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家忠
越战亲历
炮火下的五年
1965年春，我第一次到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工作。临行前，外交部翻译队为我开了欢送会，同志们都说我能到抗美前线去工作，是组织上对我的信任。我表示一定不辜负组织和同志们的期望，以实际行动接受战争环境的考验。
当时美国正逐步把侵越战争扩大到越南北方。我抵达河内后，便感受到浓浓的备战气氛。面对这种严峻形势，使馆的工作也相应做了调整。遵照国内指示，所有夫人和女同志都撤回国内，留下的男同志也做了必要准备。
河内市到处都修建了防空洞和单人掩体，市中心的还剑湖周围还修建了一个环湖的防空地道。全市各条街道都架有广播喇叭，市民可随时听到美国飞机的动向。
中国援越部队为大使馆修建了4个坚固的钢筋水泥防空洞，每个可容纳20多人，并能承受敌机投下的700磅重的炸弹。大使馆各办公室和宿舍的玻璃窗都贴上了纸条，防止一旦被炸时玻璃片四处飞溅。此外还准备了蜡烛和火柴，防备停电。每人都配备有蓝色棉大衣和手电筒，便于夜间钻防空洞时使用。为保证大使馆被炸后仍能继续工作，越南政府在和平省一个偏僻的山脚下，为大使馆提供了一个疏散基地，由大使馆派两名年轻工作人员驻守。
不久，美国飞机开始对河内和越南北方其他城市进行大规模轰炸，大使馆的正常工作秩序也随之被打乱。
每当广播中说：“同胞注意，敌机距河内50公里”时，大家便要放下手中的工作，注意下一步情况。当广播中说“敌机距河内20公里”时，便要马上进入防空洞。有时未等进入防空洞，就已听到敌机投下炸弹的爆炸声和越南防空部队发射的高炮声。待美国飞机轰炸过后，广播中便说：“同胞注意，敌机已经远去”。这时，我们再从防空洞中走出来，继续工作。
即使夜间，美国飞机也经常来轰炸。为此，每天晚上从11点到次日清晨6点，使馆都轮流安排两人值班，主要任务是当有空袭警报时，负责叫醒大家尽快进防空洞，并把院内所有电灯关掉。有时一天要钻防空洞好几次。
我从小在和平环境中长大，没有经历过战争炮火的锻炼。虽已下决心接受考验，但开始听到美国飞机在上空的吼叫声，特别是夜间看到越南高射机枪喷出的一道道火舌把天空染得通红，就会不由自主地心跳加快。
但几天过后，便逐渐适应和习惯，以至于有时出于好奇，还把大使馆仅有的一台录音机放在露天的地方，让它记录下美国飞机的轰炸声和越南高炮的轰鸣声。当时中央电视台派到越南的军事记者周居芳同志住在河内还剑湖附近的统一饭店。每当美国飞机前来轰炸，他都扛着摄像机跑向饭店最高的地方，力求拍下越南高炮击中美国飞机的镜头。他的勇敢和敬业精神令我们感动。
周总理认为驻越南使馆的职责十分重要，称我国驻越南大使朱其文为“战争大使”。那时通信条件还很落后，使馆没有电视，国内的《人民日报》要到一周后才能收到。周总理便指示外交部每天向驻越使馆通报重要消息。
办法是外交部新闻司每天定时从北京用长途电话逐句口读每条消息，使馆指定我和研究室另一年轻人逐句听写，然后交打字员打印若干份，送大使馆领导和有关同志阅读。由于长途电话线路不好，听起来十分吃力，再加上天气炎热，每次听完都满身是汗。
河内市区有一座横跨红河的铁桥，全长1681米，是连接中国大使馆和河内机场的必经通道，也是美国飞机轰炸的重点目标。每次大桥被炸断，都由中国援越部队和越南工兵分头从两端修复，最后到中间会合。为防止大桥被炸，每当国内外交信使前来，使馆负责接机人员都要带上橡皮筏，以备一旦大桥被炸，可以用船筏将信使安全接到使馆。
一次我和石秉毅同志送贺克强等两位信使回国。为争取时间，便从一条小路穿过。不料当汽车行至小路中间，只见一颗未炸的炸弹横在眼前，挡住了去路。炸弹半截埋在地下，另半截露出地面。我们无法判断它是否为定时炸弹，更不知道如果从它身上越过，会不会因震动导致它爆炸。但如从原路退回，肯定会错过班机起飞的时间。时间急迫，容不得过多考虑。
经过两三分钟的商量，我们一致决定从炸弹身上冲过去。幸好炸弹没有爆炸，信使按时起飞，我们几个人也都活到了今天。信使老贺退休后与我同住一楼。提起这件往事，他说，那时年轻气盛，一心想赶上飞机航班，顾不得去考虑其他。这也是我们几人的共同想法。
