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句著名的话来自石油系统，出自独臂部长余秋里！

1958年，中国还戴着贫油国的帽子，政治局会议常常召开石油会议。提起油，就发愁。当时，轰轰烈烈的“一五计划”，只有石油没完成任务，石油部仍在人造石油和天然石油之间犹豫不决，进展缓慢。这引起毛泽东的不满，他想起了余秋里。

余秋里是谁？典型的老红军。独臂便是身经百战的明证。

很多人都知道余秋里为独臂将军，但很长一段时间里，却不曾知他如何失去臂膀。

那是长征途中，在贵州则章坝，1936年。

身为团政委的余秋里和团长成钧率众冲锋，一连缴获敌人八九挺机枪。他们四五人刚上一座山头，余秋里眼见不远处躲藏的敌人一梭子子弹射来，他随身遮挡身边同志，子弹全部打在他左臂上，顿时鲜血涌出，断裂的白骨茬历历在目。

事后，因缺医少药，只包扎了一下。这伤臂漫说触及便钻心疼痛，满头大汗，就是阳光晒着，也火辣辣难忍。行军途中，余秋里无奈，专找庄稼地行走，好让茂密的庄稼遮挡日晒，可每当稍碰一下枝叶，全身仿佛都在抽搐。

后来伤口化脓，他躺在担架上。医务人员打开包扎一看，整条臂膀已发黑萎缩。那时，余秋里唯一的止痛方法是用一只水壶装满凉水，剧痛时，用凉水浇在断臂上。在甘孜，医生决定给他做截肢手术，清创时，伤口已腐烂生蛆，惨不忍睹。

毛主席：“秋里秋里，你这个名字很有诗意啊！”

余秋里：“主席，我这个名字其实很土。小时候家里穷，请不起先生起雅名，所以家里人就把我叫狗娃子。后来参加了红军，领导问我叫啥名字，我说不上来，又问我是啥年月日出生的，我回答说我妈说我是割谷子后的秋天里生的。领导一听就说，那你就叫余秋里吧。”

毛泽东：“好嘛！秋里这名字蛮好的，秋天总是个丰收的季节，又是火红的岁月。”

余秋里在人民大会堂做工作报告

余秋里遂以意志坚韧闻名军内。随着职位攀升，其驭军严厉也令人胆寒，尤其是点名批评加罚站，毫不留情。及至由军队后勤转任石油部长，这样的风格也带到了石油系统。

余秋里刚到石油工业部上任的时候，人们对这位独臂中将颇不以为然。刚刚到任的余秋里，也确实是个石油新兵，处处表现得谦虚谨慎，没烧什么火，没发什么话，整日里围着上任部长李聚奎，拿着小本本，熟悉石油部的业务。

在很多下属眼里，这个新来的部长说话和气，表情和蔼，况且同样是丘八掌事，外行管内行，想必也没什么作为。

一次部里的职工大会，余秋里大谈目前石油供应的紧张形势和中央对石油工作的重视。这些调调，在很多僚属看来全无新鲜感，所以听得兴味索然。开了一会儿，大家就开始交头接耳，聊上了小话儿……个把小时过去了，台上突然传来一句话，休息十五分钟。

15分钟过去了，回到会场的人们突然发现气氛不对头了。台上的余秋里撤了笑脸，从座位上站了起来，瞪着眼睛扫射会场。嘭，仅有的一只拳头冷不丁地砸在麦克风旁的桌子上，整个会场嗡——的一声。

“今天本来想讲石油生产的问题，现在不讲了，讲讲机关作风问题。”须臾间，余秋里用那只独臂举起一个大信封，那是一份石油部教育司发往外交部的公函。

余秋里说：“大家看看，外交部的交’竟是郊区的郊’，教育司长来了吗？”

下边有人答：“司长请假了。”

余秋里说：“副司长顾德勤呢？站起来。”

