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央下达有关文件后，我不止一次到北京九中党支部去要求复查改正我的右派问题，得到的回答总是“请稍候”，“已报上去了，请再等几天！”那时候我忙于申诉“被俘变节”问题，心想：“这么多年都过来了，等几天就等几天吧！”但到了1979年底，我得知原北京九中的右派分子已先后得到改正，只剩下我的问题还被悬挂着！我不能再等了。我去九中找到新来的刘书记，希望确知是什么原因我的改正问题落实不了！刘书记是从文革中艰难地熬过来的正直的共产党员。

他说：“我研究了你的档案材料，主要问题是那个：党群矛盾若激化就可能转化为对抗性矛盾，人民就可能起来推翻共产党的言论，有人对这个论点看得很重，认为这绝对是右派言论。好在你的档案中并无群众的揭发检举材料，我建议你再写一个申请书，承认自己有错误观点，但那只是在党支部向组织上汇报思想时提出的，并未在群众中散布过，按照中央政策规定不能算作右派言论，要求落实改正右派政策。”

他见我低头不语，又说：“ 老张，关于你的情况我听说了，你是个老同志，你能理解有些事常常是要拐个弯才能达到目的，何况有的人还一定要有个台阶才肯下来，你说呢！”

我为刘书记的恳切态度和用心良苦所感动！两天后我就按照他的劝告送去了再次请求落实我的右派改正问题的“申请书”。

我一边写这个“申请书”一边想：“所谓左和右完全是相对而言，就看你把标杆定位在哪里！若将标尺定在极左的位置上，一切正常的都必然要成为右”的了！又想：“千百年来多少志士仁人一直在探索社会发展方向和道路，有各种观点并不奇怪也毫不可怕，可怕的是如果有的人认为只有自己绝对正确，绝对革命而他们又处在制定政策、掌握别人甚至国家民族命运的位置上，再加上又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制约这种以个人主观意志来左右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个人的命运的危险，那就必然迟早要给这个国家，地区、部门或个人带来灾难！反过来人们为了保护自己不陷于灾难，又必然或放弃或掩饰自己与其不同的观点，若有人不只想消极地躲避灾难而是还希望改善自己处境，那就只有随声附和甚至摇旗呐喊，形成一种争相竞赛谁最拥护那个掌权者，谁就最革命的局面，同时又必然会有人极力找出甚至创造出‘对立面’来做陪衬、当靶子，以证明其忠心和正确！而在多数人认清这一切，有了基本的个人民主权利的觉醒之前，是无法找到我们所希望的那种能制约个人说了算的强大力量的。这才是真正的悲剧所在！”

这样一想，我也就谅解那些坚持不肯给我改正的当权者了：“一定要他们承认自己完全做错了，也太为难他们了！”最后我对自己说。

1980年 3月15日，我得到石景山区落实政策办公室的正式通知！改正我的右派问题，工资恢复到原中教七级即每月70元，我的工资当时为69元，因而从下月起增加一元工资。还告诉我档案中的有关材料将统一封存在“ 文书档案库”里，这使我因为右派得到改正本来十分高兴十分感激的情绪低落了不少！我原以为那些“ 检举材料”、“ 交代材料”、“ 思想改造汇报”将交还我本人或当众付之一炬呢！因此便想：“是否那些整人的头头是要以此警告我们这些“ 改正右派们”不许你们翘尾巴，否则就秋后算帐呢？”

我的一些亲朋好友知道我得到改正的喜讯，在表示祝贺之后，又为我未能补发从取消工资到恢复工资这22年中所少给的近万元工资而愤愤不平，我总是笑着说：“ 咱们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确实，我内心认为能恢复我的政治名誉就很不错了，何况那时国家刚从十年浩劫中缓过气来，百废待兴呢！而且对我来说“ 政治名誉”也只恢复了一半，我还得为’‘另一半”奔走。

1980年７月赵政委从本溪回山西老家，路过北京，我陪他去总政保卫部了解对我的落实政策的进展情况，保卫部的Ｓ干事热情地接见了我们，告诉政委他们已经向中央呈送了一份为我们落实政策的文件送审稿，并附了一个上报中央的较为详尽的调查报告。在我们的请求下，他对我们介绍了那个调查报告的基本内容：