美国清楚地知道中国是支援越南抗美的大后方，因此一直把中国大使馆作为轰炸的重点目标。在河内举办的一个抗美战利品展览会上，我就亲眼看见过美国飞行员随身携带的地图，上面标有一个个轰炸目标，其中之一就是中国大使馆。
1966年12月14日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正在吃午饭。武官处的王茂兴同志突然对大家说：“请同志们快些吃饭，饭后立即进入防空洞。有情况。”
所谓有情况，是因为当时国内情报部门可以掌握美国飞机每批次从泰国乌塔保等空军基地起飞的动向，及时通过中国大使馆武官处通报给越南军方，便于越南防空部队立即采取应对措施。自然使馆也能首先了解相关信息。
情况果然如此。当天午后3时许，美国飞机多批轰炸河内市区。先有4架美机在中国大使馆上空盘旋，其中两架于3时24分向大使馆俯冲，发射一枚空对地导弹，炸毁了大使馆电影厅大楼西南角，楼顶被摧毁近一半，门窗玻璃全部破碎。与大使馆一街之隔的大使官邸和新华社河内分社的门窗也大都被炸毁。多亏使馆同志们及时钻进了防空洞，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后经越南军方专家鉴定，美机投下的是“百舌鸟”导弹。
下午6时15分，胡志明主席步行来到大使馆，向朱其文大使表示慰问。朱大使、陈亮政务参赞和陈皓武官陪同胡主席视察了被炸现场。
当听说大使馆和新华分社的人员都没有受伤时，胡主席说：“那就好，那就好。”之后，胡主席又询问大使馆有多少人，防空洞能否确保大家的安全，大使馆有没有疏散计划等。朱大使逐一做了报告。
胡主席对在场的使馆官员说：“房子被炸了，算不了什么，今后可以建更好的。只要人在，我们将继续战斗。”此前，越南外长阮维祯、副外长黄文利、阮基石和河内行政委员会主席（市长）陈维兴也前来大使馆表示慰问。
第二天，朱其文大使在大使馆举行记者招待会，揭露和谴责美国飞机轰炸中国大使馆犯下的罪行。12月1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向中国人民蓄意进行的严重挑衅行为”。
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爆发不久，许多外交文件的用词都带有文革气息。声明说：“美帝国主义竟然明目张胆地向中国驻越南的外交代表机构开火，妄图用战争的恐吓试探中国人民支援越南人民同美帝国主义战斗到底的决心。美帝国主义真是瞎了眼睛，看错了对象。越南人民是吓不倒的，中国人民也是吓不倒的。”
“中国大使馆和新华分社的全体工作人员，对美帝国主义这一严重的战争挑衅行动表示极大的愤慨和最强烈的抗议。”他们表示“一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支援兄弟的越南人民争取抗美救国斗争的最后胜利，不惜做出任何牺牲，以完成祖国人民交给的任务。”
我这次在越南工作的5年间究竟钻过多少次防空洞，无法统计。
中国援越部队在越南执行任务期间，有一千四百多位官兵壮烈牺牲，至今仍安葬在越南北方的土地上。中国大使馆武官处对每位烈士的墓地都有详细的记载。几十年来，每年清明节，使馆领导和工作人员都要为烈士扫墓，并用援越抗美的事迹对馆员进行革命传统和国际主义教育。
越南方面对保护中国烈士墓也十分重视，每座墓地都有专人看管。每次扫墓都有越南外交部和越中友协的代表共同前往，和大使馆一起向烈士墓敬献花圈，并按照越南习俗为烈士墓上香。
1999年适值中国国庆50周年，越方专门拨款对所有中国烈士墓进行了全面维修。越共中央委员、越南主席府办公厅主任、越中友协主席阮景营亲自陪同我前往河北省陶美乡，为中国烈士扫墓。
2000年清明节，我和大使馆部分同志到越南北部高平省祭扫中国烈士墓。越共中央员、高平省委书记农鸿泰、省人民委员会主席（省长）谭香和省人民议会主席、省祖国阵线主席一起出面接待。农鸿泰书记说：“越南和中国是近邻，高平省和中国广西更是近邻。中国烈士为支援越南抗美救国斗争献出了宝贵生命。中国烈士就是越南烈士，保护好中国烈士墓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和大使馆同志在中国烈士墓前默哀。
