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Ｍ回家来告诉我：她打听到北京电影演员剧团正招收演员，要我赶快去报名。我因在中央歌舞团碰了钉子有些胆怯。她鼓励我说：“ 电影演员要的是形象和表演技巧，对嗓子的要求并不高。你忘了你演的杨白劳曾使多少人流泪！”说完硬拽着我坐车到小西天北影演员剧团排练场报了名。

初试那天，等在考场外的至少有50人，不少是跟我一样穿军衣没领章帽徽。轮到我进场，一看台前坐的一排考官中有著名演员崔嵬、白杨，我就慌了神。但她们似乎理解我的心情，满脸是鼓励的微笑，让我镇静下来。主考老师要我朗诵一首诗、唱一支歌、跳一段舞。我幸好事先做了些准备。于是激情饱满地朗诵了高尔基的《 海燕》，唱了我曾在战俘集中营里经常唱的高尔基的《 囚徒之歌》，跳了一段俄罗斯的水兵舞。

我从考官们互相交换意见时的表情中看到满意的神色。主考老师随即给我出了“ 即兴表演”题目。

题目是：“ 你和未婚妻一起从四川来北京报考电影演员，你自己来看考试结果，结果是你考上了，她未考上。你打电话到招待所去告诉她这个结果，并和她商量是你自己单独留下来当演员，还是都回四川去按原计划完婚。”

当我听完这个考题时，真觉得是上帝在保佑我，否则怎么就和我的处境与心情如此巧合呢！我想像着Ｍ在招待所等我消息时的急切心情，我用手势和语言十分形像地表演了拨电话老是不通和好不容易总机通了又没人接的焦急以及总算接通了分机，听到了她的声音后，我的紧张、犹豫、矛盾心情等等。

三天后，我按时去看初试结果，果然初试通过了。主考老师给我和另一位女考生出了一个共同的复试题目：让我俩表演著名话剧《 雷雨》中周朴园和鲁妈见面的那场戏，要我们一周后去应试。

我们十分兴奋地在考场外面商量了一起排练的时间、地点，并互相介绍了一下简况。原来她姓何，是从67军文工团复员下来的，就是北京本地人。她形象虽然一般，但普通话说得真好，表演技巧也不错。我们的排练很顺利，应试那天，我们在排演场的舞台上做了相当成功的表演，有几位考官在我们的表演结束时还禁不住鼓了掌。主考官让我们在家里等书面通知，说因为要进行一下政审调查，时间会稍长一点。

那些天我在家坐立不安，食无味、睡无眠。Ｍ回来得更勤。她若不回家就让我去她们地质部的宿舍玩，那时她住在西四西安门大街的一栋小楼里。她为了给我做饭吃，专门买了煤油炉子，锅碗瓢勺。吃完晚饭，她就陪我出去压马路。我们经常站在北海公园大桥看白塔在湖水中的倒影，看中南海的灯光。她起劲地谈她的工作情况，谈当下面报上许多新发现的矿藏时她的高兴心情。还说她的司长是个老红军，对她很慈祥就像父亲一样等等。我知道她是在尽力分散我的焦虑心情。

终于有一天邮递员送来了信封上印有“ 北京电影制片厂”字样的公函。我手颤抖着撕开了信封，通知上写着：“ 由于你的北京话发音不纯，不拟录取。”我跌坐在床上，不相信自己的普通话发音还不如当时那些乡音浓重的电影演员。

我呆坐了半天才想起应该到小何家里去问她收到通知书没有。她说：“刚收到！”便拿出一个同样的信封。通知上写着“复试通过，你被正式录取，请于三天内前来报到”。

小何高兴地推着我说：“你快回去等通知吧！咱俩同演一台戏，肯定你也考上了！”。

我没吭气赶快离开了她家。

我耳边又响起了几个月前，指导员宣布我的组织处理结论的声音：“ 开除党籍、开除党籍、开除党籍……”

“演电影必须是党员么？”我想不通！我开始怀疑在我档案中还有别的我不知道的东西！

一次次求职失败让我意识到：要想找到正式工作于我将是很难的。到了1954年年底，我几乎陷入绝望时，路奇大姐为我找到了一份教书的临时性工作：到东城区工人夜校去代课，教成人初中语文或者代数。我去问教务主任是否能安排好课表使我有可能语文、代数都教？教务主任是位和善的中年妇女，十分热情，她说：“ 听路奇介绍你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我们这些初中科目，你肯定全能包下来，只是你的时间、精力是否允许。同时教一门文科一门理科我们这里还没人干过呢？”

