829年4月13日，沙皇尼古拉一世给圣主教公会下达了《关于在高加索建立由神职人员组成的希腊-罗马信仰传播协会》的法令。

根据该法令，由格鲁吉亚主教担任新成立的传教协会领导，奥塞梯神学委员会归该传教协会管理，且委员会成员只能由正规的传教人员组成。

随后，神职学校委员会收到名为《关于在高加索传播希腊-罗马信仰的实施》的补充法令。

该法令重点对传教人员培养和神职学校教育等方面做出规定，比如：须对梯弗里斯神学院及其下级神职学校的课程教学做出调整，开设专门的传教人员教育培训班，并增添山民语言教学。

神学院和下级神职学校应招收山民学生并为其提供公费培训。

此外，还需在山民区各教堂建立教区学校，开设基本的识字和神学课程。

在这些学校里，俄语作为国语成为主要的授课语言，教师则必须由当地神职人员担任。

为激发教区学校神职人员的教学积极性，当地教师薪俸的多少取决于其教授的学生数量。由此可见，沙皇机构已经意识到培养传教人员和向山民普及俄语的重要性。

俄国将建立传教组织的相关事宜委托给格鲁吉亚教会负责。

1834年，格鲁吉亚大主教叶甫盖尼提交了一份报告，详细陈述了自己对建立传教协会的看法。

他在报告中提出三个基本任务：首先，应对之前的神学委员会和传教人员活动的历史进程加以梳理。

其次，在深入研究后得出此前传教活动收效甚微的真正原因。最后，找到更为有效的传教方式，以便开展传教协会的工作。

大主教叶甫盖尼列举了此前传教活动存在的诸多消极因素。比如，传教人员自身行为存在严重问题。

许多传教士利欲熏心，打着机构的幌子搜刮钱财，几乎从未离开基兹利亚尔城去山民中间传教。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传教地点往往位于交通不便的偏远地区，与教会管理部门相隔甚远。

这使得派出的传教人员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管控，助长了玩忽职守的风气和罪恶行径。

另一方面，神学委员会采用的传教方法极为不妥。

传教人员向山民宣传，只要皈依基督教，便可免交赋税乃至不受法律约束。这样的方式无法使真正的基督教义深入人心，只会诱导山民崇尚利己主义。

此外，在叶甫盖尼看来，神学委员会传教活动的覆盖范围狭小，在许多山区和峡谷地带以及格鲁吉亚军事通道附近几乎看不到传教人员的身影。

因此，叶甫盖尼认为，大主教多西费管理下的神学委员会完全偏离了该组织建立的初衷，不仅毫无益处，反而贻害不浅。

叶甫盖尼从神学委员会的失败中吸取经验，为传教协会的筹建工作提出了八项重要任务：其一，挑选传教人员，并为其提供教育培训。

其二，研究出适用于观念落后、思想偏激的山民最有效的传教方式。

其三，对传教人员的生活起居和传教行为进行严格监督。其四，禁止除东正宗教以外的其他宗教传教活动。

其五，确立教会与地方机构协同机制，方便推进传教协会各类工作的展开。

其六，促进山民与俄罗斯人之间最大限度的互融互通。其七，对山地民族相关情况和信息进行真实可靠的调查。

其八，采取有效措施优化传教协会的人员构成和职能分配，确保传教协会的影响力覆盖整个高加索地区。

在以上几项任务中，叶甫盖尼认为传教人员的选择问题是重中之重。

无论是从政务角度还是道德方面，传教人员都应从大学或者神职学校里的俄罗斯人中挑选。

叶甫盖尼强调，这种选人方式包含政务因素。在这位大主教眼中，那些名义上承认俄国统治的山民内心并不屈服。

只有通过宗教教化的方式才能使山民融入俄国社会。向山民灌输东正宗教教义可以增进他们对国家的尊敬和认同。

叶甫盖尼还提到，传教人员应该学习国家和边疆地区的历史，以及基本的医学知识尤其是外科医学。

山民一般非常敬重精通医术之人，因此叶甫盖尼认为，传教人员学习医学可以为山民治疗疾病，以获得他们的好感与信任。

此外，传教人员掌握土著民族的语言文化知识也极为必要。

显然，叶甫盖尼主教在前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发展了一套系统且完整的传教理论。

然而，尽管得到沙皇机构的全力支持，叶甫盖尼筹建传教协会的计划却迟迟难以实施。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北高加索地区局势的恶化，穆里德运动的兴盛和沙米尔政权的建立迫使俄国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对山民的军事征服上。

