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幽说

编辑|辑录君

丹麦情报部门对盟国事业做出了贡献。丹麦的情报工作始于被德国占领初期，一直持续到德军在西北欧投降和丹麦解放为止，这项工作是由一小群陆军和海军军官发起的。

在战争过程中，大约有1.8万页的材料传递给盟国，大部分通过斯德哥尔摩传递给英国。

这些材料主要涉及德军和希特勒，也包括有关丹麦国内社会发展的信息。

1940年，丹麦情报部门由6名陆军和海军军官管理，由遍布全国的军事和民用情报网络提供支持。

德国入侵后，这两个部门的总参谋部的情报工作仍在继续，但在丹麦决定投降后，该机构收集到的情报对丹麦几乎没有用处。

直到1940年后期，丹麦情报官员才设法与英国建立了联系。促进丹麦情报部门与英国建立联系的是瑞典记者埃比·蒙克，

他在1940年秋季被任命为著名丹麦报纸《贝林时报》在斯德哥尔摩的记者，他在哥本哈根的熟人中有伏尔默·吉思少校，是陆军总参谋部的一名情报官员。

丹麦的情报由信使偷运出丹麦，在斯德哥尔摩交给蒙克，然后转交给英国大使馆。

在斯德哥尔摩，代表了英国特别行动处执行官的查尔斯·汉布罗很快与蒙克取得了联系。

英国特别行动处在瑞典首都为北欧国家设立了一个高级总部，大多数丹麦情报最终都落在了英国特别行动处伦敦总部。

丹麦情报官员们确信军事和情报的提供是丹麦在现有形势下对盟军事业所能做出的最重要贡献。

因此他们反对国内任何形式的反德活动，因为这些活动可能妨碍他们为英国收集和传递信息。

另外，由于不了解英国部门之间的竞争和分歧，也不熟悉英国对丹麦和其他被占领国家政策的变化，丹麦情报官员们倾向于认为他们自己的优先事项与英国是一致的。

然而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他们对国内破坏活动的反应不仅导致他们与新出现的抵抗运动发生冲突，而且使他们与英国特别行动处的关系更加复杂化。

1942年秋，英国特别行动处的工作重心从在丹麦建立秘密军队转向组织破坏活动之后，丹麦情报官员与它的关系达到了危机点。

一些特别行动处的高级官员，特别是科林·古宾斯将军，对丹麦情报官员的承诺和可靠性产生了怀疑。

英国特别行动处和丹麦情报官员的对抗持续了6个多月，一直没有完全解决，这破坏了双方之间的关系并影响了他们的合作。

虽然情报官员可能高估了他们为英国提供情报的重要性，但他们在英国身上没有感到被尊重和被信任。

英国特别行动处中某些激进官员越来越怀疑丹麦保持和平与安静的必要性，他们对丹麦情报官员的专业判断评价很低。

1943年8月29日，丹麦垮台打破了丹麦的平静。

在该事件中，丹麦情报人员1人被捕并被送往德国参加余下的战争，另1人暂时被关押在丹麦，还有3人隐藏最后到达瑞典。

其中两人在瑞典情报局的支持下，开始恢复丹麦的情报工作，这涉及到在丹麦重新建立联系网络。

负责这项任务的人是斯文德·特鲁尔森中尉，他曾隶属于军队总参谋部，受过情报工作训练，现在受雇于农业委员会。

在很短的时间内，他成功地为陆军和海军重组了一个全国范围内的高效情报网络。

埃里克森是丹麦年轻军官，由于对1940年4月丹麦投降和丹麦的国防政策感到失望，他决定在1940年夏天加入丹麦民族工人党。

他在党内表现地不积极，几个月后离开了党，后来与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发展了密切的关系。

他和斯文德·特鲁尔森之间为控制丹麦情报组织而发生了斗争。

结果在1944年5月，德军的狂热追击使特鲁尔森不得不逃到瑞典，他很快就搬到伦敦，在那里他被任命为少校，隶属于英国特别行动处总部，负责情报工作。

随后，他加入了英国特别行动处丹麦分部，负责管理和组织情报工作，并参与了英国特别行动处在丹麦的行动，特别是英国皇家空军对三个盖世太保总部的轰炸。

特鲁尔森离开丹麦后，F.B.拉森少校接管了丹麦情报局的管理工作，和特鲁尔森一样，他保持自己独立于小总参谋部。

1944年9月，在拉森被捕后，斯文德施杰特·埃里克森承担了对丹麦情报局的全面管理。

然而，这时候的情报局很分散，以至于每个地区的情报局或多或少地独立运作，不过情报的收集、传递一直有效地进行到战争结束。

丹麦情报局所提供的信息对盟国来说相对较少，因为丹麦在战争中不属于交战地区。

然而，在西欧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当丹麦可能成为战场时，蒙哥马利将军指挥的盟军总部对丹麦情报局提供的最新和全面的信息表示赞赏。