“ 我保证都能教好，只要教课时间不冲突就行。”见我那么自信，她同意了。

当我领到两本教材、两本备课笔记本、一支钢笔、一瓶墨水时，真是高兴极了！“ 新生活开始了，我生命的新的一页翻开了，从此我可以自食其力了！”我对自己反复念叨着。

从此我全身心地投入备课，在正式上课前又多次去旁听了别的老师如何教语文和数学课，学习他们的教学方法。

1955年元旦刚过，我开始讲课了。当我踏上那五尺讲台站在几十名青年工人前面，看着他们那一双双充满求知欲望的眼晴时，一种传授文化、播种文明的神圣感和自豪感油然而生，我想：“我原本是可以为国家出力的，决不是一个社会多余的人！”

我由于自己有较厚的文学底子，又有相当丰富的阅历与表演才能，我的语文课就讲得比较生动，无论对字词的讲解举例，还是对课文的分析，特别是对学生的写作练习、作文讲评，都让学生获得较多收益。后来外班有些学生也跑来听课，有时座位不够还有人站着旁听。

我的代数课也由于能结合成人理解力强和生活经验丰富的特点，又在课本之外选择了一些从学生那里了解到的生产中的实例来讲解公式和定理，也很受学生欢迎。课后常有一些学生围着我问问题。有的学生缺了课我就星期天到设在米市大街小教堂里的学校去为他们补课。这些学生有的年龄比我大，叫我“张老师”我还有些不好意思呢！

由于我教的课时多，第一个月下来，我竟得了50元的代课酬金！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领工资，我拿着它转身就到商店为父母、爱人、弟妹、兄嫂、侄女都买了春节礼品，花去了一大半收入。

1955年春节来了！春节那天，在全家吃团圆饭时我意外地散发了礼品，大家高兴得叫起来。妈妈穿上我送的毛背心就不脱了：“这是我老三送的，穿上它最暖和了！”Ｍ收下送她的小巧玲珑的皮手套，那么幸福地看着我，好像是得到了月亮宝石似的，要我亲自给她戴上。在北京钢铁学院上一年级的妹妹拿着那支金光闪闪的英雄牌钢笔跳起来在我脸上吻了一下说：“英雄的哥哥送我英雄笔。”

在北京矿冶学院读四年级的四弟拿着他得的那个刷了金边的漂亮日记本故意追着妹妹喊叫：“三哥太偏心眼了，送给你那么贵重的金笔！不行，得换过来！”

在农机厂当工程师的二哥则翻开我送给他的大相册，读着我写的：“ 欣逢劫后余生的第一次亲人团聚，谨祝你们新春幸福，谢谢你们给我温暖的亲情关怀！”二嫂拿着我送侄女的小毛绒帽，一边给怀里的小宝宝试戴，一边说：“ 啊，小共音，你知道吗，这是你三叔用第一次工资买的，快谢谢你三叔！”又对Ｍ说：“ 其实这个婴儿帽该给你们留着呢！”弄了Ｍ一个大红脸。

只有爸爸一直微笑着看着大家。他头上有些可笑地戴着我送的那顶有护耳的防寒帽，招呼大家入座。等都坐好了，他说：“除了你们大哥在石家庄部队上这次来不了，现在全家都团圆了，难得的是老三今天能坐在我们中间。这些年，我和你妈最怕的是过年过节，怕看桌子上为老三空摆着碗筷，不知道老三在哪儿，不知道老三还能不能回来，那时候我们最想了解朝鲜战场的消息，又最怕听到朝鲜的战报；那时候我们经常在半夜惊醒，不是梦见日本鬼子’八·一三’炮轰上海时，我们抱着老三逃难的情景，就是梦见美国鬼子飞机在追着老三扫射！……头一年我们还盼着开信箱时能突然见到老三的信，后来我跟你妈谁都不愿去开箱取信，怕、怕……”

爸说着说着声音越来越低，屋里空气凝固了！妈已泣不成声，妹妹转身去里屋拿来毛巾自己擦了泪又递给妈。我用手支着低垂的头，泉涌的泪水不断滴在桌上，Ｍ在旁边递上了她已被泪水打湿了的手绢。我起身到院里使劲擤去堵塞的鼻涕，浑身颤粟着！我望着天上闪闪的寒星，心想：“但愿人间不再有战争，不再有战俘，不再有生离死别的苦难！”