副司长顾德勤，当时已经年过半百，也只得乖乖站了起来。

这一站，让所有人心惊肉跳。顾德勤是什么人？1929年参加红军的老革命，也是江西老表，他当红军司务长的时候，林彪正是他的连长。一句话，这人资格老着呢。这样的阵仗，算是让部里的人领教了这位将军部长的厉害。

此后，余秋里的脸一沉，调门一变，下面的人就得站着回话。

某次大会，余秋里大声问：“解放军军械部急需四百吨擦枪油，为什么三个月没有回音？”

等了半晌无人应答，余秋里点名问：“徐今强同志，你分管炼油厂工作，你说。”只见徐今强规规矩矩起立回答。

徐今强是谁，时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是党组成员。虽说论职位仅次于余秋里，但在余面前，都像小学生一样，战战兢兢回答问题。

久而久之，石油系统人人皆知余秋里“不打肥皂就刮胡子”的厉害。凡余秋里主持大会，僚属们都有些惶恐，副手更是丝毫不敢走神，说不定下一秒，余秋里就突然点了自己的名儿。

余秋里（前右二）与职工同吃同住在一起

余秋里出任石油部长，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四处找油。那时，天然石油严重短缺，中国还依赖成本极高、产出极低的东北人造油。

所谓人造石油，是以一种叫页岩的岩石，通过干熘等大量复杂工序，从中提炼出与天然石油成分相近的人造石油来，成本为天然石油的十几倍。

执掌石油部，余秋里仍如带兵打仗。最经典的战例，当属萨尔图战役。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采油大会战，大庆油田从此屹立。

在一片荒原之上，没有城市为依托，等于没有根据地，孤军深入；缺吃少穿，等于缺乏后勤保障，没有给养；缺乏应有的设施设备，等于武器少，装备差。

既然是场战役，就得硬着头皮上。在大庆地区发现石油资源以后，余秋里亲自兼任大庆石油会战指挥部工委书记。

余秋里开会发言，常将秘书准备好的讲话稿念个开头和结尾，或弃之不用，主要内容均为自己动手，去掉文绉绉的套话，换上自己生动质朴的大白话。

原石油部办公厅主任宋惠说：不怕枪不怕炮，就怕给余部长写报告。因为你熬夜，他也跟着熬夜。一个报告，改了又改，抠了又抠，多一个字不行，少一字也不行，结果是句句实在，没有一句大话。

那个年代，口号的作用，总能振奋人心。所以余秋里提出：“只许上，不许下！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

石油部副部长孙敬文提意见说：“这口号有点夸大主观因素。”这话余秋里听了进去，就加了四个字，改成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大庆油田历经四载建成出油，到1963年，中国的原油产量一下子跃升到648万吨，其中470万吨产自大庆。周恩来在当年的政府报告中称，中国的石油基本可以自给了。而余秋里7年的石油部长，也带出了一支善打硬仗的劲旅。

1962年6月，余秋里（前排左二）陪同周恩来视察大庆油田

1958年7月，在“大跃进”的声浪中，上任不久的石油部部长余秋里到甘肃玉门召开现场会，动员群众解放思想，苦干巧干，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

玉门石油管理局的负责人向余秋里汇报时，提到贝乌五队队长王进喜为了多打井、打好井，在调度会上和领导争了起来，坚决要求参加白杨河钻井会战。

余秋里说：“好啊，我们就要有这股劲儿。”他特意赶到白杨河，视察刚刚搬来的贝乌五队。

第一次见到王进喜，余秋里握着他的手说：“你这个名字好。进喜，进喜，叫咱们石油部也进点喜嘛！”

余秋里听了王进喜的汇报后，又对局里和公司领导说：“王进喜是半路杀出的程咬金，堪当大任，要全力支持他，让他放开手脚干！”