俄军与山民反抗势力之间的战争极为焦灼，波及了北高加索大片地区。

这种情况严重阻碍了俄国在当地传教事业的发展，建立传教协会的计划也遭到搁置。

19世纪40年代，高加索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

俄国投入大量兵力与沙米尔武装力量作战，军事对抗成为北高加索地区的主旋律。

即便在这样的背景下，沙皇统治阶层也并未将建立传教协会的想法抛诸脑后。

现实条件虽然使该项计划难以尽快实施，但有关在山民中传播基督教的问题仍然受到极大关注。

1846年，俄国官员别吉切夫制定出一份《关于在高加索一些山民中传播基督教的方案》。

他认为，山民的信仰是阻碍俄国在高加索取得成功的唯一绊脚石。

我们应当重视这一点并为此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因为这对我们来说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别吉切夫在他的方案中同样提到建立传教协会的重要性。

19世纪20—40年代，关于在高加索成立传教协会普及东正宗教信仰的建议和方案虽然层出不穷，但沙皇机构始终未能完成这项计划。

俄国学者西塞曼曾直言：20多年间，尽管有许多人试图在奥塞梯神学委员会框架外做出新的尝试，但山民地区基督教的复兴和发展事业几乎没有丝毫进展。

19世纪中叶，高加索总督巴里亚京斯基重新提出在高加索建立传教协会的计划。

1857年，巴里亚京斯基向沙皇递交报告，表达在高加索建立东正宗教传教协会的必要性。巴里亚京斯基指出，基督教曾在高加索地区得到广泛传播。

但是，山民对基督教义缺乏正确的理解，经常和原始多神教概念混为一谈。

与生俱来的野蛮秉性使他们逐渐脱离了自己的信仰，只留下对那些历史遗址的盲目崇拜之情。

同时，伊斯兰宗教的传播则加速了基督教的衰落。

他强调，在三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伊斯兰宗教竭尽全力使山民成为它的信徒，如今，伊斯兰宗教信徒已经遍布高加索山区。

在巴里亚京斯基看来，伊斯兰宗教更容易被野蛮民族所接受，因为古兰经并不要求人们努力超越自己的本性，相反却纵容情欲、享乐、仇恨、杀戮等强盗行径。

随着穆里德运动的兴盛，伊斯兰宗教在北高加索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巴里亚京斯基认为，至少从政务层面而言，在山民地区复兴基督教信仰具有重要意义。

为此，应该重建教堂、培养精通山民语言的神职人员、翻译经书典籍。

最重要的是，要让基督教在当地得到庇护，避免其成为遭受压迫的信仰。

敌视俄国的穆里德教义建立在伊斯兰宗教基础上，巴里亚京斯基因此认为，通过基督教传教活动可以削弱伊斯兰神职人员的影响力，进而抑制北高加索教徒反抗势力。

巴里亚京斯基主张建立类似中世纪骑士团那样的传教组织，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将该组织命名为举荣圣十字架传教团该组织的会员没有身份地位和性别限制，每位会员每年需缴纳一定数额的会费以供各类花销。

沙皇根据该组织成员每年缴纳的金钱数额设立三个等级的勋章。

为更好地开展该组织的工作，传教团的最高庇护人为皇室成员；确定各等级勋章所需会费的最低数额。

除传教团会员缴纳费用外，每年还应举行一次全社会募捐活动；该传教团领导由高加索总督担任，副领导由格鲁吉亚主教担任，领导和副领导下设主管部门负责财政事务，主管部门每年应向最高庇护人汇报情况。