春节过后，老战友黎子颖从四川来了。他这个中文系毕业的大学生回乡后竟大半年不分配工作，只得在长江边码头上当苦力挣钱，最近分配他在镇子上供销社里卖油盐酱醋，而他的镇子上中小学校缺语文教师却不让他去！他是来内务部上访要求按照正常复员军人对待他。我跟爸妈很同情，留他住在家里。平时和我一起睡，Ｍ回来了，就单为他在贮藏室里支一个行军床。我们真是亲如手足，对此他毫不在意。

我陪他找到了内务部，接待室的干部确实相当热情，听完了子颖的呈述后，要他写一份书面申诉交去，说他们将认真研究解决。

出来后我对子颖说：“你这集中营里写控诉书的专家就重操旧业吧！”他苦笑着摇了摇头。

当第二天他送申诉书去时，那位接待员请他耐心等待些日子，说他要先跟四川省民政厅联系，厅里还得跟县民政局联系，并说他们人手少，要解决的类似问题太多。子颖为难了：“我真不好意思长时间打搅伯父母，我又囊空如洗，无法报答！”我 说：“有办法了！”

我到东城工人夜校找到教务主任，问是否还需要语文老师？听了她否定的回答，我便请求将我的语文课转由黎子颖代教。见主任有些不放心的样子，我说：“ 您放心，我的这位战友是大学中文系科班出来的，教得真比我强多了，这样我也好集中精力把代数讲得更好些。”

这样，老黎就和我一起在工人夜校工作了。我们白天一起备课，晚上一起上课，他又抽空不时去内务部询问回音。日子过得又充实又匆忙。转眼一个月到了，我们各人都得到了25元酬金。从学校出来，我们第一件事是先到东安市场去一人买了一套银灰色的中山装，一顶同颜色的八角帽。第二件事是我们到中国照像馆穿好新衣戴好新帽合了个影。看像片上我们那土里土气又得意洋洋的样子，似乎我们已经赢得了整个世界！

黎子颖还剩些钱，硬是不听我劝，用来给爸妈买了盒点心表示孝敬！

但好景不长，几天之后，教务主任很抱歉地告诉我，他们的两位老师产假已满，将恢复教课，我们只能再等到有空缺或下学期扩班之后再教课了。临别，教导主任握着我的手说：“同学们可喜欢听你们讲课了，学校要有条件就长期聘用你们了。事实上，我们已经向教育局提交过建议正式录用你的请求报告，只是……”

我机械地点着头，生硬地重复着两个字“ 谢谢，谢谢 ”！好在不久子颖的申诉有了回答，据接待员说，老黎给谢觉哉部长写的信，部长读了很重视，要他们认真办理。他们将谢部长批示了的信转给四川省民政厅，现在省里打报告来，说长寿县转建委已经将老黎安排在他们镇上的中学当正式教师，请他回去上任。部里还给老黎买了回重庆的火车票。

我到前门火车站送子颖，在站台上我说：“你的申诉信肯定是打动了谢部长，得到圆满的结果，真为你高兴！下一步就等着喝你的结婚喜酒了！”我在集中营就听他讲过，他有一个姓傅的青梅竹马的未婚妻，他在集中营化名为“ 傅稚恒”就是为思念她而取的。我不说这事还好，一说他的笑容立即消失了。

“ 别提了！人家听说我被开除了团籍，又见我在码头上当苦力，挣钱不多，臭汗不少，已经另攀高枝了。”

“ ……”我傻张着嘴盯着他，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泽石，我真为你高兴，真羡慕你。Ｍ能对你那么忠诚，这是我们所有难友的骄傲，你一定要加倍地爱她！”子颖紧握着我的手嘱咐我。

我牢牢地记住了他这临别赠言。

送走了老黎，回到我一人独守的空房，看见那些记录了我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和忠诚的备课笔记本寂寞地躺在案头上，我信手翻阅着它们，又一页页地撕掉，地上像洒了一层雪花……

第二天我又到市转建委员会去了。“ 你又来了。”那位长得白白胖胖保养得很好的中年干部早就认得我了。

“ 来了。”我已经在接待室靠墙那一排硬木长椅上坐了近一个钟头了。等他叫我去坐在他办公桌前面时，我的口气也有点不那么温顺了。

“ 这些日子来，要人的单位不少，只是人家一看你的条件就有些为难。昨天有一个单位来要人，条件倒是不高，只不知你是否愿意去！”他翻着一个卷宗说。

“ 什么单位，我不挑工作，我不挑工作！”我声音有些太高了点。

“ 清洁队，宣武区环卫局的清洁队，待遇还不低，有营养补助金！”