牺牲的中国烈士都是风华正茂的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他们和我年龄相差无几，但为了支援越南人民反侵略的正义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每次站在烈士墓前，我心情都格外激动。在高平省，我含着热泪紧紧地抱住看墓的越南青年，向他表示感谢。
我为中国烈士墓上香。烈士陵园的黄色纪念塔上刻有“世代铭记烈士的恩情”字样。
在高平省中国烈士墓前，我把年轻的越南看墓人抱在怀里，感谢他对中国烈士的一片情谊。站在旁边的是高平省人民委员会主席（省长）覃香和越中友协副主席武高潘。
如今回忆起援越抗美的岁月，许多往事仍历历在目。在驻越使馆工作的第一个5年，是我一生的一段重要经历，对于我人生观、世界观的确立，以及一个外交人员如何对待生与死的问题，都起了重要作用。
援越抗美综述
美国的侵略图谋和战争升级
1954年越南抗法战争结束后，越南和印度支那并没有由此获得和平。美国乘机取代法国，力图干涉和控制印支三国，遏制中国，破坏关于印度支那的日内瓦协议，阴谋发动新的战争。
1962年2月8日，美军司令部在南越西贡成立，标志着“特种战争”的开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策动“局部战争”。
1964年8月4日，美国借口其军舰遭到越南海军的袭击，一手制造了“北部湾事件”，把战火扩大到越南北方。1965年6月8日，美国公然宣布美军参战。
到1965年底，侵越美军增加到18.4万人，1967年增加到38.5万人，1969年增加到54.4万人，南越伪军也扩大到近100万人。
与此同时，美国飞机对越南北方狂轰滥炸，1965年出动25万架次，1966年79万架次，1967年108万架次。年投弹量从6.3万吨增加到13.6万吨，最高年份达到22.5万吨。
面临美国的战争行径，越南人民奋起反抗。1967年7月17日，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发表气壮山河的《告全国同胞书》，指出：“战争可能延长五年、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河内、海防和一些城市、工厂可能被摧毁，但越南人民是不会被吓倒的！没有什么比独立、自由更可贵。到了胜利的那一天，我国人民将重新把自己的祖国建设得更加堂皇，更加壮丽。”
坚决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
中国始终密切关注美国战争升级的每个步骤，全力支持越南人民的正义斗争。那时几乎所有人都能记住毛主席的两句最高指示：“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
1962年夏，胡志明主席访问中国，同中国领导人共同分析美国入侵越南所造成的严重局势和应采取的对策。
1963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访问越南。同年9月，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文进勇访华。在两次访问中，双方共同研究了如美军向越南北方发动进攻，如何援助越南和两国如何配合作战的问题，并就“中越两军协同作战计划”和“中国支援越南军事装备和后勤物资计划”达成协议。
1964年8月6日，即北部湾事件发生的第三天，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的侵略行径，郑重指出：“美国点起了侵略战火，越南民主共和国就取得了反侵略行动的权力。一切维护日内瓦协议的国家也取得了支援越南民主共和国反侵略的权力。”“越南民主共和国是中国唇齿相依的邻邦，越南人民是中国人民亲如手足的兄弟。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绝不会坐视不救！”