在会后的谈话中，余秋里了解了王进喜的身世。

1923年9月，王进喜出生于玉门县赤金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儿时的他吃不饱、穿不暖，15岁时就被抓去当了民工，参加修筑公路，在一位同乡“作保”的情况下，成为一名由矿上管理的“长工”——类似今天的临时工。后来在劳动中，王进喜的腿被砸伤了，伤好后再去上班却被工头拒绝，说他已被开除了。后经多方努力，才在驮运队当了一名小工。玉门解放后，他成为玉门油矿钻井队的钻工，也就是新中国第一代石油工人。

谈话中，余秋里感到这是一位有着朴素的阶级感情和有闯劲、有干劲的钻井队队长。王进喜还告诉余秋里，1956年他入党后不久就当上了贝乌五队钻井队的队长。在中国钻井技术还比较落后的情况下，王进喜不拘泥常规，奋发思变，使井队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超额完成了打井任务。

1958年，玉门石油管理局响亮地提出“钻透祁连山，战胜戈壁滩，快马加鞭进军吐鲁番，玉门关上立标杆”的口号。王进喜提出钻井进尺“月上千（米），年上万（米），玉门关上立标杆”的奋斗目标。他所领导的钻井队苦干、实干加巧干，创造了月钻5口井、进尺5009.74米的成绩，这是当时全国中型钻机的最高纪录和世界少有的好成绩。

1959年，1205钻井队（其前身是贝乌五队）又刷新了他们保持的钻井最高纪录，打出了年进尺的全国最新水平。王进喜作为石油工业战线的劳模代表，到北京参加了新中国成立10周年国庆观礼，登上了天安门。余秋里专门和他谈了话，给了很多鼓励。

也就是这次，王进喜参观途中，在北京沙滩看到公共汽车上有一个鼓鼓囊囊的包，便问身边的一个同志，说：“汽车上背的是个啥？”

人家告诉他：“那是煤气包。”

“背它干啥？”

“不是没有油嘛，只好烧煤气。”

王进喜吃了一惊。

这时有人说：“你们不是搞石油的吗？”

王进喜觉得很是没脸见人，一整天都愁眉苦脸的。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丢人啊，我们作为石油工人，看见这样的情景高兴不起来呀。”

这件事传到余秋里那里，说是王进喜掉了眼泪。余秋里感慨地说：“这是一种英雄的境界，他在这里看到了我们石油工人的责任。”

大庆会战开始前，余秋里运筹帷幄之中，曾经想到过王进喜这个钻井队队长。当他踏上北大荒的黑土地时，就听到了关于王进喜到大庆后“滚烫的三句话”。

1960年3月25日清晨，顶着东北的寒风，王进喜带着他的队友们来到了大庆。

一下火车，王进喜就赶到了松辽勘探大队总务科，问科长：“我们的钻机到了没有？我们的井位在哪里？”

总务科长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正好来了玉门钻探公司的组织部长，王进喜见到老熟人，又问：“你是先来的，知道我们的钻机到了没有？我们的井位在哪里？”

紧接下来，王进喜见到了钻井大队的总支部书记李玉生，又劈头就问：“你看见我们的钻机到了没有？”

李玉生说：“没看见。”

王进喜又问：“新疆那边都谁来了？张云清来了没有？这里钻井的最高纪录是多少？”

李玉生说：“新疆的几个标杆队都来了，但没有听说谁创造了最高纪录。”

王进喜说：“他们来了就好，我真要和他们比一比，创他个最高纪录。”

大庆会战指挥部的宋振明向余秋里汇报了上面的情况，余秋里很是感动。宋振明还说，钻机到了，由于吊车少不够用，卸车有困难，王进喜就组织全队职工用人力卸车，用人拉肩扛加车运的办法，经过七天七夜的苦干，把钻机和其他设备化整为零，搬运到井场，开始安装。他们吃在井场，睡在井场，日夜不离井场，连续苦干了五天零四个小时，就打完了一口井，创造了萨尔图的最高纪录。