（ １）肯定我们的被俘情节并非右倾怕死更非叛变投敌。

（ ２）肯定我们在战俘集中营跟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争取回归祖国的斗 争。

（ ３）肯定原东北军区归管处对我们的审查结论与组织处理偏差甚大。

（ ４）肯定因此给我们及亲属子女带来了严重后果。

（ ５）肯定对我们的被俘历史问题进行复查处理的必要性。

我们听了十分高兴，再三对他表示感谢，他说：“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们一个调查组做了一年多的调研工作，其中也包括阅读、整理、核实你们送来的那么多申诉材料。”他送我们下楼时说，估计两三个月内能发布一个为你们落实政策的文件。

1980年10月中旬，我的一位清华校友打电话叫我立即去他任党委书记的那个单位去见他，说有好消息！我赶去，他正在办公室等着我，见我进去，指着在沙发前茶几上放的那份红头文件说：“ 泽石，你们苦苦盼了多少年的中央文件下来了，快看吧！”

我大步跨过去，捧起了那即将改变我们6000人以及我们数万名亲属子女命运的几张薄薄的１６开纸！在台头正中是六个红色大字：“ 中共中央文件”，右上角印着（ 秘密）字样，左侧是“ 中发（ 1980）74号”几个字。

题目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总政治部《 关于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问题的复查处理意见》

前文是：“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共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各人民团体党委：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同意总政治部《关于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问题的复查处理意见》现批转给你们，望照此执行。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

1980.9.27

（ 此件发至县团级）

文件正文第一段是：

总政治部关于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问题的复查处理意见。

抗美援朝战争停战协定签订后，志愿军被遣返的归来人员6064人，这批归来人员，除极少数战场投敌以外，绝大多数是因负伤、生病或其他原因失去战斗力而被俘的。在被俘期间，由于美蒋特务的残酷迫害，有些人曾犯有不同程度的错误，但他们始终心向祖国，在一些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组织领导下，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争取遣返，回到了祖国。1964年对他们在被俘期间的表现，进行了严格的审查，情况基本查清，但在结论处理中，由于对他们的问题具体分析不够，看得过重，因而定性偏高，处理偏严，“文化大 命中 ”，在 林彪、“四人帮 ”极左路线的影响下，其中一些人，又被加上了“叛徒”“特务”等罪名，遭受打击迫害，有的被迫害致死，或被打伤致残，亲属子女受到株连，造成了严重后果。

近年来归俘人员不断申诉，要求对他们的问题进行复查。为了调动积极因素，促进安定团结，同心同德进行四化建设，对这批被俘归来人员的问题，认真进行复查，是非常必要的。根据中央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宜粗不宜细和适当从宽的精神，现将有关政策问题和复查办法，提出如下意见：……

当我读到：“但他们始终心向祖国，在一些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组织领导下，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争取遣返回到了祖国”这里时我一下仰靠在沙发背上，用文件掩住了脸，泪水泪泪而下：“ 啊，祖国！您终于承认我们是您的忠实儿女了！我的生死与共的难友们，咱们的苦难快结束了！我的骨埋异国的烈士们，您们听到祖国的召唤了吗？魂兮归来吧！……

我感触到老校友将一杯茶水默默地塞进了我手里，我坐直了，对他点头致谢，放下文件，掏出手绢擦干泪水一气读完了文件全文，它提出的“ 有关政策”分三个方面；关于党藉处理问题、关于军籍处理问题、关于安置问题。总的精神是只要不是敌人派遣回来的特务，只要在集中营里没有严重变节行为，党藉军藉都应予恢复。我从中感受到这次党中央确实对我们在集中营所受的残酷迫害有了深切的理解。对我们所进行的坚决斗争是真真相信了！

尽管文件中没有“ 彻底平反”几个字，实际上是为我们恢复名誉，为我们从此应该享有的做人的尊严、公民的权利、复员军人的待遇都做出了明确规定！在安置问题上，文件也根据当时条件，提出了可能实现的一些规定，文件在最后明确规定了以各级政府的武装部门为主，在民政、组织部门配合下组成复查工作组，负责对本地区的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进行复查处理、落实文件所规定的政策。

等我读完，放下文件，我的老校友笑着问我：“ 怎么样，这个文件？”

我说：“ 太好了，我的难友们知道了该多高兴！我能抄一份让他们早一点读到这个盼望已久的文件么？”

