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为什么会经久不衰?

愚鲁说文化 2024-03-29 00:18:00

以司马光那样的传统史观,所见的历史常是波澜壮阔、大喜大悲的,故而距平常人较远。但以黄仁宇的大历史观,所见的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帝王将相,而是陷入种种无奈——终至无善无恶,什么也改变不了的历史的过客……不过,这一史观也就走到这里了,无法演绎至历史哲学的高度。

《万历十五年》太有名了,估计很少有受过教育的人不知道这本书的。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本出版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书,迄今已经40多年了。和《万历十五年》同时代的书,大都被淘汰掉了,早已失去普通读者,而更多作为一种历史或文化现象被谈论。但《万历十五年》不是。很多知名学者和读书节目仍在大力推介这本书,它的销量仍很可观。仅就此看,这本书再流行个40年也不是什么难事。

为何《万历十五年》经久不衰?

《万历十五年》作者黄仁宇先生

文笔真的好

一本好书身上,必见作者的好文笔,尤其是流传范围广、读者基数大的好书。内容扎实而文笔古奥的书,难有庞大的读者群,可算是“好的专业书”,不能算“好书”。与《万历十五年》同类的历史学书籍,大都有这个“问题”。未见得作者的本心就是“端着写”,但宥于多年来的表达习惯或审美偏好,以及目标读者本就没考虑过大众,其结果总是排斥大众——甚至比正史本身都难读。《万历十五年》呢?

——简直可以说是一种“史学散文”。

1、书写很流畅,节奏极舒服,没有一般史学书满篇地“这个说”、“那个说”或“引自”、“据分析”,后一种情况把书写割得太碎,读之太费精神。2、语言风格介于明清小品文和五四新白话之间,有古典的滋味又不至太绕,总体上,既蕴藉又直率。作者黄仁宇生于“五四”前一年,即1918年,从小耳濡目染的文风就是胡适之、林语堂、周氏兄弟……他的其他书也是这种文风,如《中国大历史》。

据黄先生自己说,这本书虽有英文本在先,但不是他人翻译过来,而是出自他本人的“译写”。所谓译写,即重新遣词造句。另一位大功臣是当时在中华书局编辑部任负责人的傅璇琮先生,据黄先生自己说,傅先生在技术上对本书多有指导,“所以,本书与读者见面时,文字方面已较原稿流畅远甚”(《万历十五年·自序》)。总得说,如今这本书这么好读,大概因为它既无“翻译腔”也无“学究气”。

第二条经久不衰的原因是什么?

《万历十五年》的大功臣傅璇琮先生

不同于传统史观的大历史观

文笔上的好是形式上的好,好书主要还是内容好。《万历十五年》在内容上的优点很多,最主要的是,在“大历史观”(marco-history)的统合之下,熟悉的片段组合而成新鲜的历史——但又是值得确信的历史。传统史家一般以儒家的道德模型解读一个人的行为,如司马光认为“十朝元老”冯道严重不合于“忠君”的道德要求,遂贬斥其为“奸臣之尤”(《资治通鉴》)。但“大历史观”不这么看问题。

大历史观是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techn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至于道德放在什么地方,要看它是作为技术的包装纸还是润滑剂。在张居正那里,道德便主要是包装纸,用以装饰他在财税、官制、兵制等方面的改革——此皆是实实在在的技术面上的改革,目的也是在技术上疏通帝国的行政效率。但在申时行、戚继光那里,道德成了他们推进某一具体技术方案的润滑剂……

这种历史观在当时的中国比较新颖。

以司马光那样的传统史观,所见的历史常是波澜壮阔、大喜大悲的,故而距平常人较远。但以黄仁宇的大历史观,所见的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帝王将相,而是陷入种种无奈——终至无善无恶,什么也改变不了的历史的过客。所以,平凡无大事的“万历十五年”可以说是历史上的任何一年——任何无关紧要的一年其实都含着剧变的因素。不过,这一史观也就走到这里了,无法演绎至历史哲学的高度。

还因为什么,致使《万历十五年》经久不衰?

传统史家司马光先生画像

大大拉近了历史的距离

于很多平日读史的师友而言,大历史云云已不新鲜,更其有趣的是通过《万历十五年》谈到的一些小事而整合起对一个人物的观察。事实上,《万历十五年》并未颠覆任何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万历还是那个能力平平的准亡国之君,海瑞还是那个兢兢业业的理想主义者……但以此书的微观书写,打掉了很多人眼前那四五百年的时间迷障,而大大拉近了历史的距离。如本书对李卓吾(贽)的书写。

李贽故居照片

有没有感到奇怪,为何李卓吾非出家不可?明明刚当上知府,仕途终于见着点亮,且终于不再像年少时那样受穷,社会名望亦高,并未受到什么迫害,为什么要出家?过去一直想不通,只好随大流给予卓吾先生大而无当的赞誉,“不滞于俗,寻找真理”云云。但《万历十五年》给出了两条硬邦邦的理由,一条来自当时的宗族,一条来自当时的官场——皆是历史末节,但这一问题得以顺遂地解决。