王进喜的房东大娘见他几天没有回去睡觉，又听说他一直在井场干活，不太相信，对井队的人说：“人也不是铁打的，总不睡觉怎么行？”就到井场去看，果然见王进喜脱掉棉衣在井台上忙活。她劝王进喜歇一歇，王进喜却带着全队喊着劳动号子在拼命。那天，王进喜仍然没有回去睡觉，房东老大娘说：“活了大半辈子，没有见过这么拼命干活的人。你们王队长，真是个铁人！”

余秋里听到这里，说：“好！这是个好典型。老乡说得好，王队长是个‘铁人’我们就叫他‘王铁人’！”

1960年4月9日到11日，余秋里在安达召开了“五级三结合”技术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工人、专家、工程技术人员和各级领导干部180余人。

会议的最后一天，会战指挥部人员全体参加，余秋里还特别通知王进喜来开会。余秋里坐在安达铁路工人俱乐部大会议室的讲台上，对这次会议进行总结。他说：“我们每一个队，每一个人，都要有革命战争时期那种敢于冲锋陷阵、英勇牺牲的精神和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困难所压倒的气概。”

讲到这里，余秋里停了下来，看着会场上黑压压的人群，问：“王进喜来了没有？”

王进喜正蹲在凳子上听讲话，突然听到余秋里喊自己的名字，赶快站起来回答说：“来了！”

余秋里说：“来来来，到中间来，到台子上来，让大家看看！”

王进喜有些不好意思地走上前台，此时他又黑又瘦，胡子很长，嘴唇干裂，很不自然地站到了台上。

余秋里指着他说：“同志们，这就是王进喜。我们大会战中的第一个英雄！我们的‘铁人’，我们的‘王铁人’。他来到这里，没有问吃、没有问住，问的第一句话是‘钻机到了没有？井位在哪里？这里的钻井最高纪录是多少？’钻机到了，没有吊车和拖拉机，他就领着全队人拉肩扛，把钻机抬了上去，立了起来；为了工作，他连续54个小时没有离开井场。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工人阶级的觉悟！房东大娘管他叫‘铁人’，同志们，铁人啊！这是一个光荣的称号！会战指挥部号召所有参战的职工，都要向铁人王进喜同志学习，学习他高度的阶级觉悟和共产主义风格。”

讲到这里，余秋里带头挥动右臂高呼：“向王铁人学习！”

全场的人都站了起来，跟着他高呼口号。

“向王铁人致敬！”“向王铁人致敬！”

口号声似乎要把会场的房顶掀起来。

会场安静下来后，余秋里接着讲：“我们这里还有孙德福、张云清、景春海等同志，都是这样的人。同志们，铁人来自大会战，大会战需要铁人。有了这样一批人，困难再大，会战也能打上去，也能夺胜利。我们要人人学习铁人王进喜，个个来做铁人，高速度、高水平地拿下大油田。”

会议结束前，几名领导把王进喜抬了起来，绕会场一周。会场上“向铁人学习”“向铁人致敬”的口号声惊天动地。

“五级三结合”大会结束后的第二天，王进喜带队到大庆打的第一口井——萨55井准备开钻。可是，井场的管线还没接通，钻井必需的水无法送到。没有水，就无法开钻。王进喜跑去要水罐车，调度室回答：有好几个队都等着用罐车拉水，你们排队等吧。

王进喜问要等多久，回答是大约得等三天。

王进喜又跑回队里，召集全队的人想办法，最后决定用脸盆端水打井。王进喜说：“这个办法笨点儿，但我们能人拉肩扛安钻机，就不能脸盆端水保开钻？还是那句话，有也上，无也上，创造条件上！”