他看了一下表说：“你抓紧抄，下班前我能送回机要室即可”，他递给我纸笔，打开里屋门将我让进他的休息室，关起门来。

我便用最快速度抄完了文件，回家后连夜复写了几份，向鞍山、太原、成都、武汉、等地的难友各寄去一份，请他们尽快转抄寄给本地区的难友们，我特别向吴成德、赵佐端、孙振冠、几位老领导以及在抚顺乡下的郭乃坚单独寄去一份！

我在给老郭的信中说：“ 老哥，咱可熬出头了！中央发布文件为我们平反了！”

我是多么希望他们能早一分钟和我分享这个巨大的欢乐啊！

不久，我就接到难友们充满激情的回信，信中说：“这回是拨开迷雾见青天了！”、“没想到咱还能活到这一天，死也瞑目了”！郭乃坚在信中说：他把文件念给家人听了后，全家抱头痛哭……

从1980年10月起，各地即开始执行74号文件，任务是对6064名志军被俘归来人员在26年之前所做的政治结论与组织处理，逐个进行复查改正！而这6000多人现在哪里？总政将东北军区政治部保存的原“ 归管处”的原始档案全部调来，发现已有丢失，只查到4000余人的名册，再将原来按处理类型分类登记的名册重新按籍贯分类登记，发现这4000多人当时返回原藉后已分布在除台湾、西藏外全国所有的省市自治区。

尚不知这26年中他们的迁移情况。总政只能将现有的、按原登记的藉贯分类的名册下发各大军区，再经省军区，军分区下达到各县武装部，要求各武装部负责按名单、地址主动查找本县志愿军归俘进行复查处理。

到了1981年春，只有少数地区的难友们来信说该县武装部主动找到他们复查落实了政策，我们那时能联系上的难友不过数百人。

为了配合中央落实我们的政策，我们写信请各地难友尽可能转告自己能够联系上的难友，特别是许多已经离乡背井去外地谋生的难友，主动到本地武装部、民政局和县委组织部去申请落实74号文件政策，有的地区主管部门确实相当热情地给我们的难友落实了政策，可惜这样的地方不多，大多数地方的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员不主动、不热情，甚至厌烦我们的人去一次次找他们，其中有的是由于不了解情况，更多的是思想上抵触。

四川一位难友来信请我转告总政，该县武装部长竟斥责他说：“你在战场上当了俘虏不知羞耻，还有脸来要求给你恢复什么名誉！”；有的难友来信反映由于他们在公安部门的个人档案找不到了，武装部不给复查；有的难友来信说虽然恢复了军籍，却不能解决因被俘历史问题在文革中被开除了的公职；有的战友们来信要我向总政反映情况，请求总政指示有关地区武装部门解决问题；有的难友则又前来北京上访，我只好领他们去总政信访室，取得一封建议当地武装部门认真复查的公函回去。

有一次一位难友到我们学校来找我，由于穿得破烂，被门房拦在外面等了半天，直到我开完会门房才通知我出去和他见面，他说：“ 我以为你当了大官不愿见我们了！”弄得我很难过！我太了解他们的心情了！

总政在1982年、1983年又陆继向各省军区、军分区武装部发布了第54号和13号补充文件，强调了落实74号文件的重要性，前者补充了有关按1954年标准补发复员转业金和医疗补助金的办法。后者是和中央民政部联合下发的，要求各省组成检查组对74号文件落实情况进行一次巡回检查，以推动各地落实政策，但有的边远地区仍鞭长莫及，这使我深感落实我们的政策，有各种具体的实际的困难，更有人们对战俘问题在思想上和观念上有阻力

我终于恢复了军籍、党籍自我改正了右派问题后，学校领导立即任命我担任理化生教研组的组长，要我好好抓一下这几门课的教学质量。74号文件发布后，我请求校党支部出个公函，介绍我去武装部落实政策，Ｙ书记痛快地答应了，还亲自向他的老朋友武装部长去了电话请予关注，区武装部很热情地接待了我，随即到学校去查了我的档案，根据我的申诉和提出的证明人，对我在集中营的表现进行了函调，不到两个月就做出了复查结论和恢复我的军籍、党籍的决定，但报到北京卫戌区进行审批却花了近一年时间。理由是要等到北京地区各武装部将本市共20余人的复查材料都送上来后一起进行审批，尽管我不只一次邀集了我们常来往的五位难友一起去卫戌区 上访，没想到就在“ 天子脚下”申冤也这么难！

