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幽说

编辑|辑录君

德国在1940年4月9日入侵丹麦后，丹麦人民感到震惊和困惑，紧随其后的是一场民族主义浪潮。

一方面，丹麦人对德国人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当人们在街上遇到一个德国士兵时，他们会选择无视。

与此同时，大量令人振奋的故事流传开来，例如国王对德国人的有意怠慢或普通送货员对德国人的无视。

另一方面，民众的民族认同感得到加强。

国王克里斯蒂安成为丹麦民族的象征，他每天骑着马经过哥本哈根街道，尽管大街上偶尔爆发枪声，他还是继续这样做。

当一个党员握紧拳头高呼“红色阵线”向他致意时，他微笑着表示感谢，然后把他的军装翻过来，露出红色衬里，也亲切地说：“红色阵线”。

当他独自一人骑着马镇静地从丹麦人身边经过时，人们就在人行道上停下来，举着自己的帽子向自己的老国王致敬，这对于被德国占领下的丹麦人民来说具有很大的意义。

“国王的声望在1940年9月，他70岁生日时达到了顶峰。

为了纪念这个节日，商店出售用丹麦国旗和王冠设计的金银徽章，许多人购买并佩戴。

这些徽章表明佩戴者是一个骄傲的丹麦人，从而使希望得以延续。

丹麦投降后，丹麦与德国合作来维持丹麦的独立性，保持丹麦免受盖世太保的打击，因此抵抗运动初期很难组织起有效的活动。

在第一批纳粹分子进入哥本哈根4小时后，17岁的阿恩·赛尔和他的一些文法学校的朋友在哥本哈根的街道上散发着他们准备的16份传单，号召丹麦民众进行消极抵抗，为丹麦的自由而斗争。

传单内容如下：不能去德国或挪威工作；破坏为占领者生产的产品质量；拖拖拉拉工作；损坏生产工具；破坏一切帮助德国人的东西；阻碍德国运输。

抵制德国和意大利的电影、报纸；不向德国人出售任何东西；给予卖国贼以相应的惩罚；保护每一个被德国伤害的人。

加入为丹麦自由而战！1940年夏，丹麦国内出现了大批传单，继续号召人民以各种形式抵抗法西斯占领者。

如：不要用德语同占领者交谈；帮助受纳粹伤害的人员；不要帮德国人干活，等等。

有的传单还告诉人们，丹麦人进行的抵抗斗争将是对当前欧洲其他国家人民抵抗斗争的道义上的支持，是对反法西斯斗争的直接贡献。

一些传单还透露了德国人扩大侵略的消息，揭露了法西斯分子在欧洲被占领国家的野蛮政策。

1940年夏天，在一个后来被称为阿尔桑的地方，人们在户外唱爱国歌曲。

这次活动始于奥尔堡”，有1500人参加，并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

在两个月内，全国范围内出现了聚会，丹麦有六分之一的人在一起唱歌，聚会以电报向国王致意而结束。

第二年，在丹麦阿尔冈出现了社区徒步旅行，这次活动对参与者在身体上要求更高，并没有激起民众强烈的爱国热情。

在丹麦全国各地都安排了有很多人参加的会议，内容通常是关于丹麦历史或丹麦身份的，这些活动最重要的灵感来源是格兰特威格的作品。

在哥本哈根大学，教会历史教授哈尔·科赫进行了一系列关于格兰特威格的讲座，讲座吸引了大量的听众。

大约在同一时间，丹麦皇家剧院上演了一出关于格兰特威格的戏剧，戏剧作者是凯·蒙克，自1940年4月9日起，他受到了强烈的反德情绪影响。

科赫和蒙克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丹麦民族主义情绪。

1940年，丹麦民族情感涌动的一个更为积极的表现是建立了“丹麦青年联合会”，这是一个为促进丹麦各青年协会之间的合作而设立的组织。

1940年，为了阻止纳粹思想意识渗透到丹麦青年群众中，资产阶级反法西斯团体创建了这个团体。

当哈尔·科赫成为其委员会领导时，哈尔认为通过引导和教育丹麦青年来保护丹麦传统和价值观至关重要。

丹麦许多地区的年轻人举行了大量会议和活动，旨在表达丹麦的情感诉求，同时解决丹麦现有政治形势的挑战和风险。

在被占领阶段，丹麦青年联合会领导最关心的是保护丹麦，以避免丹麦被德国纳粹化。

虽然这个组织的领导人没有明确主张在国内积极展开抵抗运动，但它的成立仍具有一定的意义。

一是增强了丹麦抵抗队伍的力量；二是促进了资产阶级反法西斯进步青年团体和国内资产阶级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联合。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当丹麦逐渐摆脱了被德国纳粹化的危险时，该组织开始致力于传播丹麦和德国关系的新闻。