“ 那是扫大街吧，我可以去！”

“ 这个清洁队招的是掏粪工人，背粪桶到各院去清理家庭厕所。”

“ 掏大粪，我不怕，我、我完全同意！”我只差说出我曾经在釜山战俘营掏过大粪。

“ 那好，你明天再来一趟，我回头就跟他们联系。”

回到家，我很矛盾要不要跟爸妈和Ｍ讲我要接受这种工作。我知道他们决不会把这种工作看成卑下的，也不会嫌我每天带一身臭味回家。但他们会十分惋惜埋没了我的知识和才华，他们认为我无论在文艺表演、文学、教学甚至技术开拓等等方面都可以做出较好的成绩，他们还会担心我的身体不适应做较强的体力劳动。但是他们能理解我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吗？我现在急需的既不是去发挥个人才智，更不是去为国家做什么贡献，而是要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是要争取劳动和生存权利，是维护我做人的最起码的自尊心！我决定先不告诉家人。

第二天我做好充分思想准备去应聘。没想到去了后，那位干事却摊开两手说：“ 嘿，他们知道了你是大学生，体检表上又有慢性气管炎，不同意要你。”

见我摇晃着退回墙根，一屁股坐在长椅上两眼直瞪着他，他又忙说：“ 你的情况我们很了解，我们将尽力早日为你找到工作岗位。好在你的家庭条件比一般复员退伍军人还好些嘛，他们不少人连维持个人生活都困难呢！你先回去吧！一有机会就立即用电话通知你父亲。”

我走出民政局大院，看着天上悠游着的白云心里悲怆地呼喊：“祖国，您连掏大粪的机会也不给我么？我可是您的从海外不远万里拼命归来的儿子呀！”

回家路上，我想起难友的一些情况，心里更不是滋味：辽宁抚顺的郭乃坚来信说，他回乡后，既不分给他地种，又不许他加入农业社，他只得借钱买了台手摇缝纫机为人做衣服谋生！冬天来了，他寒衣无着，请我支援。我把自己那套棉军衣邮寄给了他。四川眉山的张达来信说他没有工作，决定重读高中，争取毕业后分配工作，希望我能支援点学费，我决定节衣缩食，每月寄五元钱给他，从上月已经开始寄了；成都钟骏骅来信说成都地区不少难友都在自谋生路，大学生高孑、吴均度都在拉排子车，小陈在车站蹬三轮车，有的跑新疆谋生，还有的跑关东找口饭吃……

想到这里，我的心紧缩了。我如果不是自顾不暇，真想尽力帮助这些比我更苦的难友们啊！

1955年4月15日，我在家做好中午饭等爸回来。妈妈因在农业部幼儿园当园医，早出晚归，中午一般就我们爷儿俩。爸人在门外，笑声先到：“ 老三，家里有酒没有？”爸撩开门帘，带进一股春风。

“您中午不是不喝酒么 ？”我一面解围腰一面问“。今天有喜事得喝酒！”爸坐下来那么高兴地看着我！

我从小橱里取出酒来，心跳得厉害，一边给爸斟着葡萄酒一边忍不住问：

“ 是转建委给您去电话了吧？”

“你小子猜着了！叫你下午就去取介绍信，分你到中学去教书！嘿，满了满了，酒都跑桌子上了！”爸自己去拿了桌布擦干酒水，见我还站在那里发呆，就把我的酒杯斟满了递给我说：“ 来！我们先干一杯，等星期天大家回来再好好庆贺庆贺！”

我跟爸碰了杯，一口吞下那不知何味的酒！

下午，我赶到转建委，那位接待员见我进门，立即站起来让正和他谈话的来访者等一等，然后对我说：“ 有所中学要物理教师，我推荐你去。他们一看你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二话没说就同意了。只是那所中学在远郊！”

“只要在中国就行！我都去！”

他笑着给我一封公函说：“ 背面有去的路线说明，快去吧！”见我捧着信盯着他、一时又说不出感谢话的样子，他拍拍我的肩说：“去了好好干，为咱复员军人争口气！”

