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远程考古学大师黄河清先生主编的巨著《欧洲文明史察疑》中，第九篇安排的是意犹未尽的二炮诸玄识、郝晓彤的文章《欧洲经济学的中国源头——重商主义、重农主义概念辨析》。

打开《欧洲文明史察疑》的正确方式

诸玄识大师极度的夸赞魁奈，称他为“欧洲的孔子”，“这位欧洲历史上第一位‘经济学家’”。玄识大师还引用马克思的话，说：“马克思说他‘是法国的第一个经济学家，魁奈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他在《经济表》中概括地叙述了这门科学。”接着玄识大师又说：“欧洲第一部经济学著作《经济表》受儒家常说的影响”，大约感觉不妥，没有改，却在下面直接写到：“魁奈的《经济表》是欧洲经济学的第一部真正文献。”

——于是魁奈，从马克思口中的“法国的第一个经济学家”，变成了玄识大师口中的“欧洲历史上第一位‘经济学家’”；又将“欧洲经济学的第一部真正文献”，变成了“欧洲第一部经济学著作”。玄识大师就这样毫无边际感的在不同内涵的概念之间自由穿梭。

玄识大师不会告诉我们的是马克思是这样评价威廉·配第的——“政治经济学之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统计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同时，玄识大师也不会告诉我们，威廉·配第的代表作是《赋税论》，这部著作发表于1662年，比魁奈1758年发表的《经济表》要早96年。为什么玄识大师只字不提威廉·配第呢？显然，早在1662年，英语的水平还不足让威廉·配第完成一本140多页8万多字的“复杂的理论著作”。

玄识大师说：“亚当·斯密描绘历史中国的经济已‘固定’（stationary），并非指‘停滞不前’（stagnation），而是指达到了其地理和人口限度的最佳状态（optimum size）。亚当·斯密把经济发展分为‘自然的’（和谐性）和‘非自然’（突破性）。中国走的是自然的市场经济道路，劳动密集型发展，旨在改善民生。”

——亚当·斯密（1723-1790），当他的《国富论》发表时是1776年。这一年是乾隆41年，是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一年。玄识大师居然认为：这时候的中国“走的是市场经济道路”，“旨在改善民生”？看来，在玄识大师那里，清乾隆时代，算得上是一个人人有衣穿，人人有饭吃，有田同耕，有福同享的“大同”社会啦。

最后，玄识大师给出了结论：“重商主义并不是什么经济概念，而是一套暴力抢夺、强买强卖，炮舰主义的强盗逻辑。”——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里说：“现代经济学家不断与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作斗争，这多半是因为这种主义粗野而坦率地吐露了资产阶级生产的秘密：资产阶级生产受交换价值的支配。”原来，马克思时代的经济学家一直在同一种强盗逻辑作斗争啊。

欧洲当代政治经济学的创始——子丘先生

最后我们还是要问玄识大师一个问题：列宁曾经评价马克思主义是“一块整钢”，而其中的三大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那么玄识大师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的儒家思想之间，有什么样的传承关系呢？

干脆点说：孔子，是马克思的老师么？——真不知道，究竟是孔子被庸俗化了，还是马克思被庸俗化了，亦或是诸玄识大师被庸俗化了。反正读了诸玄识大师的文章，我觉得自己被庸俗化了。