丹麦国内出现的消极反对德国的形式可以被描述为政治上的自我保护，尽管他们对德国入侵和占领作出了反应，但他们对德国军队和纳粹思想的反对并没有达到对抗的程度。

然而，对一些人来说，丹麦与德国的合作政策，他们是不能接受的。

尽管当前的政治形势可能不允许更积极的反对形式，但丹麦部分民众和组织将前期的消极抵抗运动进行地更加深入，做了一些实际性的工作。

如：在大多数主要城镇建立越野运动俱乐部，建立一个几乎遍布全国的政治学习圈。

1940年最后几个月在全国建立起来的地方体育运动俱乐部，是丹麦早期抵抗运动的一个主要发源地。

丹麦民间的越野运动很早已经成为军官训练的一部分，这种运动在军官中兴起，并以积极的国防态度得到人民的支持。

这是一种训练年轻人进行越野比赛、阅读地图、近战甚至射击的方法。

1940年夏天成立了一个主要由军官组成的委员会，并与可能愿意开办越野运动俱乐部的圈子建立了联系。

1941年秋天，丹麦越野运动联盟成立。为建立一个更好的丹麦，联盟的领导重视向成员灌输爱国主义，培养愿意保卫国家和领土的成员。

不久，该联盟从主要城市和驻军城镇开始，建立了30个分支机构。

事实上，联盟的一些分支机构是为培训地下组织而设立的。后期这些俱乐部中产生了大批暗中破坏与秘密军事小组。

1941年11月，一群学者和知识分子组成了“丹麦学习圈”，该组织最初的目的是通过在全国各地建立跨党派的学习圈，保卫丹麦平等。

组织的领导人弗罗德·雅各布森通过努力建立了几十个学习圈。

在哥本哈根，又成立了十几个团体，每个团体都由某一特定职业的成员组成。

在最初的一两年里，“丹麦学习圈”的领导将其活动局限于提供丹麦的政策和德国的机密资料，出版有关小册子，还定期出版政治新闻和评论。

丹麦被占领之前，雅各布森曾在哥本哈根大学主修德语专业，期间去德国旅行并与反纳粹分子建立了联系。

作为一个左翼的社会党人，他在丹麦迁就德国的外交政策上与党的领导人发生了冲突，他比社会党领导中任何一个人都更愿意积极抵抗德国。

从一开始，他清楚地看到他建立的组织是一个潜在的地下组织，最终要从事反德活动。

1942年，他与“丹麦学习圈”领导、历史学家埃里克·穆勒之间产生了分歧，后者希望“丹麦学习圈”坚持其教育计划。

1943年初，穆勒退休后，“丹麦学习圈”迅速转向地下活动，雅各布森是其中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

在德国占领丹麦的后期，“丹麦学习圈”扩大了很多，成为抵抗运动的重要力量，雅各布森也成为了“自由委员会”的有力代表。

德丹战争爆发时，丹麦的成员不足8000人，在议会中只有3个席位，但当德国占领丹麦时，丹共发现自己的处境十分复杂。

自1933年以来，纳粹德国都表现出对共产主义的敌意。

然而，就在1939年8月，苏联基于战略和外交考虑，忽视意识形态和政治冲突，与潜在的敌人德国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德国占领丹麦当天，丹共两位领导人，包括领导阿克塞尔·拉森，恰巧在莫斯科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开会讨论情况，讨论的问题是挑起德国进止丹麦并将其推向地下状态，还是努力维护党的合法性。

来自莫斯科的电报指示到达丹麦，指示丹麦尽可能保持合法地位，同时为最终的地下行为做准备。

丹共认为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列强为争夺世界资源而进行的斗争，不能支持任何一方，只能争取和平。

最初几个月，它主要针对西方列强，特别是对英国发表批评意见，但后来在报告战争进展时，它提出了一个更为平衡的观点，不支持任何一方。

在国内政治中，丹共的长期目标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它反对旧政党组成联合机构，而且不支持机构与德国合作的政策。