于是，1205队的全体人马动了起来，找脸盆、借水桶，端的端、挑的挑，从屯子里到萨55井场，拉起了一溜送水的长蛇阵。屯子里的井水用完了，这支队伍又转移到了井场西边的一个大水泡子，王进喜带队凿冰取水。他们的行动感动了当地的百姓，附近的老乡纷纷赶来帮忙。机关干部们也挑担提桶，加入了运水的行列。到了后来，妇女儿童也拿着饭盆、灭火器外壳等来参加运水。

为了提高效率，他们又挖沟引水，把水泡子里的水引到井场，硬是靠这样的办法，备足了钻井所需要的50多吨水，保证了萨55井正常开钻。

看过电影的人，都会记得王进喜和工友们在冰冷刺骨的泥浆中，充当人体搅拌机的镜头。其实，那是1205队搬到杨四屯，去打油田开发试验区的第一口“开山井”时的事。当井打到700多米时，突然遇到了高压气层，只听“轰”的一声巨响，钻机上30多公斤重的方瓦被冲起十几米高，从地底下射出的黑色原油高达20多米，黑雾笼罩了整个井场，那场面非常吓人。王进喜知道必须赶快压井，否则钻机和井架都有下沉的危险。

可是，现场没有用于压井的重晶石粉，王进喜立即命令工人们往泥浆池里倒进黄土和水泥，谁知倒进去的水泥全部沉在了水底，现场又没有搅拌机。怎么办？在万分紧急的时刻，王进喜甩掉棉袄，扔掉拐杖，不顾腿伤，纵身跳进了水泥池，用身体搅拌泥浆队长跳下去了，工人和干部也跟着跳了下去，他们用胳膊和腿充当搅拌机，加大了泥浆比重。经过三个小时的紧张搏斗，井喷终于被压住。这口井保住了，设备保住了，王进喜他们像泥猴儿一样，爬出水池，累瘫在了井场上……

从此，王进喜带队端水开工、奋战井喷的故事开始在大庆流传。

正在筹备召开誓师大会的余秋里，和指挥部的领导研究，作出了一个大胆而有创意的决定：让王进喜披红戴花，骑着高头大马出现在誓师大会上，而且要由他的领导牵马坠镫，要在乐队簇拥下绕场一周。

当有人对领导干部给工人牵马坠镫提出异议时，余秋里说：“我们的干部是干什么的？不是为人民服务吗？干部就应该给这样的工人牵马坠镫！就是要让这样的工人无上荣光，还要让他进主席团，上主席台！”

余秋里这样说，也这样做了。这样的举动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誓师大会上，余秋里又用极为简练的语言讲述了铁人的事迹，号召人们学铁人、做铁人。他说：“王进喜在缺少运输工具，没有起重设备的困难条件下，带领工人创造条件上，硬是肩扛人抬把60多吨重的钻机搞上去，立了起来，胜利钻完一口井。我们就是要学习他这种艰苦奋斗的大无畏精神，学习他绝不被困难压倒而一定要压倒一切困难的英雄气概！”

这让坐在主席台上的王进喜心里很是不安，用他后来的话说：“活是大家干的，我才做了多少呀，就受到这么大的表扬！我算什么铁人呀，才打一口井就受了伤，真是对不起余部长，对不起赵大娘。”

当康世恩代表石油部党组和会战指挥部发布五六月份第一次战役的动员令后，王进喜拖着伤腿，走到主席台前，说出了自己的心声，也说出了广大石油职工的心声：“盼了多少年了，大油田终于找到了。我们一定要创造条件上，快安装，早开钻。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我们要把地球钻穿，让大油海翻个儿，把大金娃娃抱出来！为了把贫油落后帽子摘掉，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1960年7月1日，参加会战的各路大军，踏着激昂的旋律，来到了“万人表彰大会”会场。几十面红旗引导着一支支英雄的队伍，列队走过主席台，接受与会者的隆重检阅和真诚欢呼，他们都是在会战第一个战役中创造了辉煌成绩的战士。走在最前面的就是由孙希廉、田亮德牵马的1205钻井队队长王进喜和指导员孙永臣。