占领初期，新闻检查是德国控制丹麦的主要手段之一。

德国禁止丹麦新闻界提到这些问题：不许就签订反公约发表评论；不许就丹麦工人在德国的处境发表反面的评论；不许评论占领当局。

在反对丹麦和德国当局的宣传开始前一两年，公众不支持地下的新闻机构发布信息。

受几代中立外交政策态度与和平主义思想的影响，在丹麦被占领早期，公众非常愿意接受机构的合作政策。

随着形势发展，大多数丹麦人尽管受到机构指导方针和德国当局的限制。

但他们希望看到地下的新闻机构发布信息，这些广播和新闻提供了有关丹麦与德国当局关系和战争进展的每日信息。

丹麦公众还可以阅读瑞典报纸，或者收听用丹麦语广播，虽然许多丹麦人认为听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是被禁止的，但并没有明文禁止。

作为对德国宣传机器反攻的先锋，丹麦建立的新闻媒体在粉碎丹麦作为纳粹德国推动的机构合作和社会秩序的模范保护国的形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丹麦在国内被禁止了，党的主要成员被逮捕、拘禁或转入地下工作，丹共建立了一家地下媒体来发表自己的观点。

这家地下媒体的第一本出版物《丹麦调色剂》于1941年9月出版，它包含了丹共领导人阿克塞尔·拉森反对禁止党的法案讲话。

接下来的一个月，丹麦《月刊》第一期以副本的形式刊出了这篇讲话。

1942年3月，丹共控制下的地下媒体所属刊物改名为《国家和人民》并最终正式印刷，成为丹麦重要的地下宣传物，在丹麦被占领的最后几年保持了12万-13万份的印刷量。

从1943年5月到丹麦解放，丹共还出版了《来自苏联的消息》。

此外，在战争后期，丹麦地方团体出版了许多大小不一的文件。丹共一直十分重视宣传，在这种宣传形式的抵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直到丹麦解放。

从1941年秋天开始，一些其他党派刊物也发行了。

8月，哥本哈根一个保守派学生组织出版了《学生情报服务》，逐渐成长为抵抗运动中最强大的组织之一。

起初他们的新闻稿不定期地出现，到1943年，每隔两周定期地在丹麦各地的城市发表。

到1944年春天，《学生情报服务》的印刷量超过了10万册。

1944年4月，德国俘获了大部分工作人员，刊物的发行量减少到8万册，但是刊物一直持续到在丹麦解放前。

在1942年丹麦的地下出版物中，最重要的发展是《自由丹麦》的出现，第一期于1942年4月出版。从早期开始，这本刊物的推动人就是伯格•霍曼。

此外，《自由丹麦》的印刷和发行还必须依靠党已经建立的设施和网络。

为了平衡党在地下新闻界的主导影响，1943年1月在保守派和社会民主党的支持下，几份新的刊物发布了，其中一本是《丹麦官方刊物》，另一本是《家》，由基里·里奇和其他保守派青年发起。

1943年8月丹麦垮台之后，丹麦出现了大量新的出版物，1944-1945年间丹麦共发行了250多种不同的出版物。

丹麦还设立了一些地下新闻服务机构，向刊物编辑提供关于丹麦和世界的可靠信息。

其中一家服务机构是“情报”，在1944年10月被查办前，“情报”一直由当时在丹麦《国民日报》工作的记者伯格·奥茨管理。

“情报”每天都要准备一些无法合法发布的新闻，并将它们分发给订阅者。

通过瑞典，“情报”还使其他国家了解到丹麦国内的发展情况，来自丹麦的信息被转发到美联社，路透社和塔斯，被传播到世界各地。

1944年10月，伯格·奥茨被德国抓获，并在哥本哈根盖世太保总部接受审讯，他编造了一个关于西方盟国和苏联之间神话般的故事。

他说，战前苏联承诺不会向西推进，越过他在德国地图上画的某一条线，但是苏联已经越过了他画的界限，他将为德国对抗苏联而工作。根据这个荒谬的故事，德国释放了他。

1943年8月29日后，一些驻扎在斯德哥尔摩的丹麦记者发现自己与他们所代表的丹麦合法媒体断绝了联系，决定成立自己的新闻社，他们将其命名为丹麦新闻社。

他们的目的是收集丹麦的新闻，并将其传递给世界各国媒体，从而帮助传播丹麦反法西斯抵抗运动。

在埃里克·塞登法登的带领下，丹麦新闻社最终拥有约50名员工，在丹麦主要的装运港有自己的通讯员。

1944年夏天，在哥本哈根举行的大规模罢工中，丹麦新闻社成功地让世界新闻界对该事件的关注持续了好几天。

“自由委员会”对丹麦地下新闻界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首先，“自由委员会”有自己的地下出版机构，它出版了小册子《当丹麦再次获得自由时》，这是一个针对战后丹麦局势的计划。