在议会中，它不支持为应对德国压力而采取的各种措施，并经常攻击机构的社会和经济立法，因为这些立法损害了工人和许多失业者的生活。

为了维护这些工人和失业者的利益，丹共的发言人在议会和媒体上集中攻击社会党和工会领导人。

因此，党加强了在工人阶级中的地位，吸引了一些新党员。

在准备地下活动的过程中，丹共采取了一些步骤来分散组织结构，它还开始安排印刷地下出版物。

然而，1941年6月德国对苏联发动袭击，德国占领当局以出现“国际新形势”为由，向丹麦提出了立即逮捕的要求。

丹麦继续采取亲德方针，大肆速捕党人，机构速捕和拘禁了大约150名党领导人。

7月，丹共在致首相的信中，愤怒抗议机构压制的行为，揭露了机构对德国唯命是从，损害本国主权的立场。

在崩溃和混乱之后，1941年秋，丹共决定着手建立自己的武装战斗小组，对占领者展开破坏行动。

当时丹共主要是作准备工作，还不能广泛进行破坏斗争，因为绝大多数居民受了小资产阶级“消极抵抗”宣传的影响，对这种新的斗争形式没有做好必要的思想准备。

丹共成立了一个新的领导，由领导阿克塞尔·拉森、副领导阿尔弗雷德·詹森、党委书记索尔基德·霍尔斯特和负责财政和出版活动的伯格•霍曼组成，各省也在努力分散党的组织。

大多数城镇都建立了三人领导小组，下级建立了秘密小组，这些小组原则上没有横向联系，只有一些纵向联系。

党对出版物的印刷和发行也进行了重组，以便于印刷当地报纸，从而避免被查处大量地下材料的危险。

在莫斯科的指导下，丹共采取了恢复人民阵线的战术原则，要求党人与非党人一起同纳粹敌人进行斗争，这就意味着要把民族解放的目标放在首位，让社会改革的目标放在最后。

后期，党人就在许多反德斗争中确立了自己的领导地位。在1943年9月成立的“自由委员会”，其目的是为了指导丹麦各地发展起来的抵抗活动。

六个创始成员中有两个是党员，即伯格·霍曼和莫根斯•福格。

罗志刚认为，从1943年末起，“自由委员会”实际上成为丹麦的秘密机构，开始履行丹麦的某些职能，并被西方盟国认为不仅是抵抗运动的领导机构，而且是整个丹麦的代表。

这里介绍的三个抵抗组织，它们开始准备反德行动。每个组织都吸引了特定的群体，并为今后的活动制定了自己的筹备方案。

随着欧洲战争的进程和丹麦政治局势的发展，国际和国内条件越来越有利于积极抵抗，它们中的许多成员，都准备加入已经从事反德活动的组织。

丹麦对德国占领的积极抵抗呈现出不同的形式，需要加以区分。最明显的是在非暴力抵抗和暴力抵抗之间。

非暴力抵抗从丹麦被占领初期就开始，一直持续到国家解放，包括丹麦航运业对盟国的贡献、丹麦情报部门对盟国的贡献、丹麦对德国的舆论抵抗，以及丹麦自发营救国内犹太族。

丹麦在盟国的航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战爆发后不久，丹麦卷入了大国之间的敌对行动，随后的7个月，丹麦仍然保持中立，仅仅损失了29艘船和362名水手，几乎所有的受害者都是因为德国鱼雷艇在北海的攻击造成的。

丹麦的航运公司，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对德国入侵感到意外。

德国入侵时丹麦三分之二的船和一半以上的船员在公海或外国港口。

丹麦两家最大的航运公司总裁，杰·劳里森和A.P.穆勒，命令他们的船长寻求中立港口，并遵循他们在纽约的授权代表的指示。

几个月后，穆勒的儿子马士基·迈克-凯尼·穆勒搬到纽约，接管马士基船队。

马士基集团的东亚公司通过在伦敦的子公司，设法安排将12艘大型船舶的处置权转让给英国。

在公海上，其他公司的一些船舶收到指示，将决策权交给船长，大多数船长咨询了他们的军官和船员。

在船员可以自由决定的70艘船中，大约一半选择了英国港口，另一半选择了中立港口。

1940年夏天，在盟国和中立国港口的大约230艘丹麦船只中，大多数都在为盟国服役。

到达英国或大英帝国某一地区的丹麦船只被英国正式视为战利品并悬挂英国国旗，归于英国保护。

英国鼓励这些船员留在船上继续服役，大约90%的水手同意这样做，这些水手组成了工会，工会的基地在泰恩河畔纽卡斯尔，水手们和英国签约，继续在船上服役。

在战争过程中，大约有3000名丹麦水手参加了这个公会，许多人也加入了英国的“自由丹麦人”协会。

丹麦大约五六千名船员为了挽救自己的祖国，冒着极大风险，勇敢地将船开到英国的港口停泊，加入反法西斯阵营。

1941年夏天，美国对英国的做法作出反应，缴获了40艘在美国港口停泊的丹麦船只。

由于大多数老船员已经离开并为挪威、美国或英国的船只服役，因此这些船只的许多船员都不是丹麦人了。

1941年12月，美国加入二战后，对经验丰富的军官和士兵的需求迅速增加，新的舰艇投入使用，许多丹麦人为美国服役。

丹麦船只和水手在大多数战争运输中发挥了作用。

在1940年至1941年的关键阶段，丹麦大型船只沿着英国和苏格兰海岸航行，小型轮船将货物运往不列颠群岛的各个港口。

当德国潜艇在海战中仍占上风时，跨大西洋护航运输队中有丹麦特遣队，大约有25艘丹麦船只带着丹麦国旗，参加了1944年盟军入侵诺曼底的“霸王行动”。

在太平洋地区的战争中，A.P.穆勒的大型船只在运送美国军队到远东地区时起到了重要作用，每艘船一次运送几千名士兵。

在德国入侵丹麦后的几周内，丹麦和德国达成了一项协议，规定了丹麦商船的部署，丹麦船只除了为国内港口运输货物外，还为德国人运输货物，如铁矿石，费用由德国承担。

由于他们经常在德国和瑞典港口停靠，这类船只偶尔能将个别犹太难民、盟军飞行员和丹麦抵抗战士带到中立的瑞典。

一些船只还在丹麦抵抗组织与其在瑞典的代表和联系人之间运送地下传单和其他物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估计，丹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航运损失总额为192艘船和大约2000名船员。在整个战争中，他们为盟军的事业做出了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