后来还是请在总政的老上级给卫戌区的Ｈ政委打了招呼，才分批地将我们的复查结论审批下来。

1981年底，根据北京卫戌区的正式批文，恢复我从1947年开始的中国共产党员的党龄，恢复我从1949年参军时起的全部军龄。

石景山区武装部换发了我的复员军人证书，补发了380元复员补助及医疗补助金。中共石景山区委组织部给我校党支部下达文件，宣布恢复我的中断了整整30年的中国共产党党籍！

学校党支部召开了支部大会，欢迎我“归队”。会上支部书记和同志们讲了很多安慰与勉励的话，我不知为什么到了这时候反而不怎么激动了，像是一个饿过了劲的人，一下见到食物反而失去胃口一样！而且当时在我心里真是百感交集，不知说什么好了！

1980年春，我从“ 右派、叛徒泥潭”中挣扎着爬上岸时，已经51岁了！我站在岸上回顾逝去的大半生岁月，悲哀地发现自己不知究竟该算什么人？

算“ 革命者”？谁能承认你这个被驱逐出党并被控制使用20多年的人是个革命者！算“ 人民教师”？我从教25年来真正站在讲台上还不到10年！我环顾四周，那校舍，几乎每个教室都留有我挨批斗的身影，那操场还有把我拖在地上被毒打后留下的血迹，这一切常将我带回梦魇般的过去！要开始新生活，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调离那所中学！除非我真不再想干点什么去追回我失去的青春年华！

“ 老张，你该做到在哪儿跌倒就从哪儿爬起来！”当我向校领导提出调动的要求时，得到的竟是这样的回答！

“ 不，树挪死，人挪活，我该挪动一下了！”我心里这么说。我并不怪那位Ｃ书记，我知道在她眼里我既是一个受学生欢迎的“ 教书匠”，更是她手中十分好使的价廉物美的工具！何况希望她这种“人上人”能理解我的感情和愿望也太天真了！

我到区文教局人事科提出我的调动要求，回答是局里必需尊重学校的意见，对我的要求不予考虑！那位人事干部还“耐心地”劝我学习雷锋同志的“ 甘当螺丝钉”的精神。意思是要我一辈子“ 拧”在那所学校别动了！他没有料想到这样一劝起了反效果！我心想“ 我已经当了大半辈子‘螺丝钉’该换着当个‘齿轮’了！”

正好英文版的《 中国日报》在《 人民日报》上刊登招聘记者的广告，条件是必须持单位介绍信并通过英文考试。广告上宣称一旦考上，将由《 人民日报社》负责调动，这真是个好机会，我偷着去报名时，对向我要单位的介绍信的接待人坦率地谈了我的真实情况，那位年青的女同志十分同情我，让我填了报名表，交了相片，领了准考证，对我说：“ 您先参加考试再说！”看看周围没人，又悄悄补充说：“ 您回去准备一份英文的自我介绍”。

考试那天，几个教室都坐满了人，至少有200左右，据说只收20名，我看大都是年轻人，有几个跟我年龄相仿的都带着英文打字机直接往卷子上打，我一看那个熟练劲儿就感到竞争不过他们。但我仍努力去答卷，幸好考题主要是写一篇自传体的英语作文，我事先有些准备，考完试自我感觉良好，10天后我接到通知要我去一趟人民日报社。

一位年龄比我还大些的长者对我说：“ 你通过我们的考试了，只是你已年过半百，我们的记者要经常在国外跑，十分辛苦。我们想推荐您去外文出版局的编辑研究办公室，任务是研究外国报刊的组稿与编辑方法，如果您愿意，您就拿我的推荐信直接去找他们的局长，我已经跟他打过招呼了。”我当即表示同意并感谢他的关照。

我到了外文出版局见了那位面貌慈样的局长，交谈后局长很愉快地说他将尽快亲自去一趟石景山办理我的调动手续。两天后一辆黑色伏尔加小轿车开进了我们学校大门，我正好没课，见局长和一位年青人一起进了党支部办公室，我满怀期待地等着我们的人事干部来叫我去谈调动之事，没想等了半天只见局长神情黯然地由他的年轻部下陪着从楼里出来向小汽车走去，我急忙迎出去向他问好！

他一见我就摇头说：“ 你们文教局领导要我们直接来找你的支部书记商量你的调动问题，而你们的Ｃ书记态度十分坚决就是不放你，我们先回去想想其它办法，你再耐心等一等吧！”我看着他的小轿车向回城的方向开走了，感到我的“ 人挪活”的希望也随之消失了……