第二天，我从前门坐337路公共汽车前往位于石景山模式口的北京市第九中学报到。出了复兴门，汽车就进入视野开阔的郊区。

哦！田里的麦苗已经长得郁郁葱葱，路旁的柳树也在迎风舞翠，春天已降临人间！道旁还不时有桃林披着锦团似的花蕾向我招手！

啊！我终于得到了一个生活的立足点，终于真正翻开了生命新的一页！

1955年４月中旬，正是春暖花开时节，我到位于北京西郊翠微山脚下的北京市第九中学报到，当上了一名中学教师，成为一名国家正式职工，有了固定的工资收入。当时根据我的大学肆业学历和被承认的那两年多被俘前的军龄给定了中教九级，月薪为小米215斤，折合人民币54元。

从此，结束了我从战俘集中营遣返回来后整整２０个月的“游荡”生活。

那时，我觉得自己像一粒被狂风刮飞的蒲公英，终于找到一块落脚的土地，我要在那块地上重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又觉得自己像经历了严冬的枯木，迎来了风和日丽的春天，一种强烈的复活的生命之火又熊熊燃烧起来。

我被分配到理化生教研组。当时学校最缺的是高中化学教师，领导上让我先熟悉教材、教法，再备课、试教，准备暑假之后，正式开高一化学课。为了熟悉教材教法，我拜老化学教师兼教导主任苏老先生为师，听他的教学课、练习课、实验课。我对苏老师掌握教材的滚瓜烂熟，演示实验的精致准确，教学语言的直观生动都极为敬佩，听他的课觉得是一种享受。我看到了那五尺讲台不只是播种知识的阵地，也是施展表演艺术的舞台！

我决心要成为一名受学生爱戴、受家长尊重的优秀的人民教师，要无愧于“ 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光荣称号！

我发起了生命的又一次冲刺，除了星期六晚上回家和爸妈、Ｍ团聚外，星期天一般都到首都图书馆去读书，主要是复习大学的化学课本，阅读有关化学教学的图书，也学习新的教育理论和思想，包括当时苏联流行的《 凯洛夫教育学》和马卡连科的《 教育诗篇》，回到学校更是每天都要备课到深夜。而一大早就起来到大操场跑10转，精神头特别足！

我还记得第一次试讲的情景，课题是《 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律》。事前我反复修改了教案，尽管几乎在课堂上要讲的每句话都写在教案上了，我还是不放心，就像当年首演白毛女背台词那样跑到校园后面的树林里反复背诵，包括手势、表情、板书都一再练习，又在实验室反复进行了课堂演示的实验练习。

正式讲课那天，我提前来到教室门口。教室里坐满了学生，还有教研组的同事和学校的领导。我心跳得厉害，好像即将开始的不是讲一节化学课，而是在奠定我生命的一块里程碑！那节课由于有苏老师的帮助和自己的充分准备，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在教研组的讲评会上受到了同事们的好评。而更鼓舞我的是课堂上同学们那专注听课的神情与不时发出的会心的兴奋的笑声，它增强了我对从事老师工作的信心和热爱！

正当我全力以赴去重建生活，去艰苦创业之时，我完全不知道一场新的灾难已经向我迫近！

在我正式分配工作之后，Ｍ是十分高兴的，在各方面都鼓励、支持我。她还特地到学校看了我的住宿情况，为我添置了床单、毛巾被。我和一位也刚分配来的姓卢的物理老师一起住。卢老师对我们说他每周都回家住，欢迎Ｍ周末来团聚。

于是我又准备了她来住的枕头、被子等等。我催她尽快向她们组织上提出结婚申请。她同意立即向她的党支部递交申请书，并说等到７月中旬一放暑假就举行婚礼，并要我安心地投入工作学习，一切婚礼准备都由她来做。我满怀对她的感激之情去钻研教材、去备课讲课，每到夜深人静倦意袭来，我只要看一眼摆在案头上的我们不久前的合影就会精神振奋，继续工作下去。

６月初的一个周未，我发现她回家来有些神色不对，晚上只有我们在一起时她也寡言少语。我问她是在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了么？她不吭声。再问，她说：“ 一时也说不清，等下次我慢慢给你讲好么？”这次我整整一星期都有些忐忑不安，好不容易等到星期六下班回家，她已经在家里等着我。见我回来，她要我和她出去散散步。我们仍然爬到城墙上去，那里又凉快又清静。除了一个男孩在放风筝外，只有我俩和夕阳给我俩留下的长长的影子。我告诉她，这一个星期我老是心神不定。