传教团会员应热衷于传教事业，并向主管部门提供自己的建议和方案，主管部门需讨论各类方案的可行性，每年向会员们反馈方案进度。

传教团主管部门应在全国各地神学院开设特殊研修班，以培养高加索传教人员，传教人员需学习格鲁吉亚语、斯瓦内特语、奥塞梯语等各种山民语言。

此外，传教团还应负责在山民地区建造教堂和教区学校、将基督教经书典籍翻译成土著民族的语言。

高加索委员会审议了巴里亚京斯基的报告，了解到基督教在高加索地区的危机现状。

委员会成员认为，机构应迅速采取措施加强基督教在山民地区的传播。

关于建立传教组织的提议，高加索委员会表示支持，认为应在圣彼得堡建立特殊机构负责高加索东正宗教传教活动。

为此，高加索委员会将巴里亚京斯基的报告发往圣主教公会，希望得到教会管理层的支持。

1858年2月圣主教公会总监致函高加索委员会主任布特科夫，表示支持成立高加索东正宗教传教组织。

不过，圣主教公会财政拮据，恐难为在高加索山区建造教堂提供资金帮助，但定会尽力号召教会神职人员自愿捐助该项目。

1858年9月，巴里亚京斯基向彼得堡当局呈送了高加索东正宗教复兴会章程草案和呼吁书，认为传教协会应设立在梯弗里斯，而非圣彼得堡。

其原因在于，首都距离高加索甚为遥远，消息传递过程中容易造成疏漏和失真，这会给实际工作带来巨大阻碍。而梯弗里斯显然有助于提高传教协会的工作效率。

至于资金不足的问题，巴里亚京斯基提议建立激励机制，即仿照神职部门人员的高等学历等级，根据会员每年所缴数额在传教协会设立四个等级的荣誉称号。

按照高加索委员会的设想，传教协会章程正式出台前应举行募捐活动。

在巴里亚京斯基看来，仅仅依靠一次性募捐尚不足以维持传教协会的运转。

于是，他提议给予传教协会自由组织募捐的权力，将此作为该协会的备用资金来源。

巴里亚京斯基的《高加索东正宗教复兴会章程》分为5章，共85条，其内容包含复兴会建立的宗旨、人员构成和组织结构、资金来源、主要工作内容和汇报制度。

巴里亚京斯基的《草案》被交付圣主教公会预审，许多教会高层的神职人员参与了讨论，其中包括莫斯科大主教菲拉列特。

菲拉列特针对这份高加索东正宗教复兴会章程提出了独到见解，并在沙皇批准下将意见书交由高加索委员会参考。

菲拉列特首先对该组织的命名提出质疑，认为高加索格鲁吉亚正教会的根基相当稳固，因此该地东正宗教谈不上所谓的“复兴”。

该组织的工作内容不应仅仅在于恢复教徒地区的基督教信仰，而是将所有非基督徒纳入传教对象。

此外，菲拉列特认为，俄国的东正宗教传教任务不应仅局限在高加索，还要包括西伯利亚等帝国其他区域乃至中国等境外地区。

因此，各地传教事业均属于俄国东正宗教会的任务，所以不应该在个别地区单独成立传教协会，以免造成教会的分裂。

复兴会归世俗官员而不是教会负责管理则更让菲拉列特表示不满。

根据总章程，复兴会总部设在梯弗里斯，由高加索总督担任领导，复兴会最初的工作由临时成立的委员会部署，并由格鲁吉亚教会主持的复兴会执行会议负责落实。

建会初期，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和皇后玛利亚全力支持复兴会事业，并为此提供相当数量的经济援助。

俄国从国库拨款20万卢布用作复兴会的建设资金，此外全俄各地教会均需上缴相应的数额以支持成立该机构。

比如，1860年梁赞教区为复兴会资助了100卢布。

复兴会成员共分为四类：荣誉会员、正式会员、准会员和志愿成员。

这些成员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其中包括贵族、军官、神职人员、商人，甚至还有小市民、农民和哥萨克等。

19世纪60年代中期，复兴会成员已经超过一千人。

截至1862年1月1日，高加索东正宗教复兴会有7位荣誉会员、1位准会员和49位志愿人员。

到1864年1月1日，复兴会有10位荣誉会员、15位正式会员、18位准会员和916位志愿人员，共959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