我当然没有死心，过了几个月，经北京市科委的一位朋友介绍，我又去中国科协主办的“ 中国古代科技成果巡回展览团”筹建处求职，接待我的年轻人在知道我读过清华大学物理系，又当过英语翻译，还会一些俄语、朝语之后，兴奋地将他的领导请来跟我见面，我没有隐瞒自己被俘历史问题，但告诉他们即将有文件下来为我们平反，我的党籍也将恢复，他们听了说：“那就好了，我们这个团主要是到国外去展览，对工作人员的政治条件要求相当严。但我们确实很需要又懂科技又会英语的专家！只要有文件下来，我们就立即去调您”。

一个多月后，我揣着中央74号文件抄件去“ 筹建处”，他们一见我就说：“ 您来了正好，我们已经见到为你们平反的中央文件，我们这就去活动将将您调来，看来咱们得双方使劲，你最好先找找你们区文教局的领导并做好学校支部的工作，我们想法从北京市教育局做工作”！

我回家跟Ｅ一起去了区文教局一位副局长家，求他帮忙，他表示同情，愿意试着做些工作！但他说：“区里正在抓教学质量，我担心区里不会放走像你这样的老教师！”我心中暗暗叫苦：“我干吗要那么玩命教书啊！”

回到学校，我硬着头皮找了Ｃ书记，谈了我想去参加我国古代科技成果向国外介绍的意义重大的工作的愿望，请求她放了我。她说：“老张，我们对你不薄，你干吗总是要走？我们正打算等你党籍一恢复就提拔你当教导主任！”

我一下按捺不住地回答她：“就是让我当校长，我也要走！”

这一下可坏了事，她勃然作色道：“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除非我不当这个书记！”

我站起来冲出门去，脑子里出现了我当年演的杨白劳被强拉着在“ 卖身文书”上盖手印的情景！

……

1981年春，机会终于来了。区里成立了“ 成人教育局”打算办一所职工大学，而“ 成人教育局”的正副局长恰好是先后担任过五里坨中学校长的老Ｙ和老Ｋ同志，我去向他们表达了我愿当他们的“马前卒”的愿望。

Ｙ局长说：“ 你来，来筹建职工大学，先当教务长，办好了，一年后当副校长！”这一次是区长办公会议正式做出决定，调我担任“石景山区职工大学教务长！”

当区委文教卫生部找我谈话时，书记追到区委大楼的楼道里拉住我说：“ 老张，你别走，文教局已经同意任命你当我们学校的校长了，回学校去吧！”

我见她确实态度诚恳，我也心软了，我说：“ Ｃ书记，您只要想一想今天我还是个挨过整的老师，明天忽然当上了大家的校长，要大家听从我的指挥，确实太难办了，我谢谢您的挽留！真谢谢了！”她终于松开了手。

我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筹建职工大学的工作：先到兄弟区县的职工大学去学习办学经验；再调查本地区社会需求，决定先开办中文、英文、商经和工业民用建筑四个专业，一面准备招新生；一面根据成人和业余特点制定好教学计划，然后到各名牌大学找我的老校友给我推荐聘请教授；又从本区选调人员成立教务处，总务处。还有租借校舍，向区里申请一辆接送教授来兼课的小汽车等等，真是忙得不亦乐乎！

我太了解在文革十年中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中青年人对文化知识的需要，对大专文凭的渴求！像我的儿子在下乡插队三年后考上正规大学的究竟太少了！那时我让儿子和我一起从家里来回坐三个钟头车到我教书的学校上中学，为的是看着他好好念书，插队时我要他带着课本下去，还给他装了个收音机来收听英语讲座。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让他给生产队长送厚礼，请了半年“ 病”假回家复习功课，由我买了个小黑板挂在墙上给他补习数理化、外语，那时胡同里跟他差不多大的孩子、我老战友的孩子，甚至在山西的我大哥的女儿都来听我的高考补习课，我家墙壁上贴满了数理化公式、英语句型和不规则动词表等等。

儿子也知道他爸没权没势，不株连他就算万幸，根本没法给他走后门找工作，拿出了“ 头悬梁、锥刺股”的劲头，才考上了大学。因而我对我的职工大学学生要求是很严的。希望他们珍惜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多学些真本事，不能只想混个文凭了事！