两天后，北京百万工人、农民、机关干部、民兵、街道居民走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支援越南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
1965年2月10日，北京15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示威，愤怒声讨美国的侵略罪行，坚决支援越南人民反美斗争。
1971年3月，周总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越南，在河内的群众集会上庄严宣布：“越南、老挝、柬埔寨是中国的近邻，我们决不允许美帝国主义在那里为所欲为。如果美国硬要扩大侵略印度支那战争，中国人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甚至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支持印支三国人民彻底打败美国侵略者。”
1965年5月25日，在周恩来总理主持下，组成了包括外交部、铁道部、交通部、总政、总后、海军、空军、铁道兵、工程兵、总参作战部等21个单位的援越协调小组，统一组织、实施援越事宜。另成立了由李先念、薄一波、罗瑞卿等七位同志组成的领导小组，负责掌握援越的方针政策，审批新增援越项目。而全部援越工作则是在周总理统一指挥下进行。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陶铸率领广东、广西、云南、湖南等南方省区党委书记内部访问越南，商谈一旦美国侵越战争进一步扩大，这几个靠近越南的省、区如何援助越南的问题。胡志明主席亲往机场迎接。我那时正在大使馆工作，至今还珍藏着陶铸一行和大使馆全体人员合影的照片。
毛主席和周总理想越南人民之所想，急越南人民之所急，对援越工作考虑得十分细致。周总理多次强调：“要把援助越南问题看作我国援外工作中头等重要的事情。”
周总理要求运往越南南方战场的武器装备的包装要“便于运输，便于携带，便于使用，便于隐蔽”。针对越南部队战士的身材和体力，提出弹药包装最大重量不能超过25公斤，大米包装每袋50公斤。
毛主席还特别嘱咐有关部门：“一定要为越南战士配备蚊帐，给他们制作的压缩饼干要分量轻、营养好。”为此，上海利民食品厂彻底转产，专门为越南南方战士生产压缩饼干。为保证营养，每袋压缩饼干里还加放一包肉松。
此外，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国还为越南南方部队每个连配备一台熊猫牌收音机。
为解决在美国飞机狂轰滥炸情况下的运输问题，周总理决定开辟一条从广西的北海和海南岛的三亚直达越南南方的秘密航线。一批批中国小型货轮经过北部湾，在晚间驶向越南南方海岸，把船上用多层塑料袋包装的大米投向海滩附近。米袋随着海浪漂浮到海岸，船上打出信号，越南南方游击队立即把大米抢运到内地。美伪军发现后，多次向中国货轮开枪，不少中国海员为支援越南献出了生命。
中方还支付大量外汇，开辟了一条通过柬埔寨境内的西哈努克港（磅逊港）的秘密运输线，把物资运到柬埔寨的鹦鹉嘴地区，再转运到越南南方各根据地和游击区。
与此同时，又和越南方面商量，开辟了一条贯穿越老边界和越柬边界崇山峻岭的秘密运输线，即“胡志明小道”。为进一步提高运输效率，1970年周总理派李强和方毅同志率团对“胡志明小道”进行现场考察，同越南领导人商讨改善运输条件的措施。
考察团回国后，周总理亲自听取汇报，决定把土路改为碎石路，并增加支线，使之既能直行，也能横通。越南总理范文同说：“把这条土路修成了碎石路，成为全天候的运输通道，这是周总理给我们的启发。”
越南南方战士身上穿的衣服和手中使用的武器，也都是中国提供的。当时有的同志认为，中国对越南的援助已超出了自己的承受能力。周总理则说，越南战争这么激烈，越南人民牺牲很大，生活比我们困难。经过七八年战争，现在到了最后紧要关头。我们咬咬牙，要继续支援他们，要患难与共，争取最后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