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戏霸屏的这些年，人们对科尔沁这个地名可谓耳熟能详。康熙的祖母、大名鼎鼎的孝庄太后，就来自科尔沁；她辅助顺治、康熙两位幼主，以高超的权谋与智慧，维护了皇权的稳定，是一位奇女子。和她同期来到清朝后宫的，还有她的姑姑哲哲，她的姐姐海兰珠，一门三后，荣耀之极。再往前，努尔哈赤最早与科尔沁部通婚；清朝入关后，更将满蒙联姻制度化：清朝三百年，满清后宫先后有4位皇后、13位妃子来自科尔沁等部，科尔沁因此被称为“皇后专业户”。

科尔沁的历史，最早可上溯到公元前5000年前红山文化时期，兴安岭的渔猎文化、蒙古草原的游牧文化以及华北传入的农耕文化在这里汇聚，孕育了高度的人类文明。科尔沁也是东北游牧民族进军中原前养精蓄锐的地方，辽、金、元、清，这些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创立的王朝，其创立者们带领部族从自然环境严峻的蒙古高原和兴安岭以北走来，在科尔沁草原迅速发展壮大，然后入关问鼎中原。

事实上，科尔沁这个名字本身，也有着深厚的人文流源。在商周时期，它被称作“鬼方”，是商王征服的对象。春秋战国时期，它是“东胡”；秦汉之际，东胡被匈奴打散，分裂为鲜卑、乌桓；东汉西晋时期，这里被中原人称为“火儿慎”，鲜卑语为“弓箭手”的意思。成吉思汗征战四方，其弟哈撒儿负责它的帐殿护卫，该护卫队名字就叫科尔沁，意思是神箭手（哈撒儿本人也以神射出名）；1206年，成吉思汗称帝，将科尔沁所在区域封给哈撒儿，到十五世纪，科尔沁从军事机构的名称变成哈撒儿及其后裔的泛称。从这个意义上，科尔沁部属于泛义的黄金家族。

其后，五百年间，元朝灭亡，北元退居蒙古高原，在与明代的战争与内部纷争中，蒙古分裂为漠北蒙古、漠南蒙古、漠西蒙古，科尔沁属于漠南蒙古。明末后金崛起，科尔沁适时与努儿哈赤结盟，奠定了清朝三百年在蒙古各部中的首席地位。

有清一代，皇帝回盛京祭祖，多经过科尔沁；如康熙和乾隆，便各有三次选择从北京转内蒙、经过科尔沁再到吉林路线，如此在加强与科尔沁及蒙古各部联络的同时，朝廷也依靠蒙古稳定边境驻防。联想到明代，蒙古一直为朝廷边防大患，相比之下，清朝皇帝有手段多了。

与此相应的是，科尔沁在蒙古各部中备受清朝王室信赖，在清朝开国与南征北伐战争中，科尔沁部也立下了汗马功劳，这种荣耀一直持续到晚清。僧格林沁作为最后一位提刀上马的蒙古王爷，镇压太平军、抗击英法联军，被清廷誉为“国之柱石”；直到僧格林沁在与捻军战斗中身亡，科尔沁部与清朝的命运一起走向衰落。

民国时期，科尔沁区域处于奉系统治下，张作霖和张学良持续推出垦耕计划，将草原变为耕地。英雄嘎达梅林先后发起“独贵龙”运动、抗垦起义，遭到当局围剿，嘎达梅林战死，但他为保护草原献身的壮举，在蒙古被长久传诵。后来张学良易帜入关，牧垦草原计划暂时中止，但因为短视和无知，人们对草原的放垦一发不可收拾，大片的科尔沁草原逐步变成了科尔沁沙地。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针对科尔沁采取了草场封育，翻耕补播、人工种草、引洪淤灌、防止过牧及营造防护林等措施，取得了良好成效。曾经河川众多、水草丰茂的科尔沁草原，一步步在回归。今天，它是全国四大草原之一，草原植被茂密，种类繁多。无数条弯弯曲曲的小河宛如玉带游动其间，为草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水源，形成了优美的湿地生态景观。

不仅如此，基于北纬42度到45度黄金牧场带的自然地理优势，科尔沁成为我国优质黄牛培育的天然牧场。上世纪八十年代，通过引进的西门塔尔牛与本土蒙古牛等品种杂交，科尔沁牛培育成功，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科尔沁牛适应性强，耐粗饲、耐寒、抗病力强、易于放牧，同时生长期短、出肉率高、肉质细嫩，是牧区比较理想的一种乳肉兼用品种。在市场上，科尔沁牛迅速获得了消费者的青睐，被评为我国最好吃的黄牛品种之一，科尔沁风干牛肉等特产也持续走俏，科尔沁成为名副其实的“黄牛之乡”。

从先秦的蛮荒走来，从历史的离乱中走出，这片水草丰茂的地方，换了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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