这年年底，成人教育局分给我一套两居室的单元房，我和妻子好高兴！我们总算有了自己独立的家了，结束了25年挤住在岳父家的日子。

我们搬进新居那天，屋里空空荡荡、只有几样旧家具，我拥抱着Ｅ说：“ 实在对不起，儿女都这么大了才让你住上结婚新房！”她亲了我一下说：“ 这已经太好了，我原打算跟你住一辈子茅草屋呢“！

但当学校走上正轨之后，区里派来了一位军官夫人担任职工大学的校长兼书记，掌握全部人财物大权，我要用车去请教授都需向她请示，教学上的安排也常受她的不合理干预，我愈来愈感到蹩扭，我意识到区里是只想使用我而并不信任我，我在他们眼里可能仍然是个“ 改正右派“ 、“ 异已分子”吧！

大学办到第三年，生员愈来愈少，经费也愈来愈困难，我决心离开这个区，到市里去做科技开拓方面的工作，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市科学技术协会的副主席都是我清华大学地下党老战友，他们十分同情我的遭遇，他们说：“ 谁先把你调出来，你就上谁那儿去工作”。我于是向区里交了请调报告。

市委组织部来人跟区委组织部商量，要把张泽石调到市里工作。区里不同意，说除非市里给派一名职工大学副校长来顶替他。我又托老校友向市委组织部长反映情况，市里又多次来电话，来人催促区里放人，区委组织部长找到我动员我留下来，当然说了不少表扬我的话，最后我只好找到区委书记呈述我的要求，区委书记有些不愉快地说：“ 走吧，咱这庙太小了！……”我心想：“ 我并不是什么‘大和尚’，我只是不愿在这个“ 庙”里做恶梦罢了！”

就这样，1984年春我到了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工作，一直到1988夏年我离休为止。

原来说好是调我去当科技干部进修学院院长，后来遇到竞争者，因我的老友乃非实权派而改调我去一个部门担任“ 国际智力开发部经理”。我倒是很愉快，反过来劝我的老友不必为我未能提升“ 正处级”而抱歉！我那时是副处级，并不清楚半级之差有什么关系。

我这个“经理”上任后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到深圳去办“全国中小企业厂长培训班”。那个培训班是我们和香港一些企业界朋友合作，重点向国内的中小企业厂长经理们介绍香港的现代企业管理经验，同时也组织学员们参观深圳的“三资”企业，特别是了解在特区实行的经济体制改革试点经验，这些对一般乡镇、街道以及边远地区的中小企业厂长经理已有很大吸引力，更何况还要组织学员们到沙头角参观“ 中英街”以及到珠海游览并坐船绕澳门一周！因而向我的这个培训班报名进修的学员相当踊跃，并为我所属的那个部门“ 创收”不少！

我作为培训班负责人，从向国家科委“ 国外智力引进办公室”申请外汇额度开始，到招生、去深圳找合作伙伴、租用办班的场地、筹备学员的食宿，到聘请和接待香港来的讲课教师、安排教学内容及联系参观游览等全由我亲自去跑，我们那位部长只给我一两个轮换助手，我的工作非常辛苦，但我却有一种“ 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感觉！

我难忘第一次坐上飞广州的波音７０７直插兰天时的心情，那种腾云驾雾的感觉，那变小了的山峦河流，阡陌田畴，对比那浩瀚深邃的穹宇，地球并不怎么大嘛！我难忘第一次到达广州的情景，那我少年时就景仰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的庄严沉静和白天鹅宾馆的华丽喧闹对比是如此强烈，历史似乎一下就迈过了一个世纪！

我更难忘第一次在深圳参观渔民村的感受，那绝对乡土味的小洋楼、楼上楼下每间房里的大彩电、大冰箱跟观士音财神爷的小塑像并立在一起，使我十分惊讶于现代科技竟然能与古代思维如此和平共处！

从1984年初夏到1985年深秋，我在深圳共办了五期培训班，既培训了上千名学员也培训了我自己。我跟学员们一起听香港老师讲现代企业管理知识，一起听深圳有关领导介绍在深圳进行的经济改革试验，一起去参观活跃在深圳的三资企业。

我第一次懂得了什么叫“ 市场经济”，开始认识到“ 商品”，作为市场经济的物质基础，它所内含的呼唤科学技术和民主自由的不可抗拒的物质动力，它在人类社会进步中的巨大作用！也看见了中央实行改革开放的初步成果，从而理解了在我们国家正在发生着的深刻的历史性变化。