“ 我就是怕影响你的情绪，才不想给你讲！”她转过身来直视着我，声音低沉地说。

“ 是不是我们的结婚申请又遇上麻烦了？”我心跳加剧了。

“ ……”她摇摇头，似乎在考虑怎么开口。。

“ 你讲吧，别担心我受不了，总不会比集中营更可怕吧！”

“ 是我自己碰到了麻烦！”她拉我在一个土堆上坐下来给我详述了这个“ 麻烦”的详情。原来是她的顶头上司、地质部ＸＸ司的司长、一位老红军、老革命正式向她求婚！平时司长办公室，就只有司长和她俩人。她对这位比自己大２０来岁的长者十分敬重，而这位司长对她也关怀备至，给她讲长征故事，讲抗日经历，称呼也越来越亲热。当这位司长开始慈祥地拍拍她的肩头或手背时，她只以为这是一种父辈的慈爱。当司长要她陪坐在沙发上为他读文件，读报纸，并说他耳朵不好使，愈靠愈近时，她还不愿想这位党龄比自己年龄还长的长辈会有别的企图。有一天中午休息时，要她在办分室教他跳华尔兹。跳着跳着竟然一下抱住她要亲吻她，她才知道司长对她是有野心的，并且步步紧逼。

这把她吓坏了！当她坚决从他的拥抱中挣脱出来要离开办公室时，他竟堵住门不让她走，说他爱她，求她嫁给他，并说只要她点头，他就立即跟老婆离婚。她告诉司长自己有未婚夫并已向支部递了结婚申请。司长说支部认为她作为做机要工作的党员，不宜继续维持原来的关系，建议她解除婚约。当时她气极了夺门而走。第二天她向支部书记递交了一份请求调换工作的报告并自己搬到资料室去办公，直到现在也未回司长办公室。下一步她不知怎么办？

“ 真想不到高级领导干部还会干出这种事来！”她流出委屈的泪水。

我一下被搞慒了，半天说不出话来。“ 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可是共产党闹革命，不是李自成打天下啊！这种事岂不是给党脸上抹黑么？”我心痛地想。

“ 我们去告那个老东西！你要不方便，我给部长何长工同志写信！”这是我惟一想到的对策。

“ 可万一告不倒他，反而会受到他的报复，更会阻拦我们结婚！还是先要求调换工作，离开司长办公室，不当机要秘书再说。”她比我想得更实际些，我只好同意她的主张。

那天晚上，她紧紧地偎在我怀里，默默地流泪。我安慰她说：“ 别怕，我就不相信那个老东西能一手遮天！总有能讲理的地方！”她只说：“ 把我抱紧点！”半夜她忽然紧紧抓住我惊叫起来。我醒了。睡在里屋的母亲也被惊醒，跑出来问 Ｍ是不是病了。她难为情地说是做了个可怕的恶梦！我心里难过极了，我们相拥着，睁大眼晴盼天明……

两天后，她回来说：“支部通知她出差去昆明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大约十天回来。”她想很可能这就是同意她调换工作的申请了。我帮她整理好出差的行李，送她去火车站。看见与她同行的还有两位女同志，我稍微放心些了。告别时，她脸上也有了些笑意，但我决没想到这竟会是我能见到的她的最后一次笑容！

半个多月过去了，她音讯全无，每次周末我满怀期待地回家等她，又深深失望地返回学校。一种不祥之感愈来愈沉重地

压上心头！然而在家里当着爸妈兄嫂的面，我还要尽量强颜欢笑，生怕看到他们那为我担心的忧虑的眼光！

暑假到了，校党支部宣布全体教职员工一律留校参加“ 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老校长兼党支部书记赵峰同志做了动员报告。首先传达了上级有关文件。那个文件指出当前国内阶级斗争仍很尖锐，尤其是在知识分子队伍中已经发现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留下的反革命别动队；最近挖出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就是明证；强调为了国家的安全和社会主义江山的巩固，必须在全国开展一次群众运动，认真清查出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等等。

赵书记号召大家积极投入运动。支部副书记布置了这次政治运动的安排：第一步先学习文件提高认识，第二步是有问题的人自己检查交代问题，然后是背靠背互相揭发历史的和现行的反革命活动，最后是对揭发检举出的对象进行审查处理。副书记还宣布了这次运动的政策界限：“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不冤枉一个好人，也决不放过一个坏人”。