“向先进集体看齐！”“向先进生产者学习！”会场上的气氛极其热烈，锣鼓声、口号声不断。

为了让王进喜这个典型健康成长，余秋里曾经和康世恩说过，响鼓也要重槌敲，对他的要求要更加严格，对他工作中的失误要毫不客气地批评。

会战打响后，在激昂“跃进”的声浪中，出现了只抓进度、忽视质量的问题，钻井事故接连发生了。“五面红旗”之首的1205钻井队把一口很重要的油井打斜了，井的倾斜度超过了规定的3度，达到了5.6度。如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是在老矿区，照样可以完井试油，但在现场指挥的康世恩看来，这是“一粗二松”的老毛病又抬头了，必须严肃对待，坚决纠正。他向余秋里报告了情况，余秋里说：“对这样的事，一定抓住不放！”于是，就有了康世恩在1961年4月19日召开的千余人参加的钻井质量大会上对王进喜的批评。

在这个会上，康世恩指名道姓地叫钻探指挥部的指挥李敬，书记李云，副指挥、总工程师王炳诚站到主席台上，并且要他们把打坏的钻头和打斜的岩芯扛上台来。

会议的气氛紧张起来，康世恩指着三人说：“我前两天就对你们说了，你们不是怕丢人吗？我就让你们在上千人大会上检讨！驴粪蛋子外面光，贴金马桶里面脏。谁不讲质量我就和谁拼命！……钻井战线是油田的生命线，工作质量的好坏，决定油田的命运。党把这个战线交给了你们，这是组织的极大信任。钻井队伍是一支过硬的队伍，指到哪里打到哪里。能不能解决质量问题，主要就看领导。你们把队伍带成了这个样子，对得起谁？”

会场上静得出奇，康世恩的声音显得特别严厉刺耳。恰在这时，王进喜走进会场。

“趴下！赶快趴下！”一名钻工拉拉王进喜的衣角，要他别往前走了。

王进喜一甩手，说：“干啥要趴下？”

钻工手指台上：“康副部长正训他们呢！”

王进喜抬头一看，可不，他的三位领导十分狼狈地站在那里听康世恩批评，便对拉他衣角的人说：“披红戴花的时候，你们推着我往头里走；这回挨批评了，就叫我悄悄趴下当狗熊，我不当这个狗熊！”说完，他迈开大步，走上主席台，学着李敬等三人的样子，并排站在那儿，老老实实地低着头，等待总指挥康世恩的批评。

康世恩看见王进喜，火气一下子更大了，吼道：“我讲过，谁不讲质量我就和谁拼命。你王进喜工作没做好也要批评你。让人痛心的是我们的‘钢铁钻井队’在先进的时候就埋藏下垮台的因素，首先从质量上要垮台了！王进喜啊，干工作不能光有张飞的猛劲。再说张飞也是粗中有细的，该细的地方就得细！”

王进喜直挺挺地站在那里，听着康世恩数落。他没有趴下，康世恩的批评如重槌敲在他的心上。

王进喜毕竟是王进喜，第二天，他就到钻井指挥部诚心诚意地作了检讨，并请求把他们1205队打的那口不合格的井填掉。康世恩当然欢迎这样的态度。于是，王进喜通知各队干部、工人代表都来参加填井。他扛上一袋水泥，走在最前头，人们默默地跟上来。有人说：“填了这口井就给标杆队的队史写下了耻辱的一页。”王进喜说：“没有这一页，队史就是假的。这一页不仅要记在队史上，还要记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要让后人都知道，我们填掉的不仅是一井，还填掉了低水平、老毛病和坏作风。”

这个消息传到余秋里那里，他说：“好！这才是真正的铁人！”