这使我极为欣喜！我感到了那个曾经给我们民族和我自己带来深重灾难的几千年的封建传统势力，这一次是真正受到了强有力的、从根本上的冲击！这才是我们国家的希望之所在。为了这一切的到来，我和我的同胞已经付出了多么惨重的代价！

当然，在我脑子里也产生了一系列的关于经济、政治体制方面的问题。它推动我去学习、思考。我于是经常和香港来的老师们探讨。后来，我这个来自北京的“ 老党员、老革命、老干部”竟然跟从香港请来讲课的“ 资本家”、“ 白领先生”真的交上了朋友！原来我们从相互陌生好奇、谨慎客气相处，到互相理解、建立友情，并不像我想像的那么艰难，也未花多少时间。后来甚至觉得跟他们在一起，比跟我的同事们在一起更轻松些。

他们大都是从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留学回来的、在大公司受聘当高级管理人员或自己办实业的中青年知识分子。有知识和爱国是我们之间的基本共同点，从这个共同点出发，我们都对国家的发展和前途、对香港的未来十分关心，并都愿意为祖国的富强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有时他们下班后单身从香港过来住一晚上，以便从容地在第二天 早上讲课。

我们便住在同一间客房里谈得很晚，在坦率的交谈中自然会出现争论，特别是涉及到何种社会制度更好、更合理这种问题之时。“ 对你们在经营管理上的精明和高效率，我是十分 欣赏甚至钦佩的，但对你们香港的‘拜金主义’、贫富悬殊、红灯区、黑社会，我绝对无法接受”有一次我直率地对一位姓陈的香港老师说，这也是我那时的根本想法。

“ 事实上，企业管理上的高效率，经营上的高效益，不单纯是个经济学和管理学的问题，就拿我讲的《 质量管理》这门课来说，我担心咱们培训班的厂长们把我教的方法带回去，不一定就能保证他的工人会生产出高品质的产品来！这里还有个为谁干活的问题！‘拜金主义’如果指的是对物质享受的追求，是否就绝对坏？香港的贫富悬殊、红灯区、黑社会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希望您能去实地考察一下！”

我请的那位讲师、留学英国的经济学硕士陈先生这样回答我，他随即热情地正式邀请我们去香港考察。

1985年５月20日由我们培训班的领导人、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组成的三人考察组，从深圳过罗湖桥坐电车到香港，我们此行的主要任务是对培训班学员能否去香港参观、实习的问题进行调查、联系。但我给自己又加了一个任务：好好观察一下香港这个“ 现代资本主义的橱窗”我还有一个任务是、当 好 考察组的英语翻译，我们都不会广东话，再不会英语，在香港就行动困难了！

陈先生首先带领我们参观了他在那里担任高级职员的香港地铁公司，使我们较细致地了解了这个世界上著名的能够赢利的地铁公司的精密、严格、高度自动化管理作业；参观了他的母校香港理工大学。那完善、精良的教学实验设备，图书自动借阅管理，学生的勤奋，校园的整洁给我很深的印象！香港中文大学又是另一种风格，整个学校是一座大花园，不同建筑风格的各教学楼及教职工学生宿舍，沿山坡建于绿树红花之中。

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和教书都是令人羡慕的，陪我们参观的主人是该校的图书管理人员，他开上自己新买的小轿车送我们来往于校园中，我问他的月薪是多少，他笑笑说：“ 不多！我买这辆新车整整花了我三个月的工资！”我心想：“ 老天，何时我们国内的大学教师才能享受到这种待遇呢！”

我们还去参观了几家中小企业，有一家生产超微型收音机的小厂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整个厂只有一间教室那么大的一个车间，30名工人在两条生产线上紧张地工作着，老板夫妻两个承担了全厂人财物、产供销的管理，既无党政工团的组织也不需会议室、仓库、食堂等设施，其生产效率之高和经济效益之好是当时国内一般企业难以达到的！那是香港的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各种配套服务发展完善的结果。

我问厂长：“ 你的产品需要那么多零部件和消耗材料，日产量又高，没有库房怎么成？”

老板说：“ 电料商行每天定时根据我的订单用小车将零部件送到我的厂门口，我拿来就上生产线！我自己的产品有运输公司根据我的要求定时取货送给我的买主！”能这么办厂，真令我这个当年的校办工厂厂长非常羡慕！