听完报告，我虽然深信自己的历史是清楚的，更不会有现实问题，但一想到自己被俘过和被开除了党籍，心里就有些惴惴不安。回到宿舍见到卢老师心事重重地倚靠在被子垛上，我也躺下来，我们俩好久都没说话。平时我们很谈得来，我们都是复员军人，他也是从教会学校出来的，外语也挺好。我们都闲聊过自己的一些经历。

他讲过他是从国民党空军学校起义过来的，在国民党空军学校当教官之前是空军飞行员等等他年纪比我大好几岁，为人热情，也比我老练。看见他那忧心忡忡的样子，我反倒想劝慰他几句了，但一种莫名的顾虑，使我缄默下来。

学习讨论时，大家都抢着发言表示自己如何拥护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决策，痛斥了胡风反党集团的“ 狼子野心”，表示一定要积极参加运动，要认真挖出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来等等。我由于一直忙于教学工作，好久没有认真读过报纸，也不清楚胡风是怎么回事，加上思想 上 有负担，发言便不多，表态也不热烈。

第二天，党支部的一位老师来请我去支部坐一坐，他说：“张老师，你有空么 ？想跟你交流一下思想，行么 ？”他面带笑容，很诚恳地说。

“ 啊，Ｚ老师您太客气了，我该自己上支部去汇报思想，一直瞎忙于备课、讲课，没顾得上去，是我的不对呢！”对他的邀请我确实感到有些意外。

“不，主要是我们支部人手少，工作又杂，平时联系大家很不够。今天有机会咱们先交换一下对这次运动的看法吧！”

“我平时对政治关心不够，一开始对这次运动觉得有点突然，听了老校长的报告才知道原来还有反革命分子在兴风作浪，我完全拥护党开展这次运动！”我说的完全是真话。

“ 那就好，你是复员军人，参加革命时间也不短了，虽然受过一些挫折，但问题是清楚的。你是这次运动的团结对象，希望你不要有什么顾虑，要积极投入运动！”

“谢谢组织上的关心，我一定认真学习，努力提高政治觉悟！”我真的有点受宠若惊了。

“还希望你提高一些政治警惕性，对你身边的人要加强观察，有什么异常表现请及时告诉我们。同时要好好回忆一下平时他对你讲过什么有问题的话没有！”他的态度变得得严肃起来。

我一下就明白他找我谈话的目的何在了。“谢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我一定提高警惕！”我这样回答了他。一离开他，我忽然想起在巨济岛第８６集中营时，那个“反共抗俄同盟”的头头，曾要我这个“ 翻译官”在联队部注意共党分子的动向之事。我立即有了一种吞下苍蝇似的难受感！

果然不久卢老师即被揪了出来批判斗争，有人拍桌子揭发他是轰炸洛阳城、屠杀老百姓的国民党刽子手；有的指鼻子要他交代自己伪装进步混入革命阵营的罪恶企图……我听了有些不理解，如果在内战时期作为飞行员的他真奉命驾驶轰炸机去洛阳投弹那只是军人执行命令，而他后来随军校起义应是一个革命行动。

我正在脑子里想着这些问题，偶然抬起头来看见支部委员Ｚ老师正以期待的目光看着我，旁边也有其他教师在看我。我想：“ 大家都知道我和卢老师同住一室，又相处不错，都希望我能拿出点有份量的揭发材料吧！”那时我真希望曾听见他讲过什么反动言论或谈过他以前的什么反革命活动，以便我也能在会上高声揭发他、指斥他，以便表明我的政治态度和积极性。但我搜遍了记忆，确实找不出任何这类的材料。我只好低头在本子上写起字来，装作记录大家对他的揭发批判，直到散会也未敢再抬起头来。

会散后，我很晚才回宿舍去，确实有些不忍看他受委曲的痛苦样子，也怕和他在一起沾上什么说不清的嫌疑。等我进门，他还未睡。我背着他扫床单时，听他说：“张老师，你还是在会上发言骂我几句好，真的，我不会对你有意见！”

我的心猛跳了一下。我装作吐痰开门出去，看见小院里其他几间宿舍都已关门熄灯了，我回过身来扔给他一支烟，便迅速脱了衣服钻进毛巾被里去了。躺在床上，我自己在“ 归管处”受审、挨批、自我批判、宣布处理等等一幕幕情景像电影画面一样顽强地冒出来，好久好久都睡不着。我也一直未听见他平时睡觉的鼾声……