从此，4月19日成了大庆一个很重要的纪念日——质量检查日。每年的这一天，大庆油田乃至整个石油系统都要召开一次质量工作会议，检查质量问题，制订改进措施。

王铁人的名字在全国叫响，是因为1966年2月全国工交工作会议上王进喜的一次报告。

这个报告用康世恩的话说，就是“要讲出思想来，讲出气魄来，讲出个性来”。王进喜用他富有个性的工人语言，钻井队队长所特有的那种手势和没有一点八股味的口气，讲了整整半天。最后，还朗诵了一首自己写的诗。报告过程中，每到精彩处就被热烈的掌声打断。

铁人的报告轰动了京城，驻京各部委、解放军各总部和北京市的许多单位纷纷向石油部提出，请铁人去作报告。余秋里对康世恩说：“这么多人来请，还不得把王进喜给累死。老康，干脆让他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去讲一场吧，大家就都能听到了。”

王进喜应邀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没用稿子讲了一个上午。经过剪辑，连续播了几天。“王铁人”的名字在北京传开了，要求他去作报告的单位更多了。还有人说：“光听到声音了，还没见过王铁人什么模样呢。”

康世恩说：“要见铁人好办，让他到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原名）去讲一次，大家就都看到了。”

王进喜第一次走进了电视台的演播室，用他的话说是“一个玻璃房”。电视台的领导说：“中央领导人讲话一般不超过30分钟，你就也讲30分钟吧。”王进喜拿出一个准备好的大字提纲，给台长看了看，台长说：“行，试试吧。”他坐在聚光灯下，面对着演播室里的观众，讲着讲着就站了起来，观众又是鼓掌又是欢呼，还有人像看京戏一样连连叫好。这时，场外的电话打进来了，有人问：“你们为什么不给铁人预备一条毛巾，让他用袖子擦汗？”——实际上桌上的盘子里有毛巾，铁人根本不知道那是擦汗用的。又过了一会儿，电话再次打进来，说：“你们没听见铁人的嗓子有点儿哑吗？怎么也不给点儿水喝?”……

30分钟的时间马上要到了，台下要求：“继续讲！继续讲！”台长临时决定延长时间，最后一直讲了53分钟。

1970年4月，王进喜到玉门参加石油部召开的全国石油工作会议时，胃病复发，疼痛难忍，不得不离开玉门，到北京进行检查。检查结果很快出来了：胃癌晚期！余秋里感到十分痛惜，他赶到医院，见到了日渐消瘦的铁人。王进喜紧紧握住老部长的手，说：“我一定能战胜病魔，还要为中国石油工业作贡献。”余秋里说：“你是我们的铁人，一定能够战胜病痛的。”

消息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明确指示：要不惜任何代价，采取积极措施，进行治疗。康世恩赶到医院，对主治大夫和专家说：“无论如何，要把铁人治好。你们说吧，要我们怎么办？你们是总指挥，我给你们跑腿。要什么药，找什么人，你们坐镇指挥，我去办。”

1970年11月15日23时42分，英雄的铁人停止了呼吸。此时，余秋里正带领经济工作调查小组在西北进行调研。那天晚上，他和工作组的人正在开会，电话铃声突然响起，他拿起听筒，听到了铁人走了的消息。余秋里的手臂在颤抖，禁不住掉下了眼泪。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后，他才对在场的人说：“铁人走了。铁人怎么能走呢？”

会议开不成了，余秋里对在座的人讲起了他和王进喜的相遇、相识和相知，讲起了他们一起在萨尔图摸爬滚打的日子，讲起了王铁人的名字是怎么来的……

这天晚上的会议，变成了对王进喜的追思会，也是余秋里主持的会议中唯一一次没有按照议程开下去的会。与会者后来都回忆说，他们感受到了一位高级领导人和一位普通工人间的真挚情谊。

宋馥李《独臂部长余秋里》《国企》2013-10-05期刊

董保存 狄敏《余秋里与“大庆标杆”王进喜》《党史博览》2014-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