这本小册子代表了委员会成员的不同观点之间的妥协，有助于消除公众对党部分抵抗行动的恐惧，也有助于缓和部分地下媒体的矛盾。

这本小册子主要由莫根斯·福格所写，后来成为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

“自由委员会”对地下新闻界施加影响的另一种方式是设立新闻委员会。

它的成立开始是为了安抚某些地下媒体，包括《学生情报服务》、《丹麦官方刊物》和《家》，这些媒体最初倾向于与“自由委员会”断绝关系，因为它们认为“自由委员会”是一个由“丹麦团结”控制的自治机构。

1943年冬天，“自由委员会”成员阿恩·索森在地下媒体上与反对者展开谈判，以期和他们建立联系。

“自由委员会”与反对者双方均有代表参加新闻委员会，尽管“自由委员会”未能主导地下新闻界所支持的观点和立场。

地下新闻界也未能控制委员会的决定和声明，但委员会的每周会议确实有助于协调有关各方的行动，特别是在一些关键情况下。

通过对1941年秋至1945年春这一时期大部分刊物的梳理，我们可以了解到地下新闻界在不同阶段的特点。

从1941年秋到次年秋季，地下新闻界的计划是揭露德国的行为，反对丹麦与德国的合作政策。

此后到1943年8月，地下新闻界批评和反对机构，支持并鼓励破坏活动。而机构坚持与德国的合作政策，开展对地下新闻界的反破坏运动。

此外，地下新闻界还坚决支持打击纳粹分子、告密者、与德国合作者的活动。

丹麦被占领的最后一年，地下新闻界和“自由委员会”就加强破坏活动和坚决清除告密者方面达成广泛共识。

1944年夏天，“自由委员会”与政客们在逐步取消哥本哈根的大规模罢工问题上意见不一致时，得到了地下新闻界的有力支持。

地下新闻界最终能够认同“自由委员会”的一个原因是，英国特别行动处接受它作为丹麦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代表。

英国的宣传机构也相应地促进了“自由委员会”的发展。地下新闻界的总体趋势是加强了对丹麦所采取的合作政策的反对，也加强了反对德国及其合作者的宣传，对丹麦的发展产生了一些影响。

丹麦的合法媒体被阻止传播关于德国的负面信息，支持丹麦的合作政策。

揭露德国行为和批评丹麦的合作政策的地下媒体，在加强丹麦反德情绪和削弱公众对机构合作政策的支持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在丹麦垮台和“自由委员会”成立后，地下媒体很快就成为抵抗运动的组成部分，并在为各种形式的抵抗活动铺平道路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国际角度来看，丹麦地下媒体的贡献可以被视为对盟国反德宣传运动的补充。

德国的反犹政策在丹麦推行地很艰难，遇到了丹麦较大的阻力。

当德国强迫丹麦犹太族佩戴犹太标志时，丹麦国王宣称，他和他的宫廷人员将全部佩戴这种标志。

德国在丹麦的全权代表塞西尔·冯·伦特·芬克也反对德国在丹麦推行反犹政策，因为反犹行动可能会破坏德国与丹麦的现有关系。

从而妨碍最重要的事情，即维护丹麦作为模范保护国的形象和维持其向德国出口食品。

1942年11月接替塞西尔的是德国高级党卫军官员是维尔纳·贝斯特，他最初遵循前任在丹麦实行的温和路线。

然而，在1943年8月，罢工和破坏活动导致了机构垮台，他很快就难以维持这种温和路线。

9月8日，他给德国外交部发了一封电报，电报建议对丹麦的犹太族采取行动，但也列出了许多对这一倡议的保留和反对意见。

在发完电报后，为了处理丹麦的局势，贝斯特主要依靠德国驻哥本哈根公使馆商务参赞格奥尔格·费迪南德·杜克维兹。

他和几个德国人前往柏林，试图劝说德国不要对丹麦的犹太族采取行动，他甚至到斯德哥尔摩去说服瑞典接受丹麦犹太族。

与此同时，贝斯特在丹麦否认了有关德国即将对丹麦的犹太族采取行动的传言，并在与外交部常任理事长的会晤中声称，最近在犹太社区办公室发生的一次抢劫以及随后德国警方扣押犹太族档案都与此类行动无关。

德国仍然决定对丹麦犹太族采取行动。

9月17日，希姆莱下令把大约7800名丹麦犹太族驱逐到死亡集中营。

9月28日，杜克维兹出席了在哥本哈根举行的一次社会民主党会议，向该党年轻领导人说，德国突袭迫在眉睫，警告所有丹麦犹太族立即寻求庇护。

“伊斯特万·迪克认为，杜克维兹从贝斯特那里获悉了驱逐计划，如果没有贝斯特的许可，杜克维兹也无法前往斯德哥尔摩。

因此这一决定性的警告是在贝斯特的授意下发出的。贝斯特虽然是一个反犹主义者，但他并不希望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搜捕。

同一天晚上，杜克维兹的信息被传给了犹太社区的负责人C.B.亨利克斯，第二天早上，亨利克斯在犹太教会堂的礼拜仪式上宣读了这条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