这次“肃反运动”在我们学校还算是比较稳重的，只揪了两个反革命嫌疑，除了卢老师外，还有个曾当过伪“满洲国警官”的杨老师，召开了几次揭发批判的小会、大会，一般老师只集中了10来天就放假回家了。后来对两位老师做了结论：“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宣布解放。”

卢老师不久即调离了学校，他临走时紧握着我的手说：“这辈子我也忘不了你那天给我的那支烟……”我笑着说：“你忘了我给你讲过的一个美国哨兵在集中营监狱里给我烟抽的故事了吧！我不过是他的学生罢了！”我们拥抱了一下，并互道珍重告别！

虽然我平安地度过了我们学校的肃反运动，却未躲过这次全国性运动大风大浪的冲击！

运动期间，我们一律集中住在学校没有回家。我一直想知道Ｍ出差回来没有，那时候北京电话很少，石景山还算是远郊区，往城里打电话极难，我又不愿往地质部打。而几次往农业部给父亲去电话还老占线，打不进去。运动开始时我无暇去想那令我苦恼的事，而后来当我肯定这次运动整不到我时，思想又一下集中到这上面来了：

“Ｍ现在怎样了？那‘老革命’能放过她么？７月中旬都快过完了，暑假我们的婚事还能办成么？”

我在７月20日回到家中，看见爸妈冷冷清清地坐在桌前准备吃晚饭。妈妈见我回来立即高兴地去厨房为我加菜。父亲仔细看了我的脸色，说：“你气色还行，你们学校肃反运动结束了？”

“结束了，我没事！”

“没事就好！这半个月可把你妈急坏了！”

“爸，Ｍ她 来 过 么 ？”

“星期天她来了一趟，说她们单位正开展肃反运动，这两个星期可能不回家了！”

“她没给我留什么话？”

“啊，留了一封信在你妈那儿。”

“你先吃饭，吃完再看信好么？”妈端着菜进来，要我先坐下来吃。我端起饭碗，举起筷子却呆在那儿不动。爸轻轻碰了妈一下。妈看看爸，看看我，进里屋去取出了信递给我。我拿了信跑进里屋去，撕开封口取出信纸：

“泽石，我已调往总工程师办公室，仍做机要工作。支部答应尽快研究我们的申请，好事多磨，望耐心等待，由于运动已开始，我将暂不回家。Ｍ。”

我苦苦盼来的只是这么短短两行字！我望着那薄薄的信纸反复自问：“好事多磨，还要有多少磨难才算到头？耐心等待，还要有多久的等待才算耐心？”

妈叫我出去吃饭的喊声惊醒了我。我拍拍脑袋赶快出来主动说：“Ｍ她信里说她的工作调动了，要不了多久就会批准我们的结婚申请了……”妈也高兴地说：“已经告诉你二哥二嫂和老四老五，这个星期天回来给你过生日！”

过生日！７月23日将是我的26岁的生日，我自己都忘了。只听爸又说：“ 你大哥来信说放暑假回来探亲，我已回信让他早点来，一起给你过生日。这也是几年来我们家难得的一次团聚。你大哥他也许还能赶上你们的婚礼呢！”

第二天，大哥果然从石家庄赶来了。我们弟兄两个前后参军，虽不在一个部队，但同时入朝，并肩作战。他们部队也几乎被美军包围，但他们撤出来了，我们却被包进去了，兄弟俩个差点再也见不到面。现在都死里逃生回到父母身边，我们久久地拥抱在一起。大哥仔细问了我和Ｍ的婚事情况。我把未敢给爸妈讲的真情都告诉了大哥。他很为此着急，当天下午就到地质部去找Ｍ，并说要邀请她回来参加亲人大团圆！

大哥从地质部回来脸色不大自然，引起了我的不安。我坚持要他把见到Ｍ的情况告诉我，他只说 Ｍ正忙于参加运动，没有来得及详谈。又说知道要给我过生日后，拿钱托他为我买块生日蛋糕。

那个星期天，真是我们全家难得的一次大团圆，连在航空学院读书的表弟也来了，唯独缺了Ｍ！好像大家都商量好了似的，谁都不当着我的面提Ｍ为什么没来这回事。本来那天应该是我们全家最高兴的日子，却明显地蒙上了一层阴影。我预感到一种可怕的厄运又在向我逼近。

资料来源：

《我的朝鲜战争一个志愿军战俘的自述》 著

北京：时事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