首先,官场越得意,宗族责任越大,这个找你那个找你的,绝不能不理,不理即是当时的“无德”行为。李卓吾做小吏时已不堪其苦,遑论升任知府之后?文学大家归有光也说,他自己移动等于100个人移动,不如不移动。此外,即便不理宗族,亦摆脱不了官场。辞官后仍有官员的身份,地方官经常找你,美其名曰“尊贤”,尤其是对于卓吾先生这样兼有士林名望和朝廷上层人脉的人。不理行不行?

不理亲戚至多坏名声,不理地方官可能坏性命。后者随便找个理由就能治你的罪,尤其当你无职无权还特别有名,把柄太好找了。李卓吾的结局也说明了这一点。出家了,躲开了亲戚和地方官,还是没躲过地方官或乡绅背后的那些人。1602年,一把剃刀送走了一位伟大的哲人。以这两条硬邦邦的理由替换先前软塌塌的“赞誉”,李贽的形象更加立体,其处境更加清晰,所在的明末社会愈发得近。

读《万历十五年》不觉慷慨悲愤,但会唏嘘不已。

李贽《焚书》、《续焚书》书影

这些年的明史热

以上三条都是作品本身的原因,有没有社会大环境的原因?这就不得不提这些年的“明史热”。80年代且不说,终于揭过精神上的贫瘠岁月,出一本书抢一本书,啥都热,萨特都热。90年代,总体上,清史比明史热,最大的功臣是二月河的“落霞三部曲”和奥斯卡获奖电影《末代皇帝》。此事一直持续到21世纪。近十几年,尤其在《明朝那些事儿》大获成功之后,明史的热度陡然升高。到什么程度?

《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先生

说两件小事。其一,网上的“明清之争”大家再熟悉不过,但“明粉”阵营明显知识量更大,以致孕育出不少专讲明史的自媒体而少见专讲清史的自媒体。其二,《万历十五年》成为热剧《人民的名义》的重要道具。从戏剧结构来说,它已远远超越道具,而成为剧中人的人格化身之一。高育良因此被带上明显的知识分子味道,并与之苟且因循的一面形成对比,无需再费篇幅展示此二种人格的对立统一。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截图

方志远老师曾说,他们这些搞明史的都沾了《明朝那些事儿》的光。那当年明月又沾了谁的光呢?不可不提红极一时的黄仁宇,更不可不提《万历十五年》引入的“平视历史”的视角。当然,“沾光”是不准确的,应当说“传承”或“借鉴”。实情是,《明朝那些事儿》成功之后,几乎所有明史方面的书都得以加印。《万历十五年》的经久不衰,固然有其本身的价值,也得益于明史热的大环境。

明史一直非常特别,做了好几次度量社会思潮涨落的尺子。

“海瑞罢官”的影响延及近现代中国

明史成为社会思潮涨落的尺子

“社会思潮”如其字面,有涨有落。涨的时候,往往是全民有重要的公共话题的时候;落座之时,大家各忙各的,各玩各的。明史很特别,简直可作度量社会思潮涨落的尺子。每当社会思潮高涨,明史热度都高;而当社会思潮降落,明史热度随之下来。90年代,明史遇冷,固然有清史方面的文艺作品大行其道的原因,更重要的背景是,90年代是“大家各忙各”的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无数人下海。

九十年代的代表人物之一史玉柱

随着经济趋于稳健,加之先前的财务积累,很多人得以坐在家想些和挣钱没关系的事,明史研究起来了。这恐怕就是《明朝那些事儿》成功的社会背景。再往前,以明史比量社会思潮涨落的情况屡见不鲜。且不说近现代的“海瑞罢官”,有清一代,明史研究基本没凉过,不论异族政府和它手下的文化打手们如何围追堵截。吴晗那会儿,社会大讨论激烈;清代,一明一暗两场大讨论都很激烈。原因何在?

清初明史案是《鹿鼎记》的重要背景

怎么不以唐史、宋史等断代史为社会思潮的尺子?明史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可能是,明代是华夏文明的分界线,此前是文明的高峰,此后是文明的没落。故此,它的“历史PH值”是中性的,对任何时代的任何人、事都能产生检验效果。拿盛唐检验的话,凡事都千疮百孔,人人皆畏畏缩缩;拿晚清检验的话,事事不足悲愤,人人皆可谅解。相比之下,万历十五年可以是任何一年,明朝人可以是任何一人。

还那话,一本《万历十五年》,掩卷都是唏嘘。

【主要参考文献】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司马光《资治通鉴》,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儿》等。

写于北京家中

2022年5月22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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