香港这么人口密集而交通却相当顺畅，街道卫生等城市管理也都表现了依靠法制与科技的相当高的现代化管理水平。朋友们还陪我们参观了著名的海洋公园，在高大玻璃房里游动着的那些五光十色的海洋生物真让我大开眼界，叹为观止 ！

一次，陈先生在计程车里用英语问我：“你想去看蓝色电影么 ？

我估计他是因为在座的我们考察组的组长是位女士，才用英语和我交谈，我惊奇地用英语反问他：“ 蓝色电影是什么意思？”他答：“ 就是你们国内说的黄色电影！”我吃惊地问：“ 在香港可以随便看这种电影？”

“ 也不是随便看，而是在指定时间、指定地点放映，并且是禁止未成年人看的！”

太 可怕 了，谢谢了，我不看

他看看我已经涨红的脸，表示理解地笑了笑！过一会儿，我忍不住用英语问他：“ 香港的红灯区也是公开的么？”

“ 岂止公开而且严格管理，妓女必须定期检查身体！并受到人身保护，还必须向当局纳税。”

“ 难以想像！”我脱口而出。

“ 英美等许多国家都采取类似做法，从社会学观点看，它可能还有助于社会安定呢！”

这次我没有立即反驳他，而是感到他说的有一定道理！只是我得好好想一想！后来我立即把我们在汽车里的英语交谈汇报给了我的组长，她正色道：“ 香港这个花花世界不是我们久留之地！”

虽然我们在香港只住了八天，所到之处又都只是走马看花，她总体的繁荣、富裕还是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她以全方位的开放吸收着世界各地的商品、资金、技术，以高度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促进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这确实增强了我对自己国家改革开放的信心，我还从我所接触到的香港朋友们的爱国热情和知识素养中，感到这颗“ 大不列颠女王皇冠上璀璨的宝石”在回归祖国怀抱后将变得更加光彩夺目！

那时我感到遗憾的是香港的文化生活还比较贫乏，文化氛围中的商业味、殖民味也较浓，但我也深信：她在1997年回祖国之后，当强大的中华文化之流从祖国本土源源不断地灌溉她那被荒芜了的田园时，在这块南疆的绿洲上，定将开放出美丽的文学艺术之花！

我在香港还去拜访了我在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时期的老战友、祖籍汕头的泰国华侨谢德民。他在1957年担任四川大学数学系党支书时，因反对在他的系里打右派，自己便被打成了右派轰回老家！后被允许回泰国，又从泰国到香港来经商1980年他忽然接到国内通知，改正他的右派错案。

“ 没想到还给我补发了700元人民币慰问金！”他笑着对我说。我羡慕地打他一拳：“ 你比我强得多嘛！我可是一分钱也没补呢。”他看我穿得太厚，硬要陪我去买一套薄呢西服，又送我一台电冰箱，在香港交费北京取货。我实在无法拒绝他的战友深情！

在离开香港之前，陈先生陪我们去逛了“ 女人街”，我买了一些价廉物美的服装，带给我的老伴、女儿和儿媳。心里想着她们即将眉开眼笑地试穿这些漂亮衣服的样子，更觉不虚此行了！

我们在澳门住了两天后经由拱北海关进入珠海回国。那澳门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香港的繁荣，市政主要靠以娱乐为主的服务业收入。我们去参观的那座远东最大的赌宫，其规模和赌注金额之大都令人咋舌！在赛马场的楼上，我们去看了“租用“”应召女郎”的“ 舞厅”。女孩子们花枝招展地坐在玻璃房内的台阶上，挂着牌号任你挑选。

一位女“经理”热情地上来问我们想要第几号姑娘？吓得我们赶快退了出来，领我们参观的朋友介绍：“一边坐的是泰国姑娘，另一边则是从内地跑来的‘大陆妹’”。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这是贫穷给我的同胞造成的悲剧！

从港澳回来，更加明确了我内心的一个想法：我要追回的不是已失去的青春年华，那是一去不能复返了！我要追回的是我少年时曾经有过的理想和抱负：用我自己的奋斗去使这个世界多一点光明，少一些黑暗，多一点欢乐，少一些苦难！

2000年6月 ，张泽石夫妇于张家界

资料来源：

《我的朝鲜战争一个志愿军战俘的自述》张泽石 